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時報報道說，盡管出口退稅機制改革已經塵埃落定，但專家分析，隨著國內外經濟環境變化，這一機制的改革與完善仍存在許多變化的空間。

　　該報透露，財政部有關部門表示：“正在聯合相關部門抓緊制訂(全額貼息的內容及實施細則)，有了結果會及時向社會公布”。

　　近幾年，許多地方為緩解欠退稅給企業帶來的資金周轉困難，由商業銀行對企業出口退稅賬戶進行托管，向他們提供以出口退稅應收款作為還款保證的短期流動資金貸款。這一辦法最初在寧波試行，2001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外經貿部、國稅總局聯合發文，允許在全國實行對于托管貸款的利息，地方政府各級財政對辦理了此類貸款的所轄企業給予50%～100%不等的貼息。而根據日前出臺的出口退稅新機制規定，對欠企業的出口退稅款，中央財政從2004年起開始采取全額貼息的辦法予以解決。其中一個重大的變化是，貼息成本將由中央財政來承擔。

　　除了利息負擔由地方和企業承擔改為由中央財政承擔外，對于“全額貼息”與“出口退稅賬戶托管貸款”及銀行貼現在操作上有何異同，有關負責人稱“實施細則正在制定，目前不好做猜測性的對比”。

　　總體看，通過這次出口退稅機制改革，中國出口退稅率平均水平將降低3%。專家估計，到2003年年底，對企業的欠退稅累計將達到3000億元左右，按3%的年利率計算，中央財政每年將為此支出90億元左右的利息費用。

　　但專家提示，采用這種辦法，結果是將財政與企業之間的國家信用關系，延伸和轉化成了財政與銀行之間的信用關系。這樣有可能“溝通了國家財政信用的風險與銀行的金融風險”。而我國于1993年開始不允許財政向銀行借款。

　　另外，這種財政貼息從源頭上看，是基于企業出口行為而采取的一種出口補貼，當前作為一種過渡性的輔助手段可以采用，根本性的辦法還是應該抓緊縮小拖欠退稅的規模，最終目標是消除“陳欠”，并不再“新欠”。

　　報道稱，出口退稅新機制規定，從2004年起，以2003年出口退稅實退指標為基數，對超基數部分的應退稅額，由中央與地方按75：25的比例負擔。

　　2003年年初中央安排的出口退稅指標為1150億元，2002年結轉139億元，今年7月末追加300億元指標。據《財經時報》從國家稅務總局獲知，國家財政又第二次追加了200億元出口退稅指標，這樣，2003年的出口退稅指標達到1789億元。這也意味著2004年退稅基數至少要達到這個數額。

　　目前中國平均拖欠企業出口退稅大體上在一年以上，截至2002年年底，中央財政累計拖欠企業出口退稅2447億元。有關部門預計，到2003年年底，累計欠退稅將超過3000億元。若今年不再增加出口退稅指標，從2004年開始，有約1200億元的“老賬”將由中央與地方按75：25分擔，地方財政為此需支出約300億元。

　　因此，中央財政今年四季度是否再追加出口退稅指標，將直接影響國務院同時決定，從2003年起，中央進口環節增值稅和消費稅收入增量首先用于出口退稅。據國稅總局最新統計，今年1～9月共辦理出口退稅1357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退422億元；今年前三季度，海關代征進口環節增值稅和消費稅收入完成2061億元，增長51.8%，增收703億元。

　　另據海關統計，今年1～8月，全國一般貿易出口累計達到1129.4億美元，同比增長33.7%；按目前15%的平均出口退稅率計算，產生出口退稅應退額約1470億元。

　　到目前為止，中央財政今年兩次追加的出口退稅指標500億元，占進口兩稅增收收入的71%，基本兌現了中央財政“進口環節增值稅和消費稅收入增量首先用于追加出口退稅指標”的承諾。

　　出口地和貨源地不統一，就產生了收入與退稅分離的問題。新的出口退稅改革政策上周一出臺，這一問題立即引起廣泛關注。資料顯示，目前天津市出口的貨物約有50%是外地生產的，北京市的此項比例更高達80%～90%，出口環節以前各環節的外地產品增值稅收入，天津、北京等出口地并未分享。

　　究竟如何解決？針對記者的提問，財政部有關部門負責人說，這需要加快推進外貿出口代理制改革。

　　安永稅務專家陳雙榮認為，這種出口商與原材料及零配件供應商不在一地的情況，會導致地區間的財富轉移�！氨热�，如果我是上海企業，在武漢采購了產品，在上海出口，25%的增值稅收入就由武漢地方政府拿了；而出口時，出口退稅的25%要上海政府承擔。這樣，出口企業多、出口量大的地方政府的財力慢慢會向其他地區轉移�！彼�說。

　　財政部科研所專家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除了推廣代理制，也應研究地區間合理分擔退稅款的辦法。

　　對于目前的退稅機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主任隆國強認為，等于中央給了出口企業所在地“隱性的轉移支付”。他測算，中央政府每支付2000億元退稅款，其中就有500億元左右給地方做了轉移支付。

　　因此，出口企業較多的東部沿海的省份享受到的“隱性轉移支付”比較多，而中西部地區卻得到很少，在客觀上加大了地區間貧富差距，也給中央財政帶來了一定的負擔。

　　倪紅日研究員認為，這相當于“出口企業所在地政府掙了中央的錢”。對于退稅機制改革后出口企業集中地區的財力轉移問題，她認為“可以忽略不計，而且這些地區完全有能力承擔。這就像乘地鐵，坐一站和坐三站票價一樣，不可能有不同的價格，因為那樣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