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今年肯定突破3萬億大關，而“十一五”結束時，如不發生大的稅收結構調整，最保守的估計稅收收入也將達到5萬億元，大大超過財政部預計的3－3.5萬億水平。這一點值得我們高度關注，也迫使我們不得不面對一些問題和回答一些問題，其中包括總量和結構兩方面。

    最近，社科院財貿所副所長高培勇說，連年的稅收高增“已經攪動了中國經濟發展格局”。

    高培勇說，稅收今年肯定突破3萬億大關，而“十一五”結束時，如不發生大的稅收結構調整，最保守的估計稅收收

    入也將達到5萬億元，大大超過財政部預計的3－3.5萬億水平。這一點值得我們高度關注，也迫使我們不得不面對一些問題和回答一些問題，其中包括總量和結構兩方面。

    什么是理想的稅收分配比重

    高培勇說，從總量看，無論是宏觀稅賦水平還是微觀稅賦水平，都直接決定我國GDP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門的分配。目前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已經達到30％。他說：這是否是最恰當的比重？是否是我們設計稅制時預期的水平？較為理想的水平應該是什么樣的？

    此外，計算表明：政策性調整、經濟增長、物價上漲、征管力度加強等因素全加起來可拉動稅收增長13％左右。但現在我們的稅收增幅卻達到20％。高培勇說，剩下部分是否全靠挖潛形成？支持中國稅賦增長的因素究竟是什么？現行稅收格局是否平衡？都是應該研究的。

    現行稅制與經濟發展間是否匹配

    高培勇說，從結構看，較高稅收怎樣來的？通過什么途徑取得？追根溯源，1994年，在設計現行稅制時，由于稅收流失過重，政府可控制財政資源緊缺，以及當時的宏觀經濟形勢，因此當時的稅制設計僅有兩個指導思想：一，想方設法增加政府收入；二，通過稅收抑制通貨膨脹。因此當時的稅制設計現在看有明顯政策取向：即稅率高、稅基寬。而目前看來，由于經濟形勢的變化，也由于近年稅收帶來的政府資源的大幅增加，以及增強企業競爭力的考慮等等，過高稅賦水平將不利于經濟的發展。稅制改革已經勢在必行。對此，高培勇說，稅收體制必須要與時俱進，要與經濟發展相匹配。

    稅收對構建和諧社會起何種作用？怎樣起作用

    近年中國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將成為我國政府急需解決的主要矛盾。高培勇說，其中重要一點是，稅收收入與貧富差距的調整問題。今后，稅收將成為調節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我們將會通過稅收在收入、消費、財產積累環節等對此進行全方位調節。那么稅收究竟應當如何起到調節作用？應當起多少作用？這種作用怎樣避免逆向性而保持對構建和諧社會的正向推動？高培勇所提問題，看來也是今后稅改設計思路的新課題。

    稅制改革思路如何和科學發展觀相融

    中央提出了新的科學發展觀，五個統籌是其中主要內容。高培勇認為，五個統籌與稅收都有直接關系。比如城鄉統籌，當全部取消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后，就留下兩個問題：一，農村是否會成為無稅區？二，鄉財政是否會失掉財政依賴來源？現在的解決辦法是，鄉財縣管，但存在的問題是：一級政府一級財政格局被打破，鄉會否成為縣的派出機構？另外在區域統籌方面，東西中部的統籌發展將會提出的問題是：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格局還需不需要保留？對包括企業所得稅在內的稅收體制會產生何種影響？同時如何通過稅制來促進東中西部的協調發展，并解決好各層次的矛盾？再比如，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方面，在高成本高消耗的經濟結構內，政府的高投資在推動著高稅收。追求與自然的和諧時，我們能不能舍得高成本帶來的高收入？最后，內外統籌方面：企業所得稅改革正面臨著是否取消對外商的稅收優惠待遇。高培勇說，現在有沒有必要繼續舍棄內資平等待遇和企業競爭力去維持外商投資政績？事實上外商更看重的是市場前景，而并非在乎稅收優惠那一點蠅頭小利。

    今年稅改能否提上日程

    高培勇曾多次在不同場合提出：稅制改革關系到經濟改革的進度。究竟稅改時機選擇在何時為好？怎樣才能以免延誤經濟改革的步伐？高培勇坦率指出，稅制改革正在被人為的一再推遲。而最大制約來自政府部門利益、來自地方利益。正是因為稅制改革關系到經濟改革的進度，他再次提出：今年能否盡可能多地考慮把稅改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