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衍生金融工具這個新事物的蓬勃發展，會計準則制定機構開始了研究和制定衍生金融工具準則的漫漫征途。其中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和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兩個機構可謂功不可沒。FASB和IASC都著眼于制定對金融工具整體，即包括基本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在內的共同適用的標準，發布的一般都是金融工具會計準則，以避免對基本工具和衍生工具采用“雙重”標準。由于基本金融工具早就在資產負債表中確認了，因此本文主要討論的對象是衍生金融工具。本文提到的“衍生金融工具會計準則”不僅包括只針對衍生金融工具頒布的準則，還包括金融工具準則中規范衍生金融工具的部分。FASB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先后頒布和制定了一系列有關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的準則。IASC也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先后頒布了ED40、ED48、IAS32、ED62、IAS39、ED66、JWG ED等準則和重要文件。縱觀IASC和FASB這兩個機構制定衍生金融工具準則的歷程，有幾個共同特點：第一，兩者都是先頒布關于衍生金融工具披露與列報的準則再頒布有關確認與計量的準則。例如FAS105、119、126、130只涉及衍生金融工具的披露和列報問題。FAS133、137、138才進入規范衍生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的階段。盡管IASC一開始就想制定全面的綜合性的準則，但其征求意見稿一直沒有通過，直到1995年，才頒布了IAS32：《金融工具：披露與列報》。1998年，又頒布了IAS39：《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第二，目前生效的準則當中，對于衍生金融工具的計量屬性的選擇，基本上都是在分類的基礎上采用歷史成本和公允價值并用的混合計量模式。雖然FASB在FAS133中明確指出，公允價值是金融工具最佳的計量屬性，對衍生工具而言，公允價值是惟一相關的計量屬性。然而，衍生金融工具的單一的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到底離我們還有多遠？對于這個問題會計界尚沒有達成共識，但公允價值得到越來越廣泛的認同和應用，卻是不爭的事實。

　　可以這樣認為，衍生金融工具經歷了或正經歷著一個從表外披露到表內計量和確認，從混合的計量模式到朝著單一的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不斷前進的過程。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促使衍生金融工具會計準則走著這樣一條發展道路呢？筆者試圖從會計準則的技術性和社會性兩方面來解釋衍生金融工具會計準則的發展進程并預測其未來的發展方向。

　　一、長期作為表外披露項目的原因

　　從20世紀50～80年代，衍生金融工具交易長期作為表外業務處理，其根本原因在于傳統財務會計理論的束縛。

　　（一）衍生金融工具不符合會計要素的定義

　　FASB財務會計概念公告第5號《企業財務報表項目的確認與計量》中提出了確認財務報表項目的四條標準：可定義性、可計量性、相關性和可靠性。其中“可定義性”就是指符合財務報表的要素定義，這是經濟事項進入會計報表進行確認的首要條件。按照FASB的概念框架，資產的定義是：“特定主體由于過去的交易或事項而獲得或控制的可預期的未來經濟利益”。而負債的定義是：“特定主體由于過去的交易或事項而在現在承擔的將在未來向其他主體交付資產或提供勞務的義務”。IASC關于資產與負債的定義也與FASB的類似。總的來說，無論是資產還是負債，其定義核心都是會計主體由于過去的交易或事項而在將來必然要引發的經濟利益或資產、勞務的流入或流出。

　　而衍生金融工具則不同，它表現為一種遠期合約，即一種待履行或履行中的合約。長期以來人們并不認為這種待履行或履行中的合約屬于“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因為實現合約的交易要在將來發生，其結果也有兩種可能：一是這項交易有可能永遠不會發生；二是即使合約履行，由于衍生金融工具本身的風險性，它可能引起的未來經濟利益或資源的流入或流出，在時間與數量上都不可能事先確定，自然也就無法可靠地計量。因此，衍生金融工具所產生的權利與義務和現行資產和負債的定義是矛盾的，充其量也只能把它當做或有資產或或有負債進行處理。然而，按照穩健性原則，大部分的或有資產和負債還是得不到確認。要使衍生金融工具名正言順地得以在財務報表中確認，就必須修訂財務報表要素的定義。

　　（二）確認衍生金融工具所帶來的損益不符合實現原則

　　早期收益實現原則強調，只有在收入的賺取過程已經完成，并且收入已實現時才予以確認。已實現是指企業實際已經取得現金或現金要求權。后來，FASB在SFACNo.5（1984）中把“已實現”擴展為“可實現”。“可實現”是指企業獲得隨時可以轉化為已知金額的現金或現金要求權。而IASC則著重從所售資產在所有權上的重要風險和報酬是否實質上轉移給對方，作為收入確認的一項主要標準（IAS18，1982）。但它依然強調“收入的金額、已發生或將要發生的費用能夠可靠地予以計量”，“有關的經濟利益很可能流入企業”。雖然實現原則的限定條件有放寬的跡象，但其影響依然根深蒂固。由于衍生金融工具給企業帶來的收益或損失具有巨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因此它無法滿足實現原則。這也是它遲遲沒有進入財務報表的原因之一。

　　二、表內確認與計量的必然性

　　（一）對決策有用觀的重視

　　在20世紀的七、八十年代，關于財務報表或財務報告的目標，形成了有兩個代表性的流派，它們是受托責任學派和決策有用學派。在決策有用學派看來，財務報表或者財務報告的目的就是為了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對他們決策有用的信息。美國FASB明顯地傾向于決策有用觀。SFACNo.1中明確提出，財務報告應該提供對現在的和潛在的投資者、債權人以及其他使用者做出合理的投資、信貸及類似決策有用的信息。至于什么是決策有用的信息，FASB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只舉了兩個例子：有助于信息使用者估量有關企業期望的凈現金流入量的金額、時間分布和不確定性的信息；關于企業的經濟資源、對這些資源的要求權，以及引起這些資源和資源的要求權發生變動的交易、事項和情況的信息，都是有用的。受美國FASB的影響，決策有用觀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重視，加上經濟的發展，信息使用者的范圍越來越大。它不僅包括現在的和潛在的投資者、債權人，還包括供應商、職工、管理人員、董事、客戶、證券分析師、稅務部門、主管部門、立法機構、工會、新聞媒體等等。

　　然而，人們發現，受傳統財務會計理論的影響，如表內項目的確認必須經過財務報表要素定義的過濾，項目的確認和計量應以歷史成本為主，遵循實現——配比原則、穩健性原則等等，很多新出現的經濟活動無法在表內確認。于是，越來越多對決策真正有用的信息只能以表外披露的形式向外提供，表內信息的有用性在不斷下降。這種本末倒置的現象使會計界十分尷尬。為了提高表內信息的有用性，會計界迫切希望突破傳統理論的框框，將諸如衍生金融工具、人力資源、商譽等無形資產納入表內反映。FASB在FAS133中只突出資產和負債的“獲取和犧牲未來經濟利益”這一特征，而淡化其“由過去的交易和事項形成”的特征，從而提出衍生金融工具符合資產、負債定義的主張。IASC則把“合約”列為“導致法定義務的事項”，從而使衍生金融工具這種特殊的合約滿足“由過去事項所形成”這一特征。兩者的用意都在于突破資產和負債定義的嚴格限制，把衍生金融工具納入會計報表進行確認和計量。

　　（二）會計收益概念的發展

　　傳統的會計收益概念，主要是建立在權責發生制基礎之上，強調收入實現和配比原則。通過“收入-費用=收益”等式確定最終的收益額。這種收益確定觀念是基于企業實質已發生的交易，是交易觀察的結果，而且任何收入都必須是已實現和可實現的結果。這樣，企業一些資源或狀況即使已經發生變化，若沒有確切的交易與之相對應，就不予反映。然而市場經濟是一個充滿高度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動態經濟，這種會計收益觀念顯然已不適應經濟的發展。于是會計學界開始引入經濟學的收益概念——即收益是指一個人在期末與期初保持相同財富的情況下所可能消費的最高數額。1980年，美國FASB首先提出了“全面收益”的新概念，并將它定義為“企業在報告期內，由企業所有者以外的交易及其他事項與情況所產生的凈資產的變動”。“收入”與“利得”，“費用”與“損失”之間的區別得到了應有的重視。之后，在20世紀80和90年代，FASB和IASC相繼提出編制“全部已確認利得和損益表”、“全面收益表”和“權益變動表”，以更好地報告金融工具等資產的未實現價值的變動。可以說，會計收益概念的發展、收益表的擴展，為在表內確認和報告衍生金融工具的相關信息提供了理論支持以及構筑了良好的平臺。

　　三、混合計量模式的過渡性

　　目前生效的關于衍生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的會計準則，如FASB的FAS133《衍生金融工具活動的會計處理》和IASC的IAS39《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對衍生金融工具的計量都在分類的基礎上采用了歷史成本和公允價值并用的混合計量模式。持有至到期日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以歷史攤余成本計量；交易性的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和負債都采用公允價值計量，但前者是因公允價值變動形成的利得和損失應計入當期的凈損益，而后者是因公允價值變動形成的利得和損失。IASC認為可以計入當期的凈損益也可以直接計入權益的變動當中，FASB則認為應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未實現利得和損失。雖然FASB和IASC都在努力擴大公允價值的應用范圍，但為什么全面使用公允價值對金融工具進行計量的目標遲遲沒能實現呢？筆者下面就分別從會計準則的技術層面和經濟后果層面分析這個問題。

　　（一）可靠性與相關性之間的權衡

　　可靠性和相關性是會計信息最主要的質量特征。通常人們認為，在歷史成本、重置成本、現時市價、可變現凈值、現值（未來現金流量現值）這五種計量屬性當中，歷史成本的可靠性最強，相關性最弱。而現值的可靠性最弱，相關性卻最強。進一步引申，很多學者都認為，歷史成本更有利于反映受托責任，而現值由于能提供與企業現金流量直接相關的信息，因此更能體現決策有用性的要求。所以，在選擇采用何種計量屬性的時候，爭論最多的也就是計量屬性的相關性和可靠性問題。準則制定者一直以來也在苦苦尋求兩者之間的均衡點。

　　公允價值主要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美國證券委員會（SEC）與金融界之間關于衍生金融工具確認、計量和報告的爭論。FASB對公允價值所下的定義為：“在現時交易中，在非強制或非清算性銷售的情況下，當事人自愿買賣資產（承擔或結算負債）的金額”。IASC對公允價值也有類似的定義：“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當事人愿意以進行資產交換或負債結算的金額”。公允價值強調交易的公平性，而并不建立在時態觀的基礎上。它并不排斥歷史成本，與歷史成本是相對但不相反的概念。FASB在SFACNo.7（2000）中指出：若無反證，歷史成本也可以是（過去的）公允價值。當然在原始交易日，交易成本總是按當時的市價計量。除歷史成本外，公允價值還可以是現行成本、現行市價、可變現凈值和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就看哪一種計量方法更為“公允”。公允價值的概念實質上已經嵌入了各種計量屬性，成為一種復合的計量屬性。

　　正是由于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上的非確定性（具體選擇哪種計量方法尚不確定）、變動性（金額可變）和集合性（多種屬性的集合），因此一些學者認為其理論基礎是模糊的，并導致了實際應用上的困惑。另外，公允價值的計量是否可靠，還受到資本市場的發達和完善程度、計價技術的開發和利用程度等外部條件的制約。因此，在各方面條件成熟之前，出于對會計信息可靠性的考慮，對衍生金融工具采用混合的計量模式是可以理解的。

　　（二）利益集團之間的調和

　　會計準則的制定除了有技術方面的要求以外，還必須考慮其經濟后果。按照瓦茨和齊默爾曼（Watts and Zimmerman，1979）的觀點，理論只不過是為行動提供一種“行為”正當的借口，行動背后的動機是利益，而各利益集團的利益關系又是不一致的，這就注定理論的多樣性以及在各利益集團壓力下的軟弱無力。因此，公允價值的倡導者認為，以可靠性差為借口對公允價值進行責難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估計、假設和判斷是會計固有的。可靠性不等于精確性，只要保證“合理的可靠”就可以了。他們認為，反對公允價值恰恰只是因為這種計量方法所帶來的經濟后果。公允價值法在提高財務信息的相關性，幫助信息使用者更好地進行決策的同時，也增加了未實現利得或損失的透明度，減少了管理人員人為操縱收益的機會，真實地反映了企業面臨的風險，因此這種計量方法必然會受到某些階層和集團的反對。事實上，公允價值法一直就遭到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財政部和金融界的極力反對，原因之一就是該方法可能導致所報告的當期收益的巨大波動。所以說，在各方利益集團的干預之下，準則制定機構采用混合的計量模式也是權宜之計。

　　四、未來走向：單一的公允價值計量模式

　　隨著理論界對公允價值的研究越來越深入，人們對其理論基礎的理解也越來越深刻，而不象表面看起來那樣模糊。我國著名會計學家葛家澍教授認為，公允價值是最符合Moonitz1961年提出來的市場價格會計假設的計量屬性。謝詩芬教授還認為，公允價值符合現代會計目標（決策有用觀）要求；符合會計相關性和可靠性的質量特征；符合經濟學的資產、收益概念和價值計量要求；符合會計確認的基礎（權責發生制與收付實現制的融合）；符合計量觀和凈盈余理論；符合財務報表的本原邏輯關系。

　　在實踐上，公允價值會計信息由于具有高度的相關性，越來越受到投資者和債權人的青睞。容易發現，越是新近的準則，采用公允價值的比例就越大。據統計，美國FASB從1990年12月到2002年10月發表的42份財務會計準則中，70%以上直接涉及公允價值。75%的現行國際會計準則（IAS）運用了現值和公允價值。由于公允價值在一定情況下存在計量難點，并且當前還存在世界性的會計信息失真難題，公允價值的運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此，運用公允價值的關鍵就在于如何解決公允價值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和公允價值會計方法的可操作性問題。我們相信，隨著金融市場的日益發達和有效運作，電腦技術的突飛猛進，還有理財學對金融工具計量模型（如期權計價模型等）研究的日臻完善，會計界完全有能力解決公允價值會計的這兩個關鍵問題。換言之，公允價值會計在技術上是完全可行的。

　　雖然公允價值會計目前還受到一些利益集團的阻撓，但我們也看到美國SEC、FASB、IASC等準則制定機構正不遺余力地推行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模式。IASC和13國準則制定機構共同努力而制定的JWG金融工具綜合征求意見稿《準則草案和結論基礎，金融工具和類似項目》已經向單一的公允價值計量模式邁進。

　　總而言之，在公允價值的理論基礎、計價技術得到不斷完善的情況下，在公允價值得到強勢集團的有力支持下，它將成為衍生金融工具甚至是全部金融工具的惟一計量屬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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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葛家澍，《會計基本理論與會計準則問題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

　　5.葛家澍，《市場經濟下會計基本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

　　6.劉峰，《會計準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6.

　　7.黃世忠，《公允價值會計——面向21世紀的計量模式》，《會計研究》，1997.12.

　　8.謝詩芬，《公允價值會計問題縱橫談》，《時代會計》，2003.2.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會計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