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與界定

　　企業社會責任的提出與討論已有“數個世紀”之久，其思想起點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見的手”。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一個社會通過市場能夠最好地確定其需要，如果企業盡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資源以提供社會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并以消費者愿意支付的價格銷售它們，企業就盡到了自己的社會責任。到了18世紀末期，西方企業的社會責任觀開始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表現為一些小企業的業主們經常捐助學校、教堂和窮人。進入19世紀以后，一些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地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了，但這些行為都是企業家個人行為，而非企業行為。由于“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的影響，事實上，整個19世紀人們對企業的社會責任觀是持消極態度的，許多企業不是主動承擔社會責任，而是對與企業有密切關系的供應商和員工等極盡盤剝，以求盡快變成社會競爭的強者。進入20世紀以后，工業的大力發展產生了許多負面的影響。批評家們開始指責“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殘酷和冷漠，并意識到企業必須對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特別是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就出現三種相互聯系的觀念對傳統企業社會責任理念提出挑戰：受托人觀念、利益平衡觀念和服務觀念，這三種觀念開始擴大企業的社會責任。首先，管理者是受托人，也就是說，公司賦予他們相應的權力和地位，不僅要滿足股東的權益，而且要滿足顧客、雇員和社會的需要。其次，管理者認為他們有權平衡這些集團的利益。他們是種種各樣的利益團體之間相互沖突的利益協調人。第三，許多管理者都有同意服務原則，這個服務原則有兩種解釋：一種是為利潤而運行的企業，通過創造大量的一般福利就可以回報社會，由此整個企業體系就會減少社會不公、貧窮以及其他弊病；另一種解釋是，作為個體的企業和管理者有義務承擔社會責任去造福公眾。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企業的社會責任增大了，包括顧員福利（撫恤金和保險計劃）、安全、醫療保健和退休方案得到進一步完善。麥凱（Mckie）認為，這些新舉措的出臺，既與政府施壓有關，也受拓展的企業責任概念的推動。從50年代至今的這一時期，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得到廣為認同，其內涵也擴大了。1979年，卡羅爾的《公司業績的三維概念模型》一文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可定義為四大部分。即企業必須負有生產、盈利及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經濟責任；企業必須在法律范圍內履行其經濟責任的法律責任；企業必須符合社會準則、規范和價值觀的倫理責任；企業必須具有堅定意志和慈愛心懷的自愿責任。在卡羅爾看來，這四大部分并非等量齊觀，相反，他們的權數各不相同，其權數按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自愿責任依次為4-3-2-1.這一權數關系后來被稱為“卡羅爾結構”（Caroll‘s Construct）。在卡羅爾結構里，企業社會責任具有了明確的內容，并突出了經濟因素在企業社會責任中的重要地位。到了90年代以后，一些品行優良的企業（如Merck Co.Ben & Jerry Co.等）一時間成了社會學習的楷模，衡量一個企業經營活動優劣的指標也從早期單純經濟指標發展為綜合性的“企業社會績效指標”。即判斷一個企業經營效果不僅是要看它的經濟績效，也不僅是看它是否接受社會責任這一觀念，而是要看它在主動尋求社會需求、實施具體項目以幫助實現這些需求過程中的表現（陳宏輝，賈生華，2003）。

　　我國有學者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通過企業制度和企業行為所體現的對員工、商務伙伴、客戶（消費者）、社區、國家履行的各種積極義務和責任，是企業對市場和相關利益群體的一種良性反應，也是企業經營目標的綜合指標。它既有法律、行政等方面的強制義務，也有道德方面的自愿行為，包括：（1）企業的經濟責任。這是企業傳統的、基本的責任。（2）企業的法律責任。企業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照章納稅和承擔政府規定的其他責任義務，并接受政府的干預和監督，不得逃稅。偷稅、漏稅和非法避稅；企業對本企業職工的福利、安全、教育等方面承擔義務；企業對消費者在產品質量或服務質量方面的承諾等。（3）企業的生態責任。企業的生態責任要求企業一方面按照有關法律的規定合理利用資源、減少對環境的污染程度，另一方面企業要承擔治理由企業所造成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的相關費用。（4）企業的倫理責任。企業的倫理責任是企業對社會慈善事業和其他公益事業的社會責任。（5）企業的文化責任（屈曉華，2003）。”屈曉華認為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與西方的社會責任內涵有所不同，也更符合中國現階段企業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目前我國處在經濟轉軌時期，許多企業的社會責任觀念尚未完全樹立，主要表現為環境污染問題、勞動合同問題、勞資糾紛問題、生產安全與職業健康問題、工時和加班問題、社會保險問題和婦女權益保障問題等。現階段的我國企業需要加強社會責任教育與規范，引導企業良性市場行為，增強企業對SA8000的適應能力，走持續發展之路。為倡導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正確評判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增強企業經營決策的科學性。筆者試圖從財務的角度建立一套有別于傳統的單純經濟指標分析企業經濟責任的“企業社會責任財務指標”，促進企業在履行經濟責任的同時，承擔起必要的法律責任、生態責任和倫理責任，即恪守企業誠信，自覺遵守和維護正常的市場交易秩序，保護消費者的正當權益，保障職工應有的蕪動福利，承擔起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責任。

　　二、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報告的關系

　　（一）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報告的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報告的影響，體現在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表現得到社會認可所帶來企業財務績效的上升和財務狀況的好轉與不承擔社會責任的表現招致社會批評而導致企業財務績效的下降和財務狀況的惡化。特別是對于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在國外許多年來許多學者進行過研究，半數以上的實證結果證實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正相關關系，特別是那些以會計指標衡量企業績效方法的實證文獻，如布拉格頓和馬爾林（1972年）、鮑曼和海尼（1975年）、帕克和艾爾伯特（1975年）、海因茨（1975年）、斯圖蒂溫特和吉特（1977年）以及科齊赫蘭和伍德（1984年）等人。布拉格頓和馬爾林以及鮑曼和海尼都是使用股東權益回報率（ROE），他們均報告公司社會責任與公司的ROE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帕克和艾爾伯特、海因茨以及斯圖蒂溫特和吉特則使用了包括ROE、利潤率和每股盈利（EPS）或資產回報率（ROA）在內的若干不同的企業績效衡量指標，他們的研究結果同樣證明在公司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指標之間確實有一種正相關關系。科齊赫蘭和伍德（1984年）采用營業利潤與總資產的比率、營業利潤與銷售額的比率和超常價值（Excess Value）等三類會計收益率分別衡量1970年～1974年的39家公司和1975年～1979年的36家公司的企業績效。他們發現即使在控制住諸如公司資產年限等因素的影響之后，公司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仍然有某些關系（沈藝峰、沈洪濤，2003）。普雷斯頓（Preston）和奧班農（0‘Bannon）仔細分析了美國際67家大公司1982年～1992年的有關數據，繼而得出這樣的結論：“對于美國大公司而言，社會表現和財務績效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沃多克（Waddock）和格雷夫斯（Graves）在研究中指出：企業社會表現與以前和將來的財務績效肯定的關系。在對化學行業所進行的研究中，格里芬（Griffin）和馬洪（Mahon）發現感性的企業社會表現衡量標準與企業財務信息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聯性”，但總的來講，這兩者之間是相互矛盾的。羅曼（Roman）、海伊博（Hayibor）和阿格爾（Agle）基于對格里芬和馬洪所運用的數據的再分析，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這方面的絕大多數研究支持了這個觀點——至少可以說，好的社會責任不會導致不良的社會績效。”他們了解到的這方面的多數研究都表明了企業社會表現與企業績效之間有著確定無疑的正相關。從理論上分析，這種正相關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好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可以融洽企業與員工的關系，有利于企業招聘員工，留住人才，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企業與客戶的關系，有利于企業培育新客戶，穩定老客戶，擴大物資供銷渠道；緩和企業與社區的關系，有利于企業獲得社區支持，為企業提供寬松的微觀經營環境；理順企業與政府的關系，有利于企業獲得政府的支持，給企業好的宏觀政策環境等，這一切都將影響到企業財務績效，進而影響到整個企業財務狀況。

　　（二）財務報告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揭示如果對現行的財務報告體系進行數據挖掘會發現，現行的財務報告體系不僅全面揭示了企業的經濟責任，而且也對法律責任、生態責任和倫理責任等社會責任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揭示。對于經濟責任的揭示，一方面表現為對以財務績效為核心的企業經營成果及其分配信息的揭示，另一方面表現為對企業財務狀況及其變動信息的揭示。這些揭示為我們提供了分析企業經濟責任的凈利潤、息稅前利潤、稅后凈經營利潤、凈資產收益率、投資報酬率、經營現金流量和現金回報率等系列指標。而對企業法律責任、生態責任和倫理責任等的揭示，不如對經濟責任的揭示那么直接，這或許與我們會計系統本身作為反映受托者的受托經濟責任和有用于經濟決策的目標有關；如果對于財務數據稍作挖掘就會發現，現行財務報告體系在一定程度上間接地揭示了企業的法律責任、生態責任和倫理責任等其他社會責任，這或許又源于企業的經濟責任與企業的法律責任、生態。責任和倫理責任等互相作用的現實，現行財務報告體系無法使其“涇渭分明”的緣故。如，反映企業法律責任的工資支付率、社保提取率、資產納稅率等指標，反映企業生態責任的單位收入材料消耗量、單位收入不可再生資源消耗量、材料用廢率、單位收入耗水量、單位收入耗能量等指標，以及反映企業倫理責任的員工人均年教育經費、員工工資增長率、就業貢獻率等指標都可以從現行財務信息系統挖出相關數據，供我們計算上述相關指標以分析企業的法律責任、生態責任和倫理責任等。因而，我們認為：現行財務報告不是沒有揭示企業的社會責任，而是財務報告的使用者，對隱含大量信息的財務數據挖掘利用不夠；現行財務報告雖然沒有直接全面地披露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但是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揭示了足夠的社會責任信息。

　　（三）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報告的關系企業財務報告主要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與財務績效，而財務績效又直接影響和反映財務狀況，因而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報告的關系，集中表現在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上。對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先后出現過三個不同的觀點或假說。觀點一，認為好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可以導致好的財務績效，但好的企業財務績效并不反映企業好的社會責任表現；觀點二與觀點一相反，認為企業好的社會績效能夠促進企業好的社會責任表現。這二者都忽視了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與企業財務績效的共生互依關系，即好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會給企業更多的機會，因而有好的財務績效；同時，企業好的財務績效既揭示出企業較好的社會責任表現，又為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提供了財務保障。而這些，在觀點三中得到了較好的描述，也就是二者呈現互為依存，互動發展的關系。

　　三、評價企業社會責任的財務指標

　　現代財務分析指標體系以企業經濟責任分析為核心，忽視了企業的法律責任、生態責任和倫理責任等分析。這種忽視不但使依賴于現行財務分析指標結果決策的相關決策不科學，而且帶來企業可能因沒有履行必要的社會責任而被停業整改甚至終止經營的巨大風險。諸如許多按現行財務分析指標得出較好結果的企業一夜之間被關門就是這種忽視的惡果，這種惡果直接導致單純依賴經濟責任財務指標進行財務分析的不嚴謹。因而構建一套涵蓋傳統經濟責任指標的企業社會責任財務分析指標十分必要，該套指標極有可能進一步完善現有財務分析指標體系，使依賴社會責任財務分析指標的相關決策更科學。

　　（一）企業經濟責任的財務評價指標現行的財務分析是單純追求“企業經濟責任”的財務分析。余緒纓（2000）認為：“財務報表分析是為滿足與企業相關利益集團的信息需要而對會計核算信息進行加工、深化的一門學科。與企業相關的不同利益集團為了滿足各自不同的經濟利益，有賴于不同的信息給與決策支持。這一點在相關的理論界和實務界已取得共識。”這種共識形成了以分析企業經濟責任指標為核心的現行財務分析體系。從現行經濟責任衡量指標來看，根據S.戴維。揚和斯蒂芬F.奧伯恩對表現企業經濟責任的業績指標進行歸類主要有：（1）傳統的收益衡量指標。核心指標有凈利潤和每股收益等。（2）剩余收益衡量指標，核心指標有經濟利潤、現金附加值和經濟增加值等。（3）剩余收益組成衡量指標，其核心指標有息稅前利潤、息稅前利潤加折舊和攤銷、稅后凈經營利潤和凈資產收益率等。（4）以市場為基礎的衡量指標。其核心指標是全部股東回報率。市場附加值、超額回報和未來增長價值等。（5）現金流量衡量指標，其核心指標有經營現金流量、自由現金流量和現金回報率等（李心合，2003）。認為反映企業對不同利益集團的經濟責任財務分析指標主要有：（1）企業對投資者經濟責任的指標，包括總資產利潤率、凈資產利潤率、資本收益率、資本保值增值率、每股股利、股利支付率等。（2）企業對債權人經濟責任的指標，包括流動比率、速動比率、資產負債率、利息保障倍數、總資產報酬率等。（3）企業對政府的經濟責任的指標，包括銷售利稅率、資產納稅率、社會貢獻率和社會積累率等。（4）企業經營者的經濟責任指標，包括資本增值額、投資報酬率、銷售利潤率等。這一切表明，現行財務分析是企業經濟責任財務分析，并以企業完成經濟責任的好壞來分析企業的償債能力、營運能力、盈利能力和發展能力。

　　（二）企業法律責任的財務評價指標這類指標主要是評價企業履行法律責任的情況，主要包括：（1）小時工資率。是指企業某一員工的月工資額與月工作小時數的比值。該指標反映企業是否執行企業所在地政府的最低工資標準法律規定。其計算公式為：小時工資率=某職工月工資額÷該職工月工作小時數。在實務中，為減少計算的工作量，只需計算企業工資較低度的職工的小時工資率即可。有些企業實行計件工資，職工月工資額為該職工月內工作時間得到的計件工資總額。（2）工資支付率。系企業已付工資總額與應付工資總額的比值，反映企業對國家相關勞動法規的遵守情況。其計算式為：工資支付率=已付工資總額÷應付工資總額。該比值越大越好。（3）法定福利支付率。是指按相關法律政策規定職工享有的醫療衛生。困難補助等福利。法定福利支付率為企業已支付的法定福利與按職工工資總額和國家規定比例（14％）計算的法定福利總額之比，其計算公式是：法定福利支付率=企業已支付的法定福利÷職工工資總額（14％），該指標值越高越好。（4）社保提取率。國家對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障有相關的法律規定，社保提取率為企業已提取的社會保障基金與按相關法律規定應提取的社保基金的比。其計算式是：社保提取率=企業已提取的社會保障基金÷按相關法律規定應提取的社保基金該指標用來反映企業對國家相關社會保障法律法規的執行情況，該指標值越大越好。（5）社保支付率。為企業已向社會保障機構支付的社保基金與應交社會保障基金之比。該指標反映企業是否有擠占挪用社保基金的違法行為。其計算式為：社保支付率=已付社保基金÷應付社保基金，該指標值越大越好。（6）資產納稅率。為企業會計年度內的納稅總額與企業資產總額的比值。該指標可以反映企業對國家相關稅收法律法規的遵守情況，其計算式是：資產納稅率=企業納稅總額÷平均資產總額。評價該指標的標準為國家的該企業所在行業的行業資產納稅率，接近或超過行業資產納稅率為好。（7）稅款上繳率。該指標用來分析企業是否有擠占挪用國家稅款的違法行為，是企業已繳納稅款與應繳納稅款的比值，其計算公式為：稅款上繳率=已交納稅款÷應繳納稅款，該比值越大，表明企業的稅收法律責任好。

　　（三）企業生態責任的財務評價指標依據可持續發展觀的要求，設置反映企業持續發展的指標，包括：（1）單位收入材料消耗量。為企業主要材料消耗量與主營業務收入的比值，該指標反映企業生產對材料的消耗強度。計算式為：單位收入材料消耗量=主要材料消耗量÷主營業務收入。該指標值越小表明企業對材料的節約和對子孫后代的負責；反之，則是對材料的浪費和子孫后代的不負責。（2）單位收入不可再生資源消耗量。為企業消耗不可再生資源量與主營業務收入的比值，該指標反映企業生產對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強度。計算式為：單位收入不可再生資源消耗量=不可再生資源消耗量÷主營業務收入。該指標值越小越好。（3）材料用廢率。是企業利用回收的可循環使用資源（如銅、鐵、紙等）加工的材料與生產消耗材料的比，該指標反映企業對資源的珍惜和節約程度。計算式為：材料用廢率=可循環使用的廢舊資源加工的材料÷材料消耗總額。該指標為正指標，比值越大，企業的社會責任感越強；比值越小，企業的社會責任感越差。但對于不能使用可循環使用資源企業來說，不適應該指標。（4）單位收入耗能量。為企業能源消耗量與營業收入的比值，該指標反映企業生產對能源的消耗強度。計算式為：單位收入耗能量=企業能源消耗量÷營業收入。該指標值越小越好。值得注意的是為加強單位收入能耗的可比性，應將耗能量統一換算為熱值。（5）單位收入耗水量。為企業水資源消耗量與主營業務收入的比值，該指標反映企業生產對水資源的消耗強度。計算式為：單位收入耗水量=水資源消耗量÷營業收入。該指標值越小越好。（6）單位收入排廢量。為企業未達標“三廢”排放量與主營業務收入的比值，反映企業對人類生存環境所承擔的生態責任。其計算式為：單位收入排廢量=企業未達標“三廢”排放量÷主營業務收入。該指標值越小表明企業對社會責任感越強；反之，越弱。值得關注的是“三廢”排放量的確定只能依賴于企業的自愿披露，目前尚無強制披露要求。（7）環保投資率。為企業環保設備凈值與固定資產凈值的比值，一定程度上反映企業對人類生存環境的責任感。其計算式為：環保投資率=環保設備凈值÷固定資產凈值×100％。該指標計算應取環保設備凈值和固定資產凈值的平均值，為分析結論的有用出發，該指標需輔以環保設備開工率指標進行分析。（8）單位收入研發費。為企業年研發費與營業收入總額的比值，該指標反映企業對人類社會技術進步的責任。其計算式為：每股研發費=年研發費÷營業收入。單位收入研發費越多企業的開發力度越大，為人類進步承擔的社會責任越多；反之，越少。值得注意的是年研發費的確定，包括計入管理費用的研發費和計入無形資產成本的研發費。

　　（四）企業倫理責任的財務評價指標　該指標體系主要評價企業倫理責任，包括：（1）員工人均年教育經費。為企業的職工教育經費總額與職工人數的比值，該指標反映企業對員工素質的提升和未來發展所承擔的社會倫理責任。其計算公式為：員工人均年教育經費=職工教育經費總額÷職工人數。該指標值越大越好。（2）單位員工利潤。是企業利潤總額與企業職工人數的比，該指標可以反映企業員工的工作效率，其計算式為：單位員工利潤=利潤總額÷職工人數。該指標值在不同的行業差別較大，其評價標準為所在行業的平均單位員工利潤，一般而言，以大于行業平均數為好。（3）單位員工利潤增長率。為企業本年度單位員工利潤增長額與上年度單位員工利潤額的比值，反映企業員工生產效率的提高程度。其計算公式為：單位員工利潤增長率=本年度單位員工利潤增長額÷上年度單位員工利潤額。該指標值以高出行業平均水平為好。（4）員工工資增長率。為企業本年度員工工資增長額與上年度員工工資額的比值，反映企業員工對企業增長的利潤的分享程度。其計算公式為：員工工資增長率=本年度員工工資增長額÷上年度員工工資額。該指標值以高出行業平均水平和物價上漲率為好，同時與單位員工利潤增長率進行比較，看二者的增長幅度是否一致，以反映企業的倫理責任。（5）就業貢獻率。是指企業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與企業平均凈資產的比值，該指標用來衡量企業運用全部凈資產為社會公眾提供就業的能力。其計算式是：就業貢獻率=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平均凈資產。一般來講，該比率越高，說明企業為社會提供的就業能力越強；反之，則說明企業為社會提供的就業能力越弱。（6）捐贈收入比率。為企業為社區建設、希望工程和困難人群發生的慈善與公益捐款與企業收入的比值，該指標可以反映企業的社會倫理責任，其計算式為：捐贈收入比率=慈善與公益捐款÷企業收入總額。指標期越大越好。

　　（五）企業其他社會責任的財務評價指標此指標體系評價企業其他社會其他社會責任的執行情況，包括：（1）職工勞動生產率。為企業收入總額與職工總人數的比值，反映企業對社會勞動資源的利用水平和企業勞動者素質的高低，間接反映企業對勞動者素質提高的社會責任。其計算式為：職工勞動生產率=企業收入總額÷職工總人數。指標值大，表明企業有效利用了勞動力資源和對勞動者素質進行了合理的提高，反之亦然。（2）社會貢獻率。用于評價企業運用全部資產為國家或社會創造或支付價值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公司的社會責任。其計算式為：社會貢獻率=企業社會貢獻總額÷企業平均資產總額×100％。其中企業社會貢獻總額包括：工資（含獎金、津貼等工資性收入），勞休統籌及其他社會福利支出，利息支出凈額，交納的稅金，凈利潤和捐贈支出等。（3）社會積累率。用于衡量企業社會貢獻總額中多少用于上交國家財政和支持社會公益事業，從而直接或間接反映企業的社會責任。其計算公式為：社會積累率=上交國家財政總額與公益性捐贈支出的和÷企業社會貢獻總額×100％。其中上交國家財政總額包括應交增值稅、應交產品銷售稅金及附加、應交所得稅、其他稅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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