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這是我國在新世紀新階段堅持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把“落實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推動各地區共同發展”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舉措。最近，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統籌兼顧其中內容之一就是統籌區域經濟、社會和其他公共事業協調健康發展。但是，從近幾年東、中、西部區域生產總值（GDP）、稅收收入及財政收入的統計數字來看，東、中、西部經濟發展差距仍然過大，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

　　一是稅收收入差距大于經濟發展差距。

　　以東部與中部、西部比較為例，從經濟發展的差距來看，2001年東部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是中部的2.36倍，到了2003年達到2.45倍，隨后又開始下降，到2005年為2.29倍，5年內平均保持在2.29—2.45倍左右，經濟發展的差距并沒有太大變化。但是，從稅收收入差距來看，2001年，東部地區的稅收收入是中部的3.86倍，到2005年達到4.02倍。從西部經濟發展的差距來看，2001年東部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是西部的4.47倍，到2005年為4.78倍。從稅收收入差距來看，2001年東部稅收是西部的5.85倍，到2005年為5.86倍，顯而易見，東部與中部、西部稅收收入差距大于其經濟發展的差距，并且逐漸加大。這是觀察近幾年全國各省區國內生產總值、稅收收入、財政收入等統計數據得出的一個初步結論。

　　其二，稅制不完善，區域稅收收入差距加大。

　　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應該與稅收收入差距基本一致，但由于目前稅制存在缺陷，政策性地擴大了區域之間稅收收入差距。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西部大開發中的“西電東送”和“西汽東輸”工程。作為西部不發達地區，作為能源的輸出地，為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和巨大的犧牲，但是由于企業跨區經營、稅制設計和其他一些原因，大量稅收從貧困地區轉移到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在不同區域之間產生了橫向稅收轉移，趨勢日益明顯，使得大規模的資源開發并未給西部各省帶來預期的收益。不僅造成“窮省”與“富省”經濟發展差距拉大，而且突出地影響到區域經濟的進一步協調發展，影響到區域之間社會公平。

　　在“西電東送”工程中，貴州作為電力輸出大省，理應在電力的生產、銷售和輸送中獲取較大的收益，但由于上述問題的存在，不論在流轉稅、還是在所得稅方面，都有稅收與稅源背離的問題。如跨省、區界河電站生產環節的稅收，沒有全部歸電站所在地相關省、區所有。在增值稅的征收上，還存在一個較突出的問題。即國家稅務總局明確規定，由電力輸送產生的過網費應征收增值稅。貴州送往東部省（區）電力，大部分通過南方電網下屬輸變電機構架設的電網進行輸送。在電力輸送過程中，電網公司建立了許多變電、換流設施，負責電力產品的加工，由此發生的成本費用及人工投入，組成過網費的價格。但由于過網費收入由注冊在貴州以外的電網公司收取，并向當地稅務部門計算繳納增值稅，使得稅收再一次與稅源發生背離。

　　從上述實例可以看出，無論是電力的加工輸送，還是電力的生產、銷售，其所在地的政府和人民，在土地征用、移民搬遷安置、各項損失的補償以及當地的公共設施、治安保衛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人、財、物力的支持，作出了較大的貢獻，但卻無法通過工程項目建成后實現的效益而得到應有的補償，相反出現了經濟落后地區向發達地區輸送資源的同時又輸送稅收的現象，使稅源產生地沒有從經濟發展、GDP增長中得到稅收上的應有實惠，而其他一些地方政府僅僅因為企業管理機構的設立而得到了由稅源地創造的稅收收入，從中獲得了額外稅收收益。

　　類似的例子還很多，就貴州而言，稅收與稅源背離還包括鐵路運輸、郵政、路橋施工、航空、金融、保險、通信、證券等行業，其中共同的特征是，稅收收入由欠發達的地區向發達省區轉移。

　　第三，財政轉移支付效果不理想。

　　為均衡我國區域財力差異，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我國于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推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中央財政在平衡區域政府之間財力上采取一些措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區域財政不平衡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從區域財政收入（包括地方本級收入、中央補助收入等）差距來看，2001年東部地區的地方財政收入是西部的2.95倍，2003年達到3.21倍，2005年下降為3.15倍。顯然，東部與西部之間在地方財政收入差距上，雖然小于稅收收入之間的差距，但只略小于其經濟發展之間的差距。這表明，財政轉移支付盡管明顯縮小了因稅收差距造成的區域財力差距，但沒有特別顯著地縮小因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區域的差距，導致不同地區貧富差距的拉開，“富者越富，窮者越窮”。

　　應該說，財政與稅收一樣，也有調節區域之間收入差距的職能。按道理，通過財政和稅收手段，區域財政收入差距應該大大小于經濟發展差距，但為什么效果不明顯？原因之一是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現行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不夠規范、透明，政策導向不明確，調節功能微弱，形式繁多，管理分散，缺乏法律的支撐和保證等，使得區域財政分配缺乏科學化、規范化依據。

　　因此，在稅收收入差距大于經濟發展差距的情況下，必須高度關注在稅收征收環節區域橫向稅收分配機制，完善這一機制，對于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筆者認為，必須在稅收征收環節就采取措施進一步規范區域稅收分配，將稅收收入與稅源一致性的原則滲透到財稅體制的各個環節、各個要素中去，以此逐步縮小區域差距。

　　在增值稅方面，應針對跨地區經營的納稅人，根據在不同區域內對稅源總量的貢獻大小，按照稅收與稅源相一致的原則，在地區之間進行合理劃分，規范增值稅收入歸屬機制。針對跨地區經營的納稅人所繳納的增值稅在地區之間進行合理劃分，科學確定權重，形成規范透明的收入劃分方式，選擇適當的征繳方式來保證不同地區政府的合理稅收權益。

　　在企業所得稅方面，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的做法，總機構與分支機構分享企業所得稅，可選擇各機構從業人員工資收入、營業收入和財產價值等主要因素并賦予一定的權重，建立規范、透明的分配公式，將匯總計算后的應納稅所得額按公式確定的比例在總機構和分支機構之間進行分配，由各機構據此計算各自應納的企業所得稅。通過在稅制要素層面完善所得稅收入歸屬機制，從稅收征收環節就關注稅收收入劃分問題，防止因不合理的稅收歸屬機制而產生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從而縮小區域差距，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和社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