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沒有什么事情是一定的。新近財政部相關人士透露，按照立法程序，《企業所得稅法草案》已經來不及在兩會前走完整個審議程序，這意味著，今年將不會提交到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討論，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的進程再一次被擱置。

　　顯然，這與此前的預期形成極大反差。加之新稅法很可能要給予外資企業5到8年的過渡期，看來，所得稅并軌還要等上十年左右的時間才能完成。

　　那么，在兩稅合并為何一步三回頭？到底誰是并稅的受損方？而在并稅博弈中，誰的利益又被忽視了呢？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對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實行“兩免三減”的優惠，按照我國現行的企業法，內外資企業的名義所得稅率均為33%，但實際稅率卻大相徑庭。權威調查顯示，目前中資企業的實際稅負在22%至24%之間；而外資企業的實際平均稅負在10%至13%之間。

　　因此，內資企業的平均稅負率要高出一倍。

　　“兩稅合并”首當其沖的對象當然是外資企業。早在去年1月初，有媒體報道，微軟、摩托羅拉等54家在華跨國公司聯合上書國務院法制辦、財政部、商務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認為當時的合并方案并不合理；希望新的企業所得稅法能夠就現有的優惠政策給予外商投資企業5年~10年的過渡期，并且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在新企業所得稅法中給出一個“合理的、具有競爭力”的企業所得稅率。這一事件引起各界極大爭論，對推遲合稅確實起到了實實在在的作用。

　　然而，外因必須通過內因起作用，擔心兩稅合并的還有有關職能部門和部分地方政府。他們認為，在美國國會2004年10月11日通過的《本土投資法》之后推行所得稅合并（該法將美國企業海外收益的所得稅稅率由35%調減為5.25%），會加速外資回流，對FDI甚至是沿海省份的整體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畢竟，外資引入量和地方GDP增長的任何下降都是他們不愿看到的。

　　在公共政策的博弈中，各方利益積極游說決策部門，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兩稅合并動的不僅是外資企業和相關政府部門的奶酪，還關乎內資企業的利益。我們看到，兩稅合并的主要受益者———內資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利益訴求沒有得到充分的表達。正如財政部長金人慶曾感慨的，“現在為中資企業說話的人太少了，而為外資企業說話的人太多了。”

　　其實，學者的定性定量分析大都表明，提高外資企業所得稅并不會造成外資的大量外流，眾所周知，中國的吸引力來自低成本的勞動力和廣闊的市場以及近年來持續快速的經濟發展態勢。稅收的內外歧視放大了地區差距，這與我國各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是背道而馳的。而對于東部地區應該限制發展的產業，仍然給予優惠稅率也不符合我國產業發展的需要。再者，外資企業在資金、人才、技術等方面的競爭力本來就強于大部分內資企業，再加上稅率上的差距，使內資企業在國內市場上無法與外資企業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

　　然而，兩稅合一雖然“瓜熟”但并沒有“蒂落”，原因是沒有充分考慮內資企業效益提高的潛在可能。各方在談論對外資和地方政府可能造成的影響時，更多的是關注合稅政策給他們帶來的成本，而低估了可能的收益，因為，內資企業在改變所受的稅收歧視后，我們可以期待它們能創造更多的GDP和就業。如果綜合考慮這兩方面因素，可能就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論。

　　因此，我們看到，在兩稅合并問題上，正是由于缺失了博弈的重要一方，政策因此失衡，出現“一邊倒”：先是“水到渠成”的方案流產，而目前的這個時間表對外資企業承諾了一個很長的過渡期，“這使外資企業暫時贏得了一場勝利。”

　　因此，我們似乎需要一個機制，以平衡政策的形成并顧及各方當事人的利益。無論如何，這個事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小孔，從中可以窺見當前政策博弈的利益生態；其中，內資企業的生存環境有待改善，以便讓他們有機會追逐已被搬動的奶酪。

　　（傅勇：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