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稅收制度是對傳統稅收制度的繼承和發展，是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而建立起來的。稅收與國家同時出現，現代稅收制度不同于傳統稅收制度。在君主制國家，稅收幾乎等同于君主的私人收入。稅收的取得雖有制度依據，但制度執行常打折扣。舊時，歐洲一些國家的包稅制就嚴重損害稅制作用。古代中國稅收征管中也有類似問題。而且，市場經濟社會之前，傳統稅收制度的多變性，不利于各種主體決策，嚴重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

市場經濟興起之后，最初建立起來的現代稅收制度受到立法機構的約束。“無代表，不納稅”就是這種約束的充分體現。立法機構得到政府預算的審批權之后，才允許君主課稅，這也是市場經濟初期稅收制度現代化的表現。隨著市場經濟進入發達階段，有約束的稅收制度已是社會常識，并成為稅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內容。稅收制度的變更需要一整套復雜的立法程序。這看似煩瑣，但正是這樣的程序，確保了稅收制度的穩定性，增強了稅收的約束性，給市場主體以較為穩定的預期，為市場繁榮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現代社會是全球化的社會，各國間聯系的加強，決定了各國現代稅收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相互學習的過程。得到一國實踐檢驗的稅種，可能為眾多國家所采用。60多年來增值稅在全球的推廣就是一個典型事例。中國稅收制度的現代化也必須融入世界稅制的潮流之中去。

各國現代化進程的不同，決定了稅收制度現代化基礎的不同，也決定了一國稅制的選擇可能不同于其他國家。新中國65年稅收制度的建設過程，是現代稅收制度的不斷探索過程。從建國初期公私稅負平等的提議，到計劃經濟時期“非稅論”的流行，再到改革開放以來稅收作用得到重新重視，中國現代稅收制度走過了不平凡的過程。特別是1994年及以后的財稅體制改革，形成了一套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適應的現代稅收制度。但是，這一套稅收制度，或因改革步驟選擇，或為其他因素影響，稅收在促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作用方面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間。

稅收應該是政府收入的主要形式。行政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規模過大，實際上是現代稅收制度未能真正建成的表現之一。從現實來看，收費和基金立法滯后，對市場經濟的影響更是甚于稅收立法。盡管稅收立法滯后，但因稅收征管法的存在，相對較高層次的行政立法或授權立法，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征稅活動的隨意進行。相比之下，收費和基金的設立相對便利，減免也較為隨意，容易形成不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市場主體利益也更容易受到侵犯。2012年，稅收收入約占大口徑政府收入的55%，更是凸顯未來現代稅收制度完善的緊迫性。

現代稅收制度的建立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之一。稅收民主化和法治化理念，要適應國家現代化建設目標。中國仍處大變革時期，稅收制度的變化在所難免，但現代稅收制度的內核是不變的，即稅收應有利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發揮，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有利于宏觀經濟穩定。

按此要求，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發展，經濟全球化的加深，稅收治理的現代化需要在保證治稅基本理念不變的同時，高度重視動態稅收治理問題，以適應未來復雜性與不確定性的要求。傳統發展中國家選擇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的理念就需要更新。基于國際稅收競爭和社會公平正義呼喚的背景，中國需逐步提高直接稅的地位。隨著反洗錢工作的深入，現金交易范圍的縮小，稅收征管環境在變化，現代稅收制度的運行環境也將得到根本性改善，稅收征管效率勢必大幅提升。相應的，稅務機關組織的優化也需提上日程，以適應納稅主體從企業向個人和家庭轉變的新要求。

總之，現代稅收制度既要體現市場和社會運行對穩定性制度的要求，又要因勢而變，適應國家治理現代化任務動態變化的要求。（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