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規范個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

　　中共中央再三強調“認真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并訴諸大政方針，重點幫助那些沒有從經濟進步中受益的社會成員，必對中國的未來產生顯著影響。對此，社會輿論給予了高度評價，收入分配也再度成為焦點話題。

　　在各種各樣的解讀中，注意力普遍集中在“有效調節過高收入”上。有學者稱，“中國富人的稅收負擔在世界上是最輕的”，而要轉移財富階層的過高收入，不外乎要改革
個人所得稅制度。現在來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的重點在于“濟貧”，不會太多考慮“劫富”。有人表示，這樣的稅改，無助于規范個人收入分配秩序，無助于實現“共同富裕”。

　　其實，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固然亟需提高，但中國對工資薪金實行的是5%至45%的九級超額累進稅率，月薪超過5000元，稅率即為20%，月薪超過10萬元，稅率已達45%，稅率不可謂不高，量化手段不可謂不繁瑣，是“高收入者多繳稅” 的典型模式。不過，按照一些人士的理解，這種調節力度顯然不足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

　　從根本上來說，社會矛盾是因利益扭曲所致，因此，化解矛盾必須注重社會利益調節。但是，意圖用個人所得稅來調節貧富差距、實現社會公平，并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個稅問題不是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主要矛盾，而富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獲得高收入，也并不是社會爭議的焦點。

　　公眾最為痛恨的，其實是權錢交易、貪污腐敗所帶來的灰色財富。過去，主要表現在利用 “雙軌”價差牟利、利用要素市場化進行“尋租”，現在，更多的表現為土地批租轉讓和資金信貸等領域的腐敗現象。再如，最近的“官煤”撤資一波三折，官煤一刀難以兩斷。凡此種種，均是對國有資產和社會財富的瓜分。權力緊縮，法律松弛，必然引發廣大人民的不滿，這才是當前社會矛盾的主要誘因。

　　在這種形勢下，一些人士依據自己的個人理解，片面強調以所謂的“羅賓漢稅種”實現“共同富裕”，不但無助于維系社會公正，甚至可能會造成人民群眾的新一輪失望，反而會加劇社會矛盾。

　　可以預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反腐敗還將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公共需求，這就需要政府提供與之適應的公共產品服務。所以我們認為，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公報所強調的“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是從源頭上減少社會矛盾產生、鞏固執政黨地位的治本之策。

　　另外，我們應該完整地理解《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的表述，將緩解社會矛盾的著力點，從單純的“有效調節過高收入，規范個人收入分配秩序”轉到“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上來。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是化解社會矛盾的基本要求，而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則是一個長治久安之舉，因為一個不斷擴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是一個社會穩定和進步的基礎。

　　這個“不斷擴大的中等收入階層”從哪里來呢？我們認為，它應該從低收入者階層而來，它應該從“藍領”勞工階層而來。當勞工權益得到了有效保障，勞工待遇也會隨著經濟增長不斷提高，勞工就有可能逐漸成為中等收入階層。一個不斷擴大的中等收入階層，是刺激和引導社會消費的主要群體，這個群體的崛起，可以帶來巨大的國內市場。這樣，整個社會都將從經濟進步中受益。

　　當然，一個不斷擴大的中等收入階層，也必然有著更為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政府應及時擴大公民依法參與社會治理的空間，使各個階層在參與社會活動中建立新的和諧關系。所以說，縮小社會差距，致力均衡發展，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稅收問題、經濟問題，它更涉及到公民權利的保障與民主法制的建設。就分配談分配，沒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