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收入差距的拉大原因在哪里呢？是由機會不平等造成的。在日前舉辦的第100期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樊綱都表達了相似的看法。

吳敬璉認為當前貧富差距的拉大主要是機會不平等（圖：人民網）

　　中國貧富差距拉大具體原因分析

　　吳敬璉認為當前貧富差距的拉大主要是機會不平等造成的，而腐敗又是造成機會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壟斷。

　　樊綱則把腐敗和壟斷兩大問題歸咎為體制上原因，是舊的體制沒有改革到位造成的。他解釋說：“腐敗的基本定義是利用公權謀私利。我們傳統體制的特點是什么呢？一切都變成了公權。以前連個售貨員賣豬肉都是公權，給誰肥肉、瘦肉都有腐敗。”

　　而市場經濟改革就是要把大量的公權取消，變成私權。公權越少，監督、懲處腐敗的成本就相對越低。

　　對于另一個造成不平等的因素壟斷，樊綱舉例說：“我們大量的資源，迄今為止還是為國有企業設計的制度。”資源的開發權交給國有企業后，國有企業卻沒有給國家分紅，這就造成資源行業和一些自然壟斷行業和其他競爭行業之間產生了大量收入差距和很多不均的問題。

　　筆者也贊同兩位專家的說法，在我國改革開放的近30年中，“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指導原則在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夠真正貫徹落實，在這樣的指導原則下，我國的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不會像現在那么大。

　　本來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效率優先必然會造成一定時候一定程度的貧富差距，據相關數據表明，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均GDP在400美圓以下，這個社會動亂頻發；人均GDP在400-700美圓之間，經濟粗放型增長，資源浪費嚴重；人均GDP在700到1200美圓之間，經濟增長較快，貧富差距拉大；人均GDP在1200美圓以上，人們普遍要求民主。從數據上判斷，我國是處于第三個階段，即貧富差距拉大的階段。應該說貧富差距拉大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是必然會出現的，那么既然是客觀規律，為什么現在貧富差距受到人們如此的關注？原因在于我國現在機會不平等在貧富差距拉大原因中最為重要，也最受人們非議。

　　首先原有的壟斷行業，如電信，電力，金融，保險，能源等行業，在我國市場化改革進行到現在為止，市場準入依然有嚴格的限制，不僅效率低下，而且高額的壟斷收入擴大的貧富差距，有資料顯示，行業間收入差距已經擴大到五倍以上。其次，由于公共財政體制改革滯后，公權謀私利的情況還很普遍。比如地方保護主義，行政權利干涉經濟太多，影響效率的同時，為尋租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大量尋租的存在，形成了地方互相封鎖的市場，資源流通不暢，經濟效率不高，最終導致收入差距繼續增大。

　　調節貧富差距，應注重稅收手段的作用

　　雖然說貧富差距的拉大是客觀經濟規律，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采取必要的措施在效率優先的情況下，兼顧公平，維護社會的穩定。具體措施如下：第一，在初次分配環節，個人所得稅作用不可忽視。個人所得稅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工具，但目前發揮作用不是很大的原因在于稅收征管存在漏洞，稅制設計上不夠人性化等，如果進行進一步的完善，個人所得稅的作用能夠得到應有的發揮。

　　筆者認為，目前緊要的工作在加強對高收入人群的稅收征管，完善相關部門工作機制，實現各部門和稅務部門的信息共享隨著我國各項體制的健全，尤其是個人信用信息的健全，高收入人群逃稅，漏稅的情況會越來越少。

　　其次要加緊完善個人所得稅制的改革。包括在扣除標準上增加扣除限額；在扣除項目上把醫療費用，教育費用，贍養費用等列入扣除，體現更多的人性化，應該說這對于工薪階層和廣大的鄉村地區有作用；在征收方式上，選擇綜合課征的方法，充分體現量能課征的原則；在稅率的設計上，減少稅率檔次和邊際稅率，盡量做到保證效率和公平的相互協調。

　　第二，在再次分配上，完善我國財產稅制。現在貧富差距傾向于表現在財產占有的不同，由于我國的財產稅制不健全，對這方面的分配調節作用不是很明顯。因此以后的工作重點是盡快出臺物業稅，遺產稅，增與稅等。關于物業稅是在房產保有環節征收的一種財產稅，通過區分自住住房和投資投機住房，區分普通住房和高檔住房等設計不同的稅率檔次，起到調節財富擁有的作用，可喜的是物業稅已經納入我國十一五規劃的重點立法項目；另外在遺產稅和增與稅方面，爭議還是很大，在稅率設計，面征額確定，財產確定，價值界定等方面存在很多的難題，而且我國的現實情況究竟適不適合推出還存在爭議，但是作為調節貧富差距的政策，這樣的方向是應該考慮的。

　　另外在配套政策上，應該加強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醫療衛生制度的改革，教育制度尤其是基礎教育在資金支持上的改革等，可以說調節貧富差距是個系統性的工程，稅收手段的建立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在調節貧富差距上應保證效率優先

　　筆者認為，我國現在的經濟發展狀況還應注重經濟增長，實現更大的經濟規模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在分配和積累的選擇上，我們更偏重于積累。按照可比價格計算，我們的GDP總量是美國的8分之一，而我們的人口是美國的將近7倍左右，所以我們的人均收入還不及美國的1/50，要實現我國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實現經濟增長是必須的。而且在全球能源面臨枯竭，增長方式急待轉變的情況下，留給我們的時間不是很多。

　　而且筆者認為，發展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式，在發展中實現帕雷托改進比在不變的經濟條件下實現難度要小的多。因為在不變的經濟條件下，實現財富重新分配，勢必改變人們的既得利益，這樣改革的難度是很大的，見效也比較慢；在發展中解決問題的話，在改變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權益的工作中，增長帶來的效率增加能夠彌補壟斷特權減少帶來的效率下降，這樣的改革工作難度是很小的，而且達到更高程度的公平符合我們的戰略性發展。

　　以上的分析還不是定量的分析，但我們可以從我國目前對于遺產稅和贈與稅的爭論看出，我國目前的財富分配問題相比于經濟增長來說還是重要性相對小，在發展中解決問題已經成了我們的共識，過分要求稅制超前完善，筆者認為作用不會很好，而且在輿論壓力的情況下，草率推出會使以后的改革工作難度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