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現在面臨著很多的制約因素，能源問題是關系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中之重。如何改善能源的合理利用，改變能源在開采領域存在的私挖濫采和消費領域的濫用浪費現象是我們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

礦產資源私挖濫采為何屢禁不止？完善價格體系是關鍵（圖：TOM新聞）

　　行政手段調控下，能源價格是整體扭曲的

　　我們現階段如何解決能源領域存在的上述問題呢？簡單的說就是在生產領域不斷的進行關停并轉的工作，國家安監局和地方政府之間一直以來持續著貓捉老鼠的游戲，私挖濫采的現象屢禁不止；在消費領域面對能源浪費的問題幾乎沒有有效的辦法，只能對一些高污染和高能耗企業在土地，信貸等諸多環節進行嚴格的限制，而和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結果，中央政府往往效果不是很好。

　　為什么行政手段對這些行為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呢？排除行政手段調控的有效性考慮，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存在利益沖突關系恐怕是最好的解釋，那么能源行業之所以有著弄不清楚的利益，以至于地方政府充當保護傘，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能源行業存在相對于成本嚴重不對等的高額回報，也就是說，能源價格不論是在生產領域還是在消費領域都存在扭曲的現象。

　　調整能源價格體系，應從哪里入手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長周大地一直是提高能源稅收和能源價格的支持者，而能源研究所是中國最重要的能源智囊機構之一。2006 年7 月15 日，在NGO組織地球村的能源會議上，周大地表示，應該通過提高資源的稅收，來調整中國的能源價格體系。

　　能源價格體系是存在扭曲的，具體分析在兩個方面。

　　首先是能源的生產領域，我們知道礦產資源等都是屬于全民所有的自然資源，我國的國有資產管理在資源方面的管理還處與比較初級的階段，地方政府對本轄區內的礦產資源有權轉讓開采權，而開采權的轉讓價格是不合理的，礦產承包商往往付出了很少的承包費用便獲得了礦產資源的開采資格，再加上目前資源稅不完善，礦主們付出的成本主要是固定成本和很低的人力成本，遠小于他們應該付出的社會成本。因為相對于不可恢復的礦產資源，不論是對資源來講還是從對當地生態環境的影響來講，礦主付出的成本小于他的行為的社會成本，那么多余的成本實際上是有全民來承擔。

　　而在收益方面，礦主們得到的收益應該是全民應該享有的收益，正常的情況下，這部分收益會通過稅收和相關費用的形式進入國家的財政部門，在通過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三次分配的方式轉移到全民手中，而由于我國稅收和相關費用方面對資源的合理利用還沒有一個健全的機制，那么多余的收益部分完全進入了礦主們的腰包。低的成本和高的收益嚴重不正常的，是市場機制不健全的表現。另外能源的生產領域，往往是競爭不充分的，那么能源的價格中包含了很多壟斷的成分，這本身又是對全民效益的損失。比如煤的生產，電的生產等，壟斷的存在已經成為人所共知的秘密。

　　那么在這樣的情況下，能源的生產領域存在著不對稱的付出和收益關系，地方政府對于這樣的利益充當礦主們的保護傘也就不足為奇了，普遍存在的私挖濫采的現象更是不言自明了。

　　其次在能源價格的形成方面。我國的很多能源價格的形成機制都不是市場化的，不僅包含壟斷的因素，還包含了行政干預的因素。比如煤的價格就分為市場價和合同價兩個價格，市場價基本上是供求相互均衡的價格，是在承認了煤炭行業壟斷利益條件下的價格，基本上可以認為是市場化的，而合同價格是電力企業和煤炭企業經過相互的協商確定的價格，其中包含著行政干預的因素。而電價基本是在發改委的控制之中，原則上是不會動的，不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變化。2005年底出現的所謂“煤電聯動”機制則是典型的行政化的調控手段，因為利用成本定價的方法根本不是市場化的定價機制。由于電在生產領域同樣是非自由競爭的，電價中包含著很大程度的壟斷因素，這樣的定價機制的存在是在不斷承認電企和煤企各自壟斷利益的基礎上，利用行政手段對新的壟斷利益在雙方之間的重新分配。

　　根據煤在國際市場上的普遍價格，我國的煤價排除人力資本的因素，價格還是明顯偏低的，那么電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低于正常的水平。這個結論似乎和平常的結論不一樣。應該出現的情況是電價自由競爭后應該有下降的空間。事實上，自由競爭的市場狀況應該是供應大于需求的態勢，而我國目前的情況總體是供應小于現在的需求，那么放開價格后，隨著煤價的上升，電價會在需求的推動下上升。那么電力和煤炭等存在濫用和浪費的現象就不足為奇了。

　　因此我們在調整能源價格體系的入手點就是在上面所分析的主要問題點。

　　環境稅出臺調整生產環節的成本和收益關系

　　環境稅是針對影響環境的行為或者產品征收的一種特別稅收，是對影響生態環境，造成環境生態變化行為的一種成本追加，或者是對環境保護費用的預先提取。納稅人可以分為發生應稅行為的生產者包括企業、企業性單位和個體經營者和發生應稅行為的消費者，包括企業、企業性單位以及自然人。在量的確定上，環境稅應該應該起到生產經營者或者消費者發生應稅行為的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相同，大體上追加的費用相當于納稅人的環境維護費用。

　　我們知道，生產經營者和消費者在進行生產經營或者消費行為時，造成的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是不一樣的，在經濟學上成為行為的外部性，外部性又可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正外部性指個人對社會帶來的收益要大于得到的收益或者引起的費用損失小于付出的費用損失；負外部性則相反。對于應稅污染行為則是納稅人造成的成本損失要大于自我付出的成本。環境稅的作用就是要調節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的差距，讓私人的生產經營或者消費行為控制在環境所能承受的范圍之內。

　　通過環境稅的征收，從理論上將可以調節能源生產環節的成本問題和收益問題，在對生產環節成本追加的同時，對于生產收益進行稅收的分流，作到了成本和收益的正常化，從而對于這項投資行為的成本利潤率想社會正常利潤率水平靠攏，那么私挖濫采的現象就會基本得到制止，應該說市場化的手段是比較有效的。

　　在電價方面的考慮問題比較復雜，在目前的供求存在矛盾的情況下，提前放開電價會產生電價上漲的局面。應該在加強電力市場競爭，增加電力的供應，形成供過于求的局面。短期內的電價可以考慮企業用電市場化的方法，促進企業加強成本管理；而在居民用電方面采取不同梯次的累進價格機制，對于居民的超額用電實行費用追加的方法，當然這樣的方法在梯次確定和累進程度上存在難度。可以肯定的是價格在調節能源使用方面，作用的相當大的，遠遠大于行政化的調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