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家環保總局環境規劃院總工程師王金南

　　“現行的財政體系沒有完整的環境保護財政支出科目，環境保護公共支出總量也明顯不足，綠色狀況欠佳。”昨日上午，國家環保總局環境規劃院總工程師王金南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認為，國家應該盡快建立綠色財政稅收政策體系，促進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

　　《第一財經日報》：基層的環保部門不僅經常反映經費困難，對環境保護的投入遠遠不夠，還反映部門間的利益沖突比較普遍。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什么？

　　王金南：這與現行的財政體系有很大關系。我認為，現行的財政體系存在七個方面的問題：基本上沒有從環境保護角度出發考慮財稅體制；沒有完整的環境保護財政支出科目；環境保護公共支出總量明顯不足；財政資源配置結構不合理，使用效率低；中央和地方政府環境事權和財權不明確；部門之間缺乏合作與協調機制；公共部門、政府部門和私人在環境保護中的利益關系不清晰。

　　而新時期的財稅政策體系，應該能夠體現政府的公共職能，保護環境、合理開發自然資源；能夠遏制損害環境和自然資源的產品和行為，消除對不利于環境和資源有效利用的補貼；鼓勵保護環境和節約資源的行為，制定完整的環境保護公共支出制度，促進協調發展的轉移支付和生態補償。

　　《第一財經日報》：你最近提出了建立綠色財稅政策的建議，具體內容有哪些？

　　王金南：綠色財稅政策是一個系統性很強的體系框架，包括從環境事權和財政事權的政府職責配置、綠色財稅政策的執行體制、綠色財稅政策管理制度、綠色財稅政策的實施機制四個方面。

　　首先要明確環境事權和財權職責。我建議，地方政府對轄區環境質量負責，中央政府劃定跨界環境職責，履行全國區域性、國際以及全球環境公約環境財權。建立環境保護財政支出體制的依據是中央和地方環境保護事權配置，應以地方財政為主，但中央可以對一些環境保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給予支持，中央政府應該重點支持中西部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和環境監管能力建設資金共籌。無論是排污收費、生態補償收費還是環境稅，都應是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稅費。

　　其次，實施環境財稅政策的機構也要有所分工。財政部負責環保財稅政策統領；國家稅務總局負責環境稅收政策，建立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環境稅收政策體系；國家發改委負責資源環境價格政策，改革與環保和自然資源相關的價格政策，實現企業環境外部成本內部化；國家環保總局負責環境與經濟政策的結合；地方政府負責政策創新和政策貫徹。

　　《第一財經日報》：當前綠化財稅體制的重點是什么？

　　王金南：當前綠化財稅體制的重點包括，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環保事權和財政事權，建立各級政府的環保公共財政，加強環保執法；建立GDP和財政收入豁免區，加大重要生態區域和禁止開發區域的財政支出；繼續改革排污收費制度，建立環境容量資源產權制度，全面推行環境容量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研究開征環境保護稅，實施生態補償政策，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第一財經日報》：除了財稅政策方面的因素外，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還存在哪些障礙？

　　王金南：我國的發展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其中管理不善占4%，結構不合理占4%，環境污染占7%，環境先天脆弱則占10%，粗放型的快速經濟增長模式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損失。

　　目前我國綠色競爭力與世界存在很大差距，而提高國家和企業的綠色競爭力，須穿越“資源高山”和“環境高山”。到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在現有基礎上再翻兩番時，如果要保持污染物排放量不變，則單位GDP的污染負荷必須下降4至5倍。2003年我國消耗了世界34%的鋼材、40%的水泥、40%的煤炭、21.9%的勞動力，但我們的產出用傳統GDP來衡量，只占全球GDP的4%左右。同時，我們的污染排放，像二氧化硫，占到全球的31%，二氧化碳占到全球的14%.從世界范圍看，中國的生態效率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說明中國在綠色競爭力方面存在很大差距。

　　為此，我提出我國經濟應實現四個方面的轉變：從“高資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低經濟效益”的“兩高一低”發展模式，轉變為“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小、經濟效益好”的“兩低一高”模式；從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追求經濟增長的“黑色經濟”，轉變為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協同增效的“綠色經濟”；人與自然的關系從對資源掠奪式開發、對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的“生態侵略”，向“自然和諧”轉變；通過大規模的生態建設修復受損的生態環境，從“生態赤字”向“生態盈余”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