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減負，稅費改革已見成效

　　安徽省全椒縣譚墩鄉朱莊村3年前拋荒的三四百畝土地，如今種上了水稻。村民潘永豐說：“以前種一畝地一年要交100多元，掙的不如交的多，當然不愿種。現在，一畝一年上交46元，種糧又有點賺頭了。”

　　有“賺頭”的直接原因，應該歸于安徽從2000年開始的農村稅費改革。全椒縣稅費改革辦公室主任鄭其武說，推行稅費改革以來，全縣人均減負17％。

　　而從安徽全省來看，減負幅度還要大。安徽省稅費改革辦公室的一項資料顯示，去年，全省農民人均政策性負擔比改革前減少37.5％。“如果加上減少‘兩工’，停止向農民收取部分還貸資金、規范涉農收費和制止農村‘三亂’，減少得更多。”安徽省稅費改革辦公室主任朱維新說。

　　矛盾顯露，配套改革勢在必行

　　困難也隨之而來。“農村稅費改革后，在農民負擔明顯減輕的同時，鄉村兩級可支配財力明顯減少，基層組織運轉遇到一定困難。”朱維新說。

　　被稱為“全國農村稅費改革第一人”的何開蔭，是安徽省政府參事，從1988年開始撰文倡導“費改稅”，此后協助多個地方政府展開稅費改革試點。在他看來，完成所有配套改革才是真正的、最終的目的。力推稅費改革，只是為了在農村諸多矛盾中選擇一個突破口，然后全面推進其它改革。“我們的‘醉翁之意’，在于牽稅費改革之‘一發’，而動農村綜合改革之‘全身’。”他說。

　　這種牽動作用已經產生。改革首先從鄉鎮機構開始。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安徽省全面開展鄉鎮機構改革，到2001年底基本完成。改革后，鄉鎮黨政部門內設機構由5到8個減少為1到3個，精簡70％，精簡內設機構9700個，精簡行政編制6484個；鄉鎮事業機構平均由12.2個壓縮到6至7個以內，精簡50％；精簡事業單位1.18萬個，精簡財政供給人員4.34萬人，精簡40.6％。此后，安徽通過調整村級規模、控制村組人數、合理確定村組干部補貼標準、實行村務公開財務公開等措施，進行村級改革。

　　在農村稅費改革的進行中，安徽還改革了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安徽采取的是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并逐步實現由農民集資辦學為主向國家投資辦學為主的投入機制的轉變。”朱維新說。在這種體制和機制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就在財政預算和上級轉移支付資金中安排，并能確保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不低于稅費改革前的水平，并做到逐年有增加。

　　綜合推進，全面振興農村經濟

　　從目前安徽的農村稅費改革來看，最大的成果是建立了新的農村稅費制度，國家、集體、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新格局基本形成。“用國家稅收制度規范農民負擔，基本理順了國家、集體和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初步確立了由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及其附加‘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為主要內容的新的農村稅費制度框架，新的農民負擔制度體系已經初步形成。”朱維新說。

　　這個制度的明顯特征是：農民負擔依法確定，政策規范透明，負擔政策和負擔水平長期保持穩定；農民負擔項目由繁多到簡化；稅費征收方式由不規范到基本規范，縣鄉政府、村級組織和農民群眾在新制度下履行各自的權力，承擔相應的義務；農民負擔也由過重到減輕，步入規范化、法制化的管理軌道。

　　致公黨安徽省委副主委汪偉認為，農村實行“大包干”20多年來，產生許多新的矛盾，盤根錯節地糾纏在一起，需要尋找一個突破口，選中了稅費改革，是非常正確的決策；另一方面，面對犬牙交錯的矛盾，靠任何單項措施都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只有全面推進改革，才能真正振興農村經濟。（王偉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