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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得稅政策目標的理性分析
一、個人所得稅的首要政策目標
個人所得稅有兩大政策目標：一是純財政目標；二是社會福利目標。重農學派和亞當。斯密等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從純財政目標出發，提出了普遍性和平等性原則。普遍性原則意味著每個人都應納稅，平等性原則表明應實行比例稅或按同比例納稅，反對累進稅。這一觀點的提出有個重要的假設條件，即任何市場過程都是公平的，私人企業和自由競爭體制中的收入和財富分配是合理的、公正的。在此前提下，他們主張應維護私人在市場上按要素稟賦和要素價格能夠獲得的一切收入，認為稅收不應該改變或較少改變收入和財富正確、公正的分配結果。瓦格納則提倡稅收的社會福利目標。他認為這些假設前提是不正確的，在以自由競爭經濟表現的一般形式中是不能實現的。所以，他贊同稅收的社會福利標準，認為稅收不僅是增加收入的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對自由競爭所形成的收入和財富分配狀況加以改變，主張實行累進稅，對低收入者實行稅收豁免，對不同來源的收入實行高低不同的稅率。
個人所得稅具有直接由納稅人負擔的不可轉嫁特點，因而其首要政策目標就是實現稅收公平，即把公平作為最優個人所得稅研究的出發點。
稅收公平有兩大準則：受益原則和支付能力原則。最早出現的稅收公平思想是受益原則，它是在17世紀末英國君主立憲制和隨之產生的“國家契約理論”基礎上形成的。在19世紀中期，隨著功利主義哲學的興起，穆勒對受益原則進行了攻擊，指出了受益原則的三大主要缺陷：（1）衡量問題；（2）人際比較問題；（3）忽視初始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問題。從而結束了受益原則在職業經濟學家中倍受寵愛的時代。稅收公平思想的主流由穆勒所推崇的支付能力原則取而代之。支付能力原則的最大特點就是重視稅收分配的公正性，從受益原則將稅收與公共支出合并考慮轉向只考慮稅收一個方面。
19世紀末20世紀初，威克塞爾和林達爾對受益原則加以發揚，提出了自愿交換模型。威克塞爾將公平稅收分成兩個部分：一是利用稅收工具建立公平的分配狀態；二是以公平的方式分攤公共事業的成本。這實際上就是把預算過程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依據某些社會公正原則對全社會的收入分配進行調節，形成公正的收入分配；第二步再通過民主決策求得合理的公共支出和稅額。只有初始收入分配公平，才能使受益原則公平。預算過程分兩步揭示了即使用民主決策這種似乎最公正的機制仍然需要一定的前提，即初始的收入分配盡可能公平、合理。林達爾從分配的公平狀態已經建立起來的假定出發，用與市場價格決定相似的方式確定公共事業的價格，并提出了公共事業供給與成本分攤的均衡點如何確定的方法，其結果既滿足了支付能力學說的要求，也符合受益學說的觀點。林達爾需求曲線實際上不僅反映了來自公共支出的受益，而且也反映了有效需求即支付能力。根據林達爾的觀點，量能課稅與受益課稅的沖突只是形式上的，量能課稅是受益課稅的一個重要分支，二者并不矛盾。
上述關于稅收分配的理論有一個共同點：都強調稅收調節職能的重要性，突出稅收的公平再分配效應。從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個人所得稅的最基本目標應定位于調節收入分配的公平化。
在現實中，經濟學家對兩大公平原則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稅基的選擇問題；二是稅率的確定問題。稅基的選擇一般是在所得與消費之間進行，所得可更好地作為能力的替代，消費可更接近于受益。對兩者之間最優組合的研究構成了最優稅收理論的一個重要領域。衡量所得課稅公平性的重要標準就是看它是否符合支付能力原則，即國家課稅應以納稅人的支付能力為依據，支付能力相同者同等課稅，支付能力不同者在課稅上應有所區別。米德委員會（1978）提出了對現實有指導意義的評價最優所得稅的一般原則：（1）高收入者應按高平均稅率納稅，低收入者應按低平均稅率納稅；（2）收入級別的最高檔和最低檔的邊際稅率都應該特別低。第一條原則要求稅率應具有累進的性質，以更好地促進公平。第二條原則要求在促進公平的同時也促進效率。因為當個人處于收入的最高級別時，再高的邊際稅率也不會使稅收增加，所以對其規定一個特別低的稅率并不會破壞稅收公平，而一旦高收入個人受到幾乎為零的邊際稅率的激勵時，就會更少地選擇閑暇，反而有可能使稅收數額增加，更加有助于公平的實現。出于公平與效率的考慮，最優非線性所得稅理論的研究得出結論：反對累進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定為100%，相反主張將其定為0.認為最高邊際稅率為0可帶來帕累托改善和改進收入再分配。
二、我國個人所得稅應把調節公平收入作為首要目標
稅收公平收入分配功能的強弱與調節個人收入的各稅種密切相關，需要多個稅種及其他財政手段的配合。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個人所得稅與財產稅（由于財產價值評估核定等方面的困難等還很不完善）、遺產稅（目前還沒有開征）相比，是一個比較健全、完善的調節手段，是調節收入分配能力最強的稅種，在實現個人收入分配職能方面發揮著其他稅種難以替代的作用。但由于個人所得稅稅制本身缺乏科學性和合理性，加之治稅環境和征管不力等因素的影響，導致其收入規模和完善程度都與其本身調節功能的有效發揮存在很大的差距，并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公平原則。尤其從現階段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平程度加大①，并且收入出現隱性化、分散化和多元化的趨勢來考慮，必須把個人所得稅的調節公平收入分配作為首要的政策目標，不斷加大個人所得稅對個人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以調節收入分配公平為著力點，調整和改革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既是理論上的必然性，也是現實的選擇。
主要參考資料：
（1） 楊鐵山、隋 麗《個人所得稅：問題與改革思路》（載《改革》2001年第2期）。
（2） 陳艷艷《完善個人所得稅，促進經濟增長》（載《財政研究》2001年第8期）。
（3） 劉宇飛《當代西方財政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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