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是一個有效的契約的組織，是各種要素投入者為了各自的目的而聯合起來締強的一種具有法人資格和地位的契約關系的網絡（Nexus of Contracts）。契約是界定締約各方產權（經濟權利）的工具，各種要素投入者作為締約的一方或權益持有者（區分為剩余索取權的、固定索取權和混合索取權的三個類別），必然會盡量攫取自我效用的最大化。在這個過程中，信息尤其是濃縮反映了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財務狀況變動情況、具有一定經濟后果的會計信息至關重要。會計信息由管理當局（或其代理人——會計人員）提供，管理當局擁有會計政策選擇的權力，相對于其余締約的權益持有人，具有信息比較優勢；同時，管理當局也是契約的締約方之一（一般體現為混合權益持有者，即領取固定的工資和額外的紅利），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也有強烈的動機去攫取自身的效用，可能利用與其他締約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的特點，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進行各類會計操縱（如盈余操縱等），人為地導致財富在不同權益持有者之間的轉移。隨著時間推移和不斷“學習”，其余締約各方共同認識到“管理當局會為了自身的利益設法進行會計操縱”必定會設法對其會計政策的選擇權；第二，政府通過會計準則對會計信息披露進行管制，從而將管理當局會計政策選擇的自由度控制在某一適度的水平上；其三，形成一種“經理人員市場”或“經理人員聲譽模型”，激勵、約束管理當局進行有理有據的自愿披露。對于一般的企業或非公開上市交易股票的企業，同于各權益持有者可以通過與管理當局締結私人契約的“缺位”或“衰敗”則以會計準則作為替代而成為限制上市公司管理當局會計政策選擇自由度、規范會計信息披露的機制。本文致力于探討作為私人契約替代機制的會計準則的起源問題，進而分析為什么會計準則不可能達到完全的統一而仍然給管理當局留有一定的選擇余地？即分析會計準則的功能和限度的問題。

　　一、理智的冷漠、私人契約的“虛位”與會計準則的起源

　　對管理當局會計政策選擇權的限制，最初表現為各種權益持有者與管理當局之間訂立私有契約（Private Con-tract）。Jensen和Meckling在1976年的論文中極力闡釋了這個觀點。透過一部分發展史可以看出，在相當一個漫長的期間內，私人契約作為會計信息披露的主要約束力量一直存在并生效，原因在于：當企業組織形式比較簡單時，股東人數和債權人人數較少時，擁有剩余索取權的股東可以通過與管理當局訂立監督契約來確保其實施工外部監督的權利，借以在成本——收益的約束下增加其自身的效用；債權人也可以與管理當局締結債務協議，附加一些限制性條款如保持一定的償債基金、保持一定的資產負債率和流動比率等力求其債務的安全性。但公司股票公開上市交易后，私人契約便呈現出日益衰敗和無力乃至缺位的跡象，因為：

　　（一）私人契約的不可能。小股東不可能與管理當局分別締結“由一點（管理當局）到多點（眾多小股東）的輻射狀”的私人契約。在股票上市面上公司中，大我數股東僅持有小部會企業股分，不可能要求單獨與企業的管理當局訂立契約以獲得外部監督權，原因在于訂立并監督契約執行的交易費用（包括締約成本、監督成本和執行成本）十分高昂，不符合成本——收益原則。因此，小股東往往將追求定期的股東收益放在一第一位，一旦不能夠獲得預期的股利收益，即采用“用腳投票”的方式，從“市場退出”對管理當局進行“懲罰”，并不希冀去撤換、控制或監督管理當局。四在公司制度創立初期，亞當。斯密曾在《國富論》中指出“小股東對于公司的經營業務往往一無所知，他們只是心滿意足地摧毀受每一年或半年公司分配給他們的股利，而并不找公司管理當局的麻煩。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分散的股東理智地認識到，對公司的管理當局實施監督所引發的成本極可能大于實施監督所帶來的利益，因此往往會對積極地監督管理當局持有一種理智的冷漠態度，每個股東都希望其它的股東積極地行使監督權利而自己”搭便車“獲得利益，結果由于眾所周知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原理使得無人行使對管理當局的控制權而由管理當局“信馬由韁”！著名的法學家Stock曾作出結論：“在股權十分分散的經濟中，希冀股東監督管理當局是徒勞的。”

　　（二）私人契約的衰敗。如果存在大股東，或許可能對管理當局實施外部監督，通過各種激勵措施如優厚的補償方案來促使管理當局盡可能地與股東的利益保持一致，通過降低代理成本來實現企業價值的增值，而讓小股東享受“搭便車”的好處。但大股東監督管理當局需要高額的成本而小股東坐享其成，將會采納一種既無須巨額交易費用，又可以謀取暴利的方式，就是與管理當局合謀（這也是私人契約的一種），通過盈余操縱粉飾企業的經營業績欺騙投資者，在獲取了較高的股價差額收益后將股票拋售，而當資本市場看穿了企業的“把戲”并有股價上作出反應（股價暴跌）后，其余的股東卻承擔了損失。如果小股東緊隨大股東作出相同的賣出決策，仍然或以實現搭便車獲利的愿望；如果一直持有，則先利而后損，而且還會略有虧損（因為西方實證會計文獻已經揭示，資本市場對好消息而使股價向上調整的幅度一般而言小于對壞消息而使股價向下調整的幅度）。但是承受最大損失的可能莫過于潛在的股東，他們被企業的會計操縱所迷惑，在高股價時買進了股票，股價下跌則承擔了在數量上大約等于大股東獲利數額的損失。此外，股東與管理當局之間的私人合謀契約也可能導致債權人受損，如企業支付清償性（Liquidating）的股利。

　　既然股東與管理當局合謀的結局使潛在的股東受到最嚴重的損失，小股東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失卻不能聯合起來組成“眾數”，并利用其擁有剩余控制權來對抗大股東和管理當局的合謀。由于體現剩余控制權的投票權得以實施的過程遵循“公共選擇”的邏輯，遵從“多數支配少數”的原則，小股東的理智的冷漠和合作謀取聯合控制權的過程中可能誘發的高額的交易費用使得“小股東聯合控制管理當局”僅僅只能夠停留在一種設想階段；而潛在的股東甚至連名義上的剩余索取權也不具備，自然也不具有經濟實質意義上的剩余控制權，唯一的理性選擇就是“市場退出”！假設潛在的股東一概選擇“市場退出”，那么市場中的股東人數就會成為一個常數W（甚至這個數字也會逐漸萎縮，因為企業現存的小股東也可能遭受損失最終會選擇退出），但隨著企業規模擴張需要從資本市場籌集的資金量的增加，固定的W或逐步銳減的股東數目不能夠分擔整個資本市場的總體風險，資本市場的活躍度大受限制，勢必會影響一國經濟的發展。出現保護眾多小股東特別是潛在的投資者，激活整個資本市場的需要，政府此時介入到會計信息的披露中來，開始運用會計準則來限制管理當局會計政策選擇的自由度，規范會計信息的披露。

　　二、會計準則的功能及其限度

　　會計準則從本質上講是一個“分共契約”和“私人契約”的“復合體”，原因為二：其一，政府（也是會計信息使用之一）具有一種比較暴力優勢，“自然”獲得了與管理當局締結私人契約的地位；而政府正是在小股東（零散的債權人）與管理當局之間的私人契約衰敗和缺位時才作為“替補”的，首先要做的是與現在的股東、債權人和各位潛在的投資者締結契約。政府直接或間接參與制定的會計準則首先是一份“通用目的”的契約，是部分地根據“公共選擇”原理而產生的，會計準則則呈現出一種“公共契約”的特征。但是，公共選擇畢竟是“少數服從多數”，肯定存在著一種“強權博弈”，肯定有人對結果不滿意，但在政府的比較暴力優勢面前只能夠退卻轉而尋求締結私人契約。這可從一個側面為政府享有會計準則的制定權的制定權提供佐證。因此，會計準則和其出現之前作為約束管理當局的私有契約是互補的，只不過兩者的地位與重要性發生了變遷——當某類私人契約在現代股份上市交易環境下空缺或衰敗時，會計準則（私人契約與公共契約的結合體）才得以進行補充，作為約束管理當局進行會計政策的選擇自由度借以保護小股東和潛在的投資者。

　　會計準則的功能不是絕對地替代私人契約，而是作為私人契約缺位時的一種替代，其本質上是私人契約與公共契約的結合。作為一種契約，會計準則的功能就是適度地縮小管理當局會計政策選擇的自由度或幅度。從嚴格意義上講，只在存在著兩種或者兩種以上的會計政策，管理當局就會相機選擇一種方法操縱會計信息來使自己的效用滿意化。嚴格限制管理當局會計政策選擇的自由度是一個關系到會計準則的限度（與管理當局會計政策選擇的自由度之間是此增彼減的關系）的問題，綜觀中外的會計規范過程，剛性地限制管理當局會計政策選擇權的想法都不難找到；我國統一會計制度的失敗就是一個明證；在美國制定會計準則的初期也曾經有人提出過“建立一套統一的制度”的建議遭到了當時的一些執業會計師的強烈反對，認為“會計是一門藝術”，認為應該強調會計方法的靈活性，要在更大程度上依賴于會計師的職業判斷。然而，最終的事實卻具有最大的說服力，各國制定的會計準則中仍然允許多種會計政策，管理當局也依然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會計政策的選擇權。現從契約成本角度多層面地加以闡釋。

　　（一）交易費用與會計準則作為契約不完備性的必然。為了消除不確定性而締結的契約必然伴隨著交易費用。交易費用=搜尋信息的成本 + 談判（討價還價）成本 + 監督契約履行的成本 + 契約外部性成本的內化。其中前三項成本是從政府角度而言的，而外部性本文主要針對于管理當局的自主權而言——會計準則這種特殊的契約（雙邊的契約、公共契約和私人契約的復合）勢必要求政府必須時刻考慮信息的使用者，遵從財務報告的使用者導向（user-oriented）。可能存在以下情形：

　　1.政府（或準則制定機構）獨享會計準則的制定權，對各種會計政策規定得十分詳細，追求絕對的統一（例如我國過去統一的會計制度）。此種情況下，政府的暴力優勢和強權體現得淋漓盡致，盡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使用者搜尋信息成本和談判成本，但監督契約是否履行的成本和外部性（表現為管理當局缺乏會計政策選擇自主權，企業會計核算缺乏靈活性）卻極高。

　　2.政府享有通用會計準則的制定權（借此要求管理當局編制通用意義上的財務報告，保護投資者），而管理當局享有剩余的會計規則制定權，但由注冊會計師外部監督管理當局遵循通用會計準則的情況和是否適當行使剩余會計規則的制定權（這也是如美國等世界一些國家制定準則的廣泛模式），監督成本與外部性較高，而信息成本與談判成本則相應較低。

　　3.管理當局獨享會計準則的制定權（如美國1910年以前），信息成本、談判成本和監督成本高，但外部性成本低。

　　究竟選擇何種會計準則安排，取決于對以上四種成本的權衡。作為會計準則這種特殊契約締約方的政府和管理當局（同時必須考慮其他會計信息使用者）：政府制定會計準則是有成本的，所以也力圖降低自身運行過程的成本，體現在會計準則的制定上就是力圖降低交易費用；而管理當局則是力求會計政策選擇權盡可能的自由度。結果就是政府享有通用會計準則的制定權，而管理當局享有剩余的會計規則制定權，但由注冊會計師外部監督管理當局遵循通用會計準則適當行使剩余會計規則的制定權。這樣，會計準則作為契約將必然是一種不完備的契約。

　　（二）管理當局擁有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相匹配的必然延伸。現代企業組織形態尤其股份有限公司中，所有者與代理人（管理當局）存在著效用的差異。作為理性的經濟人，所有者和管理當局都力圖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為了使代理人和所有者的目標盡量保持一致，以便使代理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時盡量增加股東的財富，所有者設計了諸多的補償還方案來對代理人進行激勵，其中最佳的莫過于讓管理當局成為混合權益的持有者，即在領取固定的薪金外擁有部分的剩余索取權。企業理論和相關的實證研究表明，僅僅擁有剩余索取權而不擁有剩余控制權；或者僅僅擁有相應的剩余索取權會導致廉價的投票權。企業管理當局擁有剩余索取權程度或比例的高低與其努力程度“正相關”，前者影響后者的途徑有二：其一，它直接影響利潤函數使得利潤函數的一階導數大于0；其二就是通過選擇于其有利的會計政策來進行會計操縱來提高其實際索取份額；同時在“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實現提高股東財富和企業價值，這要求管理當局具有會計政策選擇的自由度。

　　（三）多層代理鏈的必然。既然企業是一個契約網絡，企業內部必然存在著復雜的、多層次的委托代理關系。在“股東大會→管理當局→下層經理和雇員”簡化的代理鏈中，管理當局位于中間環節，既是“股東大會→管理當局”這個委托代理層次上的代理人，受股東大會的委托和外部監督；同時，又是“管理當局→下層經理人員和雇員”委托代理層次的委托方。政府借用會計準則對管理當局會計政策的選擇自由度施加限制，僅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第一層次的委托代理關系中可能出現的“管理當局肆意操縱會計信息”的情況，借以保護小股東和潛在的投資者。但如果在會計準則中完全限制管理當局會計政策的選擇權，將不利于管理當局同企業內部各個利益主體關系的協調。因為按照契約理論，管理當局擁有對雇員進行監督、指揮權，履行是需要信息的，為了對雇員進行最佳的激勵與控制，勢必需要根據本企業的特點和變化的環境進行相應的調整，而且不同企業的特點是不同的，因此會計準則需要給管理當局留有一定的選擇余地，以便其在環境變遷時作出及時的調整。

　　三、結束語

　　會計準則的起源是在部分私人契約缺位情況下進行的補充，它的功能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縮小管理當局會計政策選擇的自由度。事實上，無論是從契約成本角度、或是從管理當局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權的匹配角度，還是從企業內部管理當局對下屬經理和雇員進行激勵、監督和控制的角度分析，會計準則給管理當局留有一定程度的會計政策選擇自由度都是必須的和可行的，這是博弈均衡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