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有關資料顯示：國內中小企業貢獻了60％—80％社會財富，而其獲得的金融支持份額僅有30％左右。目前，中小企業發展的資金來源渠道有國家、銀行、投資者本人、其他企業或個人的資金和風險投資。企業要謀求再發展、上新臺階，在投資者本人所有資本都已投入、銀行融資難、風險投資少的情況下，到資本市場融資成了大多數民營中小企業的選擇。然而我國的資本市場又有一定的傾斜性，國內主板市場仍主要是為國有大中型企業提供直接融資的渠道，民營企業上市融資則十分困難；創業板遲遲不能推出，也使中小企業不能有效地利用資本市場。1994年1 月6 日，黑龍江民營企業東方集團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這是中國資本市場首次接納民營企業。盡管此后又有新希望、天通股份等多家民營企業上市，但經過十年的發展，中國資本市場上民營企業的身影還是寥寥無幾。面對此種現狀，國內許多高成長型、頗具市場前景的民營企業不得不將目光投向境外資本市場。

　　2.大中型國有企業上市的主要目的在于推動國企改革雖然境外上市可以達到融資目的， 但對大中型企業來說卻不是主要原因。在國內有高達八萬多億元人民幣的居民儲蓄，且境外上市負擔大大高于國內上市負擔的情況下，若單從融資角度來看， 我國大中型國有企業在境外上市并無太大的必要性。因此，政府在批準國企境外上市的時候，考慮的就不僅是融資問題， 而主要是希望借此推動國有企業的改革。隨著中國聯通和中石油等一批“巨無霸” 型的國有企業經過重組改制相繼在境外上市，改制已涉及到一些行業的整體改造，且越來越徹底，普遍都引進了管理層的股票期權激勵機制，受到境外投資者的歡迎。境外上市對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推動作用已日益顯現。

　　二、中小企業境外上市融資決策的稅收負擔分析前已述及，不同的企業尋求境外上市的動機是不一致的。對以融資為主要目的的中小企業來說，融資成本更是其作出境外上市這樣的戰略性選擇所必須考慮的關鍵性因素，其中相關的稅收負擔則不能有所忽視。從企業成功實現境外上市的過程來看，可以將有關的稅收負擔分為兩個部分，一是上市前的稅收負擔，二是上市后的稅收負擔。本文主要對中小企業上市前的稅收負擔進行分析。

　　目前，一些中小企業的內部管理和會計制度不甚健全，尤以家族式經營模式下成長的民營企業較為突出。許多民營企業在創業早期，為了追求短期效益，大都在稅收、經營等方面存在著非正常操作，這些都可能成為阻礙其上市進程的因素。面對境外資本市場的嚴格監管，企業在申請上市前，需要將其財務報表按國際會計準則或相應資本市場適用的會計準則進行相應的調整，在此過程中將可能發現企業以前若干年度的會計差錯和漏洞而需進行追溯調整，并要為此進行相應的稅收調整。實踐中，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 .收入確認引起的稅收調整企業的財務報表要根據國際會計準則或相應資本市場適用的會計準則進行相應調整已是境外上市的一項基本要求。如香港《創業板上市規則》第7.11條規定：一般情況下，“會計師報告內所申報的財務業績及資產負債表，須遵照經香港會計師工會核準并由該工會不時發布的《標準會計實務說明》而編制，或遵照國際會計標準委員會不時頒布的《國際會計準則》”，除非發行人有合理理由，否 則必須持續使用一種會計準則。在這種要求下，企業必然要進行本公司的銷售收入及收益的重新確認，而企業以前的年度會計報表可能已經過審計并申報納稅，因此，新的審計結果與以前納稅申報結果如何銜接將是企業所面臨的問題， 企業可能將為此進行相應的稅收調整。

　　由于不管是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還是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在收入確認上都十分注重交易的實質，比如需要確認與銷售產品所有權相關的風險和權利在實質上是否已經轉移，為實現銷售收入所必備的工作是否已經完成， 與交易相聯系的經濟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企業等事實，我國的現行企業會計制度與之還是存在一定的差別。在目前的《企業會計準則——收入準則》中，有關收入的判斷標準主要是針對傳統行業制定的，如果適用于諸如軟件開發、網絡服務等高新技術產業，就顯得比較抽象，而只能依賴于企業、注冊會計師及監管部門的職業判斷。可見，收入確認是企業申請境外上市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企業很可能需要面對以前年度會計報表中的收入調整及相應稅賦的調整。

　　2.稅收優惠政策的不當運用引起的稅收調整許多民營中小企業在營運初期往往會通過改變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來進行稅務籌劃，如改變存貨計價方法、固定資產折舊政策或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等來延遲銷售收入的實現或加大成本費用的扣除范圍，以取得可觀的節稅利益。由于境外的資本市場通常對企業以前若干財政年度（或會計年度）的財務業績有一定的要求，門檻相對國內要高。如香港創業板對股本證券的上市資格規定：新申請人在過去12個月的營業額不少于5億港元，且上一個財政年度的資產負債表中總資產不少于5 億港元或新申請人的預計證券市值不少于5億港元。一旦企業作出境外上市的融資考慮時，為了使企業業績的財務指標符合相關資本市場的要求，凸顯企業的高成長性和優良的業績， 又往往利用一些政府給予的稅收優惠政策來進行“反向操作”，以增加利潤。然而，企業這些稅收優惠的取得，必須以稅務局等部門的有關免減稅文件為前提， 還需要稅務鑒證清單等正式的書面文件來保證其操作的合法合規性。

　　此外，企業適用的稅收優惠政策本身是否合法，是否能得到境外資本市場的認可也存在一些問題。本來按照我國稅收立法權的劃分，地區性地方稅收的立法權應只限于省級立法機關或經省級立法機關授權同級人民政府，而不能層層下放，但在實踐中，由于人情關系或地方保護主義等諸多因素的存在和影響，某些地方財稅部門所給予企業的一些地方性優惠政策（多以特批等形式） 實際上是有悖于國家現行法律法規的。因此，企業必須使適用的稅收優惠政策與國家的有關政策規定相銜接，如果其合法性受到質疑，將不可避免地需要進行稅收調整，補繳稅款。這一問題進而也有可能影響到企業的上市進程。

　　3.關聯交易帶來的稅收負擔對于證券監管機構而言，由于關聯交易最可能也便于進行利潤轉移，以虛報利潤或費用等方式逃稅，因此，與關聯企業的關系、交易性質、金額、定價原則等方面的問題都是各地證券監管部門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一些關聯企業為了達到整體稅負最輕的目的，往往利用各地稅收政策的不同，采取有別于正常市場價格的定價辦法來決定他們之間內部交易的價格或報酬收取，或人為改變費用分攤及無形資產轉移中特許權使用費標準等手段，調高稅率較低地區的關聯企業的賬面利潤，從而將利潤轉移到稅負較低的地區。為此，各國證券機構通常要求企業將所有的關聯方、交易活動及其相應定價原則和持續性等相關資料在會計師報告及招股說明書中予以披露。

　　我國許多民營中小企業從成立初期到正常經營，對產權關系的界定和關聯方的概念大都比較淡漠。當申請境外上市時，企業首先要明晰產權關系，并劃分清楚關聯方和關聯交易，依據相應的會計準則，對其關聯交易價格的公允性、關聯交易行為的合法性進行重新審核。如有通過違規關聯交易來改善報表形象等情況存在，企業應進行規范性調整，由此也會增加企業的稅收負擔。從以上可知，企業申請境外上市過程中的稅收負擔（上市前稅收負擔） 主要是由企業調整其財務制度，使之與國際會計準則或相關資本市場的會計準則相銜接而引起的。這部分的稅收負擔可以說是或有成本，如果企業所有者和管理者未雨綢繆，自成立時就聘請外部審計師等專業人士規范財務會計核算， 完善內部控制制度，境外上市工作就能順利完成。

　　對于民營中小企業來說，即便成功實現境外上市，也很可能會面對這樣一種尷尬的結果，即不僅實現境外上市的成本高，而且上市后維持上市公司地位的成本更高，其中包括上市后企業將負擔的稅收。境外上市成本占籌集資金的比重較高是大多數中小企業難以 “圓夢”的一個重要原因，國內中小企業應當權衡利弊，認清自己的實質需求后再做決定。同時，在選擇上市地點時，以籌資為主要動機的民營中小企業較之那些大中型企業更應精打細算，進行合法有效的稅收籌劃，以減輕自己的稅收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