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歐新黔12日在廣州“中法小企業高峰論壇”上表示，要合理調減中小企業稅負，促進民間投資增長。

　　在減稅負這一老大難問題上，作為政府綜合經濟管理部門的發改委，替中小企業說話不奇怪。有意思的是，這一回，向來在減稅問題上持“謹慎立場”的財政部官員也與發改委官員一唱一和。

　　財政部企業司副司長周來振當日也在同一論壇上表示，國家將通過稅收激勵等多項政策工具的綜合運用，對中小企業發展予以支持。

　　發改委和財政部官員的表述雖有差異，卻就減輕中小企業稅負形成了一次難得的共識。可是，中小企業的老板們若將二位官員的表態性發言視作減稅負的即期利好，那就過于理想化了。須知，這樣的表態是只具原則意義而不具操作意義（沒有時間表）的“部門姿態”。

　　減稅降民負-持續爭論已達8年的大問題，從1998年算起的本輪經濟周期內，吁請減輕不同稅種稅負的聲音一直此起彼落。這一波的減稅吁請，受減免農業稅之刺激，最初的訴求集中于合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并由個稅法修訂而形成一波輿論高潮。而實際結果呢？從總體看還是“濤聲依舊”。所以，中小企業界還是現實點，權當把“合理調減中小企業稅負”的允諾是回應輿論的“和弦”。

　　自1994年中央與地方“分灶吃飯”以后，稅改其實一直在改。只不過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直至今天，稅改主要限定于“稅收結構調整”為內容的 “小改”。即便如此，“小改”的成果也無從高估。而社會各界尤其是作為納稅主力軍的工商企業界所期待的稅改，則要求對稅收制度實施“大改”。

　　何謂“大改”？有一種說法，中國目前的綜合稅負是“世界第二”。不管是否確鑿，但相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稅負，我國的稅負確實過高-故而， “大改”應是以較大幅度的減稅作為稅改的主要立足點和著力點，近期緩解內需長期不足之矛盾，長遠則藏富于民，以民富促國強。由此，“大改”語境下的稅改，必須以足量減稅降民負作為繞不開的起點！然而，輿論更當關注的是，稅改喊了那么多年就是改不起來，其癥結究竟何在？關鍵就在于政府花錢無節制，且很多錢用途失當。

　　無限政府的錢永遠不夠花，這是經濟學和現代行政學早已共同揭示的樸素真理。遠的不說，從2000年到2004年，政府財政收入4年翻一番，由 13萬億元上升到26萬億元，大大高于同期國民收入增幅，可政府還是連年鬧赤字。進一步追問，問題則出在目前的政府還不是一個與現代社會相吻合的有限政府。受益于“無限”，政府自身花錢不受節制和實質性監督；還因為“無限”，政府管了大量本不該管的事，表現于經濟發展上，政府常常搶了“市場”的“跑道”。政府頻頻越位、錯位，增加民負不算，“產出”和效率卻實不堪言。

　　就個稅起征點調高，財政部長算賬說：起征點調到1500元，財政減收200億元。這話的潛臺詞是，200億元對納稅人是收入，對政府則意味預算 “窟窿”。可見，倘若財政沒有預算壓縮空間-本質是政府不可能自覺約束開支（這又是經濟學的一條樸素原理），以大幅減稅為內涵的稅收制度“大改”就無實質啟動之可能。

　　推動政府減支，先要迫使政府消腫，再要迫使政府轉變職能，還要有專項制度監督政府花錢，還得配套建設公共財政制度，預算約束制度等等。所以，稅改的事不只是經改范疇的事，也是政改范疇的事。所以，回到企業減負的話題，只有推動政改（至少是同步），才可迫使政府減支，先有政府減支，才能推進稅改，一俟稅改起步，企業減稅才不再畫餅允饑。

　　有鑒于此，媒體不可再被稅改的各種方案之爭牽著鼻子走，跳出為稅改而論稅改的輿論導向，改由推政治文明和法制建設而促稅改，這才叫站得高、看得遠，才叫弘揚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