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1日正式開始執行的對儲蓄存款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簡稱利息稅），到現在為止，只施行了6年多，馬上就要壽終正寢了。

　　我們都知道，決定對儲蓄存款所得征收利息稅，是1999年8月30日召開的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開征時間和征收辦法是由國務院規定的。也就是說，開征利息稅，既有法律依據，也有政策依據。按理，無論是開征還是取消，都沒有指責的理由，也不應該指責。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項法律，一項十分嚴肅的政策，在沒有遇到重大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情況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經歷了從出臺到取消兩上截然不同的階段，我不知道是出臺太草率了，還是取消的動議太草率了。

　　作為法律，它除了具有強制性的特點外，還具有穩定性和嚴肅性的特點。一般情況下，一項法律的出臺，需要經過很長時間表的醞釀，很長時間的討論，很長時間的論證。一旦出臺，除非發生政治變革或者經濟變革，不然，都需要維持相當長一段時間，即使形勢變化作些修改，也只是局部完善，局部修訂。象利息稅這樣的政策變化，既不符合法律的程序和規范，也不符合法律制定和完善的一般理論，更沒有嚴肅性。

　　在這里，筆者不僅要問，1999年提出開征利息稅時，在向人大常委會提交開征利息稅的報告時，有關部門有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有沒有開征利息稅的正當理由。筆者查閱了當年的一些資料，有關部門對開征利息稅的理由，主要是為了擴大內需，鼓勵民間投資，減輕銀行存款儲蓄的壓力。從表面看，當時居民儲蓄已經超過了6萬億，一些經濟學家在擔心并呼吁，一旦這些儲蓄釋放，無疑是放老虎出籠。這理由聽起來很美，也很充足，開征利息稅也是大勢所趨。

　　問題在于，有關部門有沒有對居民儲蓄的結構進行認真的分析，有沒有對居民的消費預期進行認真的調查，有沒有對社會的消費水平進行預測，有沒有對開征利息稅對居民花錢的可能進行預計。筆者可以斷言，對這一切，有關部門只是拍拍腦袋而已，根本沒有作詳細、認真、科學的分析和預測，更沒有作認真、合理的評價，想當然地認為，只要開征利息稅，老百姓就一定會花錢，大量地花錢。

　　結果呢，開征利息稅六年多來，居民儲蓄不僅沒有下降，到今年3月份，已經超過了15億。

　　面對這樣的情況，有關部門將作如何解釋？面對飛速增加的居民儲蓄，有關部門反而決定取消利息稅了，是對開征利息稅政策的糾正還是不怕居民儲蓄“老虎出籠”了？

　　一項法規的出臺或者取消，一項政策的出臺或者取消，不管是對是錯，總得有個讓人信服的理由。不能由著某些人，某些部門，想怎么為就怎么為，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目前，從上到下都在推行問責制，象利息稅這樣的政策，在短短幾年內就由開征到取消，也該問個責，到底是當初出臺太草率了，還是目前不該取消。

　　問責利息稅政策的出臺與取消，不僅僅在于這件事本身，更重要的是，要在今后引起高度的重視。出臺某項政策，尤其是需要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政策措施，是否應該準備工作更加充分些，理由更加充足些，論證更加科學些，程序更加規范些，不要想當然，更不要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我們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講究的就是規范，行為要規范，程序要規范，出臺、取消某項法規、政策也要規范。如果不規范，就要追究責任。

　　面對利息稅的開征與取消，有關部門必須向納稅人認個錯，必要時，應該向納稅人退還稅款，以挽回決策不科學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