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警方角度看，有關人士說：劉曉慶案沒有任何懸念。而從經濟界角度，結論比較有趣--這是一樁不得不發生的稅案 

　　舉報，稅務機構介入，地方公安機構介入，再后公安部介入成立專案組--劉曉慶稅案由此浮出水面。參與此案的警方人士反問記者，“這其中有什么懸念嗎？” 

　　在這樁被稱為“動作”了不短時間的稅案里，警方人士說，“（案件）辦得中規中矩”。他提請記者注意的事實是：“劉曉慶于6月20日被刑事拘留，7月24日被逮捕，都是嚴格按法律程序進行的。”--按法律條文，一般刑拘后，3日內須決定是否逮捕，情況特殊可延長1至4日，如“重大”則可延長30日。“也就是說，刑拘后是否決定逮捕的時間是37日。” 

　　對于令多數人疑惑的“北京市地稅局將北京曉慶文化藝術有限責任公司銀行存款196萬元解繳入庫”，這位警方人士解釋說：“因為劉有偷逃稅款的嫌疑，她的這些款項是‘解繳’，到稅務部門的。” 

　　“就這一案件而言，目前程序到達了‘逮捕’階段，這是惟一可以作出的判斷。”警方人士稱，“我們的工作（偵查），目前還沒有完全結束。”在這一階段，“任何消息都不可以從我們這里傳出。”未來明星稅案是否都會由公安機構強力介入？這一問題沒有得到相關人士的任何答案。 

　　比較明星稅案新聞，劉曉慶創下的“紀錄”是，第一個由警方介入而辦理的案件。在法院沒有公開審理之前，是不是可以定罪呢？此前的毛阿敏，系由國家稅務總局成立“420專案組”進行的調查。 

　　聯系這兩樁明星稅案，原國家財政部官員、現任亞洲開發銀行經濟學家的彭龍運在電話采訪中告訴記者，比較跨度6年的“毛案”和“劉案”時首先指出兩者發生背景不同，“毛案最終以行政處罰形式在稅務系統內部處理了”，“主要是為了起到一個示范效應”。 

　　包括彭龍運在內的許多專業人士注意到了毛阿敏偷稅案立案與結案的時間點：1996年和1998年，分別是國家加強稅收征管政策啟動與力度加大的兩個標志性時間。緊接著是中國稅收征管大范圍推行的兩年，而個人所得稅繼續大面積流失，問題依然嚴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胡鞍鋼教授指出：“2000年中國個人所得稅為511億元，只占GDP的0.6%，遠遠低于低收入國家水平。這說明中國稅收系統對個人征稅的效率較低，工薪階層貢獻占了主體，大部分高收入者應交的個人所得稅并沒有足額收上來。”胡的暗示是國家決策層可能會針對高收入層，加大不交稅的懲罰力度。 

　　無法確認“劉曉慶案”是否是一個動作的開始，但從政策時間上看，“劉曉慶稅案確實卡在了坎上”。 

　　“娛樂媒體對劉曉慶事件的過分關注把來自更宏觀層面的推動力給遮蔽了。”一位觀察者分析這種推動力應該直接來自政府決策層面。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童振源博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讓高層官員緊張的是近幾年政府可支配財政資源的巨幅下跌。在童的研究中，“1979年，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為16.2%，但到了1999年只占5%，顯然，這樣政府將很難支付包括醫療、教育、扶貧、基礎設施及環境保護在內這些極為重要的財政支出。據世界銀行估計，中國每年至少短缺GDP的4.6%。”“加強稅收征管之后，2000年到2001年一年內，個人所得稅從511億元迅速增長為996億元，幾乎翻了一番，而這里面，中國富人階層所交個人所得稅僅占總量的不到10%。” 

　　“打擊遠華走私對稅收產生的立竿見影的效果，以及現存的巨大稅收漏洞讓政府看到了緩解財政緊張的可能。”童振源補充說。 

　　據稱，劉曉慶之后，7家明星公司上了有關機關待查的黑名單。向逃稅的富人明星開刀，由“劉曉慶稅案”所產生的影響力已經浮現。 

　　5月16日召開全國增收節支電視電話會議，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財政部長項懷誠、稅務總局局長金人慶分別在會上講話。一位官員向記者坦陳：“盡管會上只字未提‘劉曉慶稅案’，但從各方面看，決策層面的意見和決心已經不能再清楚了。” 

　　北大經濟研究中心趙曉博士肯定了“加強稅收征管”大政策的同時也向記者表達了他的看法，他認為，“中國市場主體的誕生是‘原罪’性質的，市場秩序的形成是一個從無到有的漸進過程，稅收征管也應該是一個逐步過程。”趙強調說，“社會輿論不能把稅收征管變成一種仇富運動，應該給財富一點空間，給歷史一點尊重。”“窮人與富人是在一條船上，制度應該為窮人和富人共同而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