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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得稅改革任重道遠
———訪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孫鋼
記者：當前，大家對個人所得稅很關心，社會上對此議論很多。多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勢頭，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再加上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取得了很大進步，10年前制定的個人所得稅條例中所暴露的問題與矛盾也就越來越突出。但是，個人所得稅的改革并不僅僅是一個立法問題，如果社會管理水平跟不上，按照目前的征管方式，個人所得稅的改革很難達到預期目的。
孫鋼：因此，個人所得稅的改革應該分步推進。我認為，在目前情況下，可選擇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稅制模式，在兼顧稅制的公平、效率和操作上的可行性的基礎上，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課稅模式。盡管這種模式不如綜合模式更科學，但是作為一種過渡模式，不失為當前的一種較好選擇。等條件成熟時，再實行完全的綜合課稅模式。
采用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模式，首先應將不同來源、不同性質的每一種所得進行非常細化的分類，然后將這些細化了的分類所得按照如下四種所得類型分別總計：勞務所得如工資、獎金、勞務報酬等、營業所得、投資所得如股息、利息、紅利等和其他所得如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等，然后對那些投資性的，沒有費用扣除的，并且能夠較好采用源泉扣繳方法的應稅所得，如投資所得、其他所得等，實行分項征稅的辦法。對那些屬于勞動報酬所得、有費用扣除的應稅項目，則實行綜合征收的辦法。
新的課稅模式的核心在于要有綜合課稅，而不論綜合的比率有多大。從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對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等經常性的勞動所得實行綜合申報征收不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具有可行性。尤其是將勞務報酬所得納入綜合申報的范圍具有關鍵性的現實意義。因為目前中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將收入分解，而最普遍的做法是將一部分工資性收入分解為勞務報酬，勞務報酬成為主要的征稅漏洞之一。因此，將勞務報酬所得并入工資、薪金所得綜合征稅，改動不大而實效不小，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要進行綜合課征就必須使納稅人能夠自行申報。要做到這點，就必須提高公民的納稅意識。從道德層面來做工作固然是必要的，但僅僅如此還是不夠的，還應該從利益層面來促使納稅人主動申報。建議的方案是：源泉扣繳時不做任何扣除，只按規定稅率扣稅。各項生計扣除在所得匯總自行申報時進行，這樣可以提高納稅人申報的主動性。也就是說，預繳預扣時依率征收，申報時可得到退回的各項扣除。這樣，誰申報誰可得到退稅，不申報者則多繳稅。
記者：有人認為要縮短居住時間標準，你如何看這個問題？
孫鋼：對于居住時間標準，中國目前實行的是365天標準，與中國同樣實行365天標準的還有日本、韓國、巴西等國家，而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發達國家則是采用183天標準。目前有一種觀點，主張中國也改用183天標準。我們認為兩種標準其實各有所長。從形式上看，用183天標準所確定的居民范圍要大于用365天標準確定的居民范圍，換句話說，采用365天標準意味著對一部分居住本國的外籍人員不視為本國的居民，
體現了對這部分人員的某種稅收優惠。選擇何種居住時間標準既要考慮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戰略，也要考慮一個國家稅收的稽核能力。就中國而言，采用183天標準的好處是增加了國家的權益，可以減少稅收協定談判中的困難，但是對稅收征管和稽核能力的要求較高，工作量也會有較大的增加。而采用365天標準的好處是降低了部分外籍人員的申報要求，有利于吸引外國人才，也比較符合目前稅務機關的征管能力，缺點是會導致一部分稅收收益的流失。比
較之下，我們更傾向于這次稅法修訂暫時維持365天的標準，等下次修訂時再作調整。
記者：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以美國稅制改革為開端，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進行了以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減少累進檔次、縮小級距為主要內容的改革，并已成為世界范圍內稅制改革的一種趨勢。
孫鋼：受供給學派理論的影響，認為累進檔次較多、邊際稅率較高的個人所得稅制，會造成巨大的效率損失，影響人們工作和投資的積極性，從而可能減少財政收入。因此，這種改革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因此值得我們借鑒。
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稅率存在以下一些主要問題：一是不同的所得，稅率不同，稅負也不同，其中一些差異缺乏合理性；二是累進稅率級數過多，降低了征稅的效率；三是最低稅率的適用范圍為月應納稅所得額500元以下，適用范圍偏小；四是45％的最高邊際稅率過高，從國際上看，采用這么高稅率的國家非常少。稅率越高，逃稅的動機越強，在現實中，能夠運用這么高稅率的實例可以說非常罕見，沒有實際的意義。因此，降低最高邊際稅率，使人們感覺到稅負的下降，這樣的改革更容易為納稅人所接受。
我建議，分類課征的部分，可以實行差別稅率，對一些實行源泉扣繳的應稅項目，例如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財產轉讓所得等，可以采用預扣的方式。預扣率的水平可以在5％～15％之間。在年終所得匯總納稅時，予以抵扣。
記者：許多人主張實行生計扣除的辦法，將贍養人口作為扣除額的主要因素。你是怎樣看這個問題的？
孫鋼：我倒覺得，在“計劃生育”的國策之下，家庭的人口數量大致趨同，贍養人口并不是家庭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可以暫不考慮它。倒是教育支出和購房支出，已成為每個家庭必不可少的大宗支出項目，應成為費用扣除的內容。此外，由于我國地區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確定一個費用扣除標準很難適應不同地區的不同收入水平，因此可以考慮國家確定一個幅度費用扣除標準，各省市可根據本地的具體收入水平來規定具體執行的費用扣除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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