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稅負指一個國家的總體稅負水平，一般通過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稅收收入總量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來反映。宏觀稅負的高低體現了政府在國民經濟總量分配中集中程度的大小，也表明政府社會經濟職能及財政職能的強弱。科學合理地界定一定時期的宏觀稅負水平，對于保證政府履行其職能、促進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稅收收入及宏觀稅負的變動趨勢

　　從1985年起，我國稅收收入統計是按利改稅后新的口徑進行的，稅收收入已經占到財政收入的90%以上，稅收收入變動與經濟增長變動呈現密切的相關性。

　　（一）宏觀稅負反映稅收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具有周期性

　　按照我國歷史上兩次大的稅制改革，我們將稅收收入及宏觀稅負變化分為3個階段。在不同稅制下，稅負變化也不同。第一階段為1979～1984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改革開放方針使生產力得到巨大解放，經濟和稅收收入都呈逐年上升趨勢，宏觀稅負水平由1980年的12.8%緩慢上升至1984年的13.7%.第二階段為1985～1993年，由于1983年和1984年兩步利改稅改革和工商稅制全面改革，原國有企業上繳利潤改為主要以稅收收入形式集中到政府手中，宏觀稅負迅速提高，1985年宏觀稅負達22.8%.與此同時，國家為抑制經濟過熱而采取的一系列強硬措施，導致了1989年、1990年的經濟“硬著陸”，生產滑坡、稅源萎縮，致使1989年在稅收彈性達到高點的情況下宏觀稅負水平又出現下降。在這兩個階段內，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改革主要圍繞利潤分配進行，因而企業所得稅稅負成為關注的焦點。研究結果顯示，這一時期企業稅收負擔不算重，而非稅負擔卻不輕，但宏觀稅負比較適中，且出現逐年下降趨勢。第三階段是1994年稅制改革以后至今，國民經濟持續平穩增長，并在1996年實現經濟“軟著陸”，經濟增長有所下降，各項稅收收入總額增長速度也趨于減緩，宏觀稅負及總體稅收負擔大體呈下降趨勢。

　　（二）我國宏觀稅負從1985年以來趨于下降

　　如果以稅收收入總額占GDP的比重作為衡量宏觀稅負的指標，我國宏觀稅負從1985年的22.8%下降至1996年的10.1%，降幅之大，速度之快，令人深思。宏觀稅負的降低反映了國家集中財力能力的降低及對宏觀經濟調控力度的降低。在我國經濟轉軌尚未完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善，還需加強國家宏觀調控的情況下，這種降低是令人堪憂的。從多種角度分析都可看出我國當前的財政狀況不容樂觀。首先是財政赤字的急劇擴大，其次是國債規模增速過快，債務負擔日益沉重。如果說宏觀稅負隨經濟發展而不斷提高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普遍趨勢，那么我國宏觀稅負隨經濟發展持續不斷降低的現狀就存在隱憂了。

　　二、我國宏觀稅負和總體負擔的現狀

　　（一）對當前我國宏觀稅負水平的認識

　　首先，我國稅制結構中流轉稅占絕對比重，流轉稅又以增值稅為絕對主體，而增值稅是以經濟增量（銷售收入）為計稅依據的，當經濟增量以較高速度增長時，理論上講稅收收入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是小于1的。其次，彈性系數大小與經濟增長方式有關，如果經濟增長是高投入的產值速度型外延擴張，則GDP增量能提供的稅收收入增量就很有限；如果是經濟效益型增長，那么同等的經濟增量可提供的稅收收入要多得多，彈性系數也相應較高。最后，我國GDP中有相當一部分為無稅產值或低稅產值，如免稅工業產值、農業產值等。

　　（二）對稅負的研究必須將宏觀與微觀結合起來，才能得到全面、正確的認識

　　自1978年以來，我國在國家與企業分配關系改革上始終本著減稅讓利的原則，企業留利水平呈上升趨勢。1994年稅制改革后流轉稅占銷售收入的比重略有下降，約為8%左右；所得稅占企業利潤的比重也逐年下降，1996年僅為1.1%.同時，國家規定企業免繳“兩金”，可以加速折舊并可將折舊全部留在企業用于擴大再生產，這些都表明企業稅收負擔是在減輕而不是在加重。

　　但是，稅收負擔并不是企業全部負擔，政府參與企業剩余價值分配的方式也不僅僅是稅收這一種方式，還包括各種形式的收費、攤派以及政府職能轉移而轉嫁給企業的額外負擔，如企業辦學。據有關部門統計，大中型國有企業的職工住房、醫療、學校教育等方面的投資約占企業總投資的15%～20%，離退休人員退休金及在崗富余人員工資占職工工資總額的50%以上；對其他所有制類型企業來說，各種名目的收費、攤派已超過甚至遠遠超過應納稅額。可見，企業非稅負擔是相當沉重的。

　　（三）對總體負擔的結論性認識

　　1985年至2001年全國稅收收入總額的平均增長速度為11.3%，而同期預算外收入的增長速度卻為15.6%.一方面我國宏觀稅負偏低，宏觀稅負不重，且呈下降趨勢；另一方面卻是企業負擔沉重。微觀分析表明，非稅負擔過多、過重，尤其是亂收費泛濫是其根源所在。

　　三、提高宏觀稅負的措施

　　（一）深化稅制改革

　　1. 改革農業稅。農業稅負直接關系到國家與農民的分配關系，為促進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兼顧農業稅收分配公平與效率的原則，應完善農業稅管理制度。

　　2.強化增值稅改革。在現行增值稅改革方向基礎上，發揮增值稅中性稅收的特點，弱化增值稅政策職能，強化其收入職能。（1）由“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過渡。“生產型”增值稅存在重復課稅和稅負不公的弊端，難以形成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平的稅收環境，而“消費型”增值稅有利于鼓勵投資、有利于國有大中型企業技術裝備改造。（2）將銷售不動產、郵電通信業等直接與商品生產和流通有關的行業納入增值稅征稅范圍，解決現行增值稅“鏈條”中斷、混合銷售界定不清等難題。

　　3.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個人所得稅是極具發展潛力的稅種，它在調節貧富差距、增加財政收入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從近幾年個人所得稅征收情況看，其增長幅度卻遠遠小于居民儲蓄存款年增長幅度。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的不盡人意并非稅源問題，主要還是稅制本身不夠完善。完善個人所得稅制的途徑有：（1）選擇混合所得稅制，改革分類所得稅制，逐步向綜合所得稅制模式過渡。我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是分類稅制，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變化，其弊端越來越突出。而綜合所得稅制是一種科學、合理的稅制，是個人所得稅制的發展方向，但由于實行這種稅制模式要求較高，實施條件尚不完全具備，目前采用有較大難度。因此現階段可先推行混合稅制，克服分類稅制存在的缺陷，在條件成熟后再向綜合稅制過渡。（2）合理規定個人所得稅應稅所得。首先擴大個人所得稅征稅范圍，其次建立全面、合理的費用扣除制度。（3）加強對隱性收入的監控，全面實行銀行存款實名制和收付票據化。

　　4.改革企業所得稅制。隨著國企改革的推進、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內外資企業兩套企業所得稅并存的稅制模式已無法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而且，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內外資企業實行不同的所得稅政策與國際慣例及世界貿易組織所要求的國民待遇原則明顯不符。因此改革企業所得稅制已迫在眉睫。

　　（二）改費立稅，擴大稅基

　　1.擴大稅基增設新稅種。對于目前中央政府各部門以及地方政府現存的數額較大、來源穩定、具有稅收性質的收費項目，可并入現有稅種，統一征收。例如，將用于城市建設的配套費、綠化費等收費項目列入城市維護建設稅中，而將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和失業保險基金改為社會保障稅。

　　2.繼續保留部分收費。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向法人或自然人提供服務收取的費用如工本費、手續費等，可以繼續保留，但應按不高于或略高于成本的標準收取并納入財政預算。

　　3.取消亂收費。對那些不必要的亂收費項目堅決取締。

　　（三）建立稅務司法保障體系

　　稅務司法保障體系的設置以稅務警察和稅務特別法庭兩種為宜。由公安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共同組建稅務警察機關，中央實行雙重領導、機構內部垂直領導，依法對稅收違法犯罪活動進行偵查，查處偷、逃、騙、抗稅的重大案件，維護國稅和地稅兩級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保護稅務人員人身安全，預防、揭露、制止稅務機關內部營私舞弊行為，有效保障征納雙方的權利。還可在人民法院內設立稅務法庭，主要對檢查機關起訴的各類稅務違法案件、稅務訴訟案件、稅務機關依法申請的強制執行案件進行審判，配合稅務機關進行查封、扣壓及稅收保全措施等。

　　主要參考資料：

　　（1）安體富、岳樹民《我國宏觀稅負水平的分析、判斷及調整》（載《廣東地方稅務》1999年第6期）。

　　（2）徐四偉 《宏觀稅負變化的理論分析》（載《特區稅收新篇章》，海天出版社199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