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來，我國證券市場屢屢爆出上市公司假賬丑聞，上市公司前赴后繼地進行財務報告舞弊，使投資者遭受損失并蒙上心靈的陰影。據統計，1994年1月到2000年12月，上市公司有346項違反證券法規行為，其中，上市公司披露虛假財務信息的比重為13.87%.自我國證券市場成立至2003年5月31日，共有45家上市公司因財務報告的舞弊行為受到處罰，約占上市公司總數的4%.2001年11月底，國家審計署對16家具有上市公司年度會計報表審計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全年完成的審計業務質量進行檢查，共抽查了32份審計報告，并對21份審計報告涉及的上市公司進行了審計調查，發現有14家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了23份嚴重失實的審計報告，造成財務會計信息虛假，涉及41名注冊會計師，造假金額達70多億元。

　　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舞弊行為已經成為資本市場發展中的一大毒瘤，它破壞了資本市場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公平”、“公正”和“公開”原則，動搖并挫傷了投資者的信心。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本文旨在探求我國上市公司財務報告舞弊行為的基本規律，為財務報告舞弊行為的預警、實時監控和綜合治理提供經驗證據支持。

　　文獻回顧

　　過去十年來，有關財務報告舞弊的經驗研究，主要圍繞舞弊的原因與動機、影響因素等方面展開。

　　一、財務報告舞弊的原因與動機

　　Dechow（1996）在分析那些被SEC采取強制行動的公司盈余操縱的原因時發現，這些公司盈余操縱最重要的動機是低成本獲得外部融資。Kinney and McDaniel（1989）認為，陷入財務困境的公司的管理層為了掩飾其可能是暫時性的財務困難更有可能舞弊。Obeua.S.Persons（1995）以1974年至1981年違反會計系列公告（ASR）、1982年至1991年違反會計和審計強制公告（AAER）的公司中的100家作為舞弊性財務報告的樣本公司，從同一會計年度、同一行業的非舞弊公司中隨機抽取了100家公司作為對照樣本，通過對它們在財務杠桿、資產組成、盈利能力、流動性、資本回報、規模等幾方面的財務指標所做的顯著性檢驗，證明了財務狀況惡化是管理當局舞弊的一個重要原因。Beneish（1999）發現，那些被SEC采取強制行動的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在盈余被高估的年份更可能賣出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執行其股票期權。這從側面證明，高級管理人員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是其財務報告舞弊的動機之一。

　　二、財務報告舞弊的影響因素

　　Pankaj Saksena（2001）從實證的角度證明，財務報告舞弊與環境因素有著直接的關系。在他的研究中，環境因素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兩類。內部因素包括企業在整個行業中的經營業績水平、破產的威脅（Altman的Z分值）、組織的松散程度（產品和客戶資源）、公司規模（資產、銷售收入和員工人數）；外部因素指動蕩（dynamic）的環境（銷售收入的變化）、不友善（hostile）的環境（研發費用）、異源（heterogenous）的環境（公司的競爭對手所屬的行業數）、所屬行業（industry membership）。研究發現，與未舞弊的公司相比，舞弊公司的經營業績較差，受到的破產威脅較大，組織的松散程度較低，公司規模較大；舞弊公司所處的外部環境具有動蕩、不友善、異源的特點，而且某些行業的舞弊的比例相對于其他行業較高。

　　Beasley（1996）對75家舞弊公司和75家不曾舞弊公司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在財務報告舞弊公司的審計委員會中，外部董事的比例低于非舞弊公司，而且董事會中外部董事的任期較短，持有的公司股權較少，極少擔任其他公司的外部董事，而董事會的規模較大。同時，舞弊公司董事會中外部董事的比例低于未舞弊公司，舞弊公司的公司創始人與CEO為同一人的比例較大，CEO與董事長為同一人的比例較大。McMullen（1996）發現，財務報告舞弊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的比例低于未舞弊公司，內部董事持有公司較高比例的股權。Beasley（1999）發現，舞弊公司（高科技、醫藥和金融行業）審計委員會的開會次數（通常每年1次）低于未舞弊公司（通常每年2～3次），而且舞弊公司存在內部審計職能的比例（低于70%）低于未舞弊公司（高于70%）。同樣，COSO在1999年6月發布的題為“財務報告舞弊：1987～1997”的一份調查報告中指出，絕大多數財務報告舞弊的公司的審計委員會一年只會面一次，而25%的公司沒有審計委員會。而在有審計委員會的公司，65%的審計委員會成員都沒有獲得會計認證，在任職以前或現在都沒有會計或財務職位的從業經歷。在那些被控告財務報告舞弊的公司董事會中，大部分都是內部董事以及與公司有特殊聯系的灰色董事。

　　研究假設

　　代理成本是現代企業不可避免的問題之一。相對于大的企業而言，規模較小的企業可以控制的資源較少，為了營造經理帝國和增加自身的財富，其高管人員希望把企業做大，當實際業績與理想相距甚遠之時，他們就有一種急于舞弊的內在沖動；另一方面，規模小的企業股權比較容易集中，更易為內部控制人控制，公司治理結構失衡，內部控制薄弱，舞弊的機會就比較大。COSO在《財務報告舞弊：1987～1997》中指出，相對于較大的舞弊金額而言，舞弊公司的規模一般都較小，實施舞弊的前一年，舞弊公司的總資產大都低于1億美元。因此有假設1：

　　假設1：企業規模與財務報告舞弊發生的可能性負相關

　　Treadway委員會在1987年提交的報告中指出，舞弊性財務報告通常與那些正處在財務困難中的公司聯系在一起。Kinney and McDaniel（1989）認為，陷入財務困境的公司的管理層為了掩飾其可能是暫時性的財務困難，更有可能舞弊。COSO在《財務報告舞弊：1987～1997》一文中指出，在舞弊動機問題上，有些公司舞弊是為了制止業績的螺旋下降，而其他公司則是企圖保持業績增長率。Dr Obeua.S.Persons（1995）證明了財務狀況惡化是管理當避舞弊的一個重要原因。Loebbecke發現其樣本中，19%有欺詐現象的公司當時正面臨著償債困難，35%的公司營業利潤不足。通常，如果公司財務狀況較差，融資壓力就比較大，由于資本市場中信息分布的不對稱性和非均衡性，管理當局傾向于披露好消息而不是壞消息，他們就有強烈的舞弊動機。因此，形成假設2：

　　假設2：財務狀況惡化的企業易發生財務報告舞弊行為

　　一方面，高科技企業一般具有高成長性，由于R&D和廣告支出比較大，市場風險和經營風險比較高，收益的方差也相對較大。當企業效益不好，成長速度放慢甚至倒退時，為了保持一致成長的表象以吸引風險資本，道德覺悟不高的經理可能會修勻收益（income smoothing）甚至會發生財務報告舞弊行為；另一方面，具體規則導向的會計準則總是落后于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企業業務的不斷創新，會計準則的滯后也為高科技企業的財務報告舞弊打開了方便之門。Persons研究發現，計算機及數據處理服務行業、科學和醫藥儀器制造行業、計算機制造行業、家庭用具及電氣設備制造業等行業的公司財務報告舞弊比較集中。故有假設3：

　　假設3：高科技企業易發生財務報告舞弊行為

　　對于石油、化工等受保護行業，它們可以獲得高出市場平均利潤的壟斷利潤，這些企業的高管人員缺乏舞弊的強烈動機；同時，政府的官員也常常從這些大型國有企業中選拔，高管人員舞弊的政治成本比較高，為了仕途一帆風順，他們不傾向于舞弊財務報告。據此，提出假設4：

　　假設4：受保護行業發生財務報告舞弊行為的可能性較小

　　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

　　選取1990年至2003年5月31日被證監會、財政部處罰的45家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數據主要來源于：（1）1993年至2003年5月31日中國證監會公告（上市公司處罰決定類）；（2）財政部處罰公告（上市公司處罰決定類）；（3）全景網站（www.p5w.net）、巨靈網（www.genius.com.cn）；（4）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會計與金融研究中心和深圳市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聯合開發的《中國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庫查詢系統》（CSMAR）；（5）《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時報》。

　　在檢驗假設1、2、3、4時，我們選取舞弊公司舞弊前一年的財務數據，發現只有18家受處罰的上市公司具有比較完整的財務數據，再按同一年度、同行業、同上市地點隨機選取18家上市公司作為控制樣本。變量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及其定義 

　　二、研究方法與回歸方程

　　為檢驗研究假設，采用描述性統計、兩總體均值異方差假設T檢驗和logistic回歸方程相結合的方法，回歸方程為：

　　FRAUD_t=β₀+β₁x_1,t-1+β₂x_2,t-1+β₃x_3,t-1+β₄x_4,t-1+β₅x_{5, t -1}+β₆x_6,t-1+β₇x_7,t-1+β₈x_8,t-1+ε…………………………model 1

　　
　　所有計算過程均由EXCEL2000和SPSS10.0完成。

 
　　統計結果與分析

　　一、45家舞弊公司的行業特征和年度分布

 
　　　　　　　　　　　　　 表2  舞弊公司的行業特征與年度分布

　　由表2可見，1996年、1997年和1998年是財務報告舞弊高峰期，1996年20家舞弊，1997年21家舞弊，1998年19家舞弊。從行業分布來看，舞弊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和綜合類，制造業舞弊36次，綜合類公司舞弊22次。45家舞弊公司累計舞弊92次，平均每家公司舞弊2.04次，舞弊3次以上的有20家，占全部舞弊公司的4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