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國已有26個省、市、自治區宣布取消農業稅。然而這一舉措，卻引發了一些人的擔憂。2月28日出版的《瞭望東方周刊》報道，一位被媒體稱為“學者型官員”的某省農業廳廳長張教授指出，免除農業稅不僅是一個減輕農民負擔的問題，它對中國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都是一個沖擊，“在中國農民的意識里，種地納糧是天經地義的事情�，F在農民不繳農業稅了，他們的國家意識和集體觀念一定會受到影響”。

    我們都承認，免征農業稅必將給中國農村社會帶來沖擊。但是這種沖擊的結果，必然是讓農村社會形成了張教授所稱的那種缺乏國家意識的意識形態嗎？我難以認同。

    有一個簡單的事實判斷，在目前世界上，只有極少數幾個國家還在征收農業稅。我們顯然不能說，更多沒有征收農業稅的國家的國民，都普遍缺乏國家意識。而如果依據張教授的說法，征收農業稅必然產生國家意識。這是不是說：更多的征收農業稅必將產生更強烈的國家意識？如果我們并不排斥歷史課本中那些苛稅時期農民社會的記憶，這一說法的荒誕不經之處就不言自明。當然，張教授所說的可能只是基于一種“適度的”前提，但這也必須回到國家意識的產生，并放到一定歷史及社會發展條件下進行考量。

    國家意識是國民對國家的認同、認知意識。毫無疑問，國家對于國民的庇護與國民的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是公民國家意識形成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但是誰會說，從最實際的利益與最樸素的情感出發，在取消農業稅后，農民的對國家的認同感較之于取消前反而降低了？

    要知道，我們面臨著這樣的社會現狀：如何煥發農村社會的創造熱情，已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瓶頸；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呼聲，也呼喚中央在扶持農業發展方面做出切實的舉措；城鄉二元格局的制度設計，在特定歷史時期農村對于城市發展所做出的巨大貢獻或犧牲，更加要求國家對農村的“反哺”。這個時候做出的取消農業稅這一順應歷史發展要求的舉措，只會增強而不會降低農民對國家的認同感。

    因此，以農業稅來強化國家意識的說法，實在讓人莫名所以。現代社會以權利與保障為內核，增強公民國家意識的觀念，早已不同于過去那種以強權和專制以期形成國家意識的社會形態。如果以此來看待張教授的說法，我們能看到多少關于農民權利與保障的成分呢？

    張教授的說法，其實不值一駁。而假如說我有所擔憂，則在于報道所說“學者型官員”這一身份，以及由此顯示出的取消農業稅所面臨的可能的障礙。我們有理由擔心，作為一個農業大省農業主管部門的主要官員，他對取消農業稅的這種觀點，會不會對取消農業稅工作帶來影響？在各地宣布取消農業稅后，輿論最大的擔心就在于，基層政府和干部的認識不到位，使這一政策在實行中遭到異化。我真擔心，所謂取消農業稅將影響農民國家意識的說法，在某種情勢下會成為異化中央政策的一個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