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在前不久召開的“世界經濟發展與中國論壇”上，財政部和稅務總局的官員較為詳細地透露了稅制改革的信息，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增值稅將由生產型改為消費型。此言一出，境內外不少媒體紛紛推測，這是中國大規模減稅的征兆。增值稅改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為什么會引發“減稅猜想”？ 

　　胡怡建：增值稅是我國的第一大稅，將近一半的國家財政收入來自于增值稅的貢獻。現行的增值稅采取生產型征收模式，也就是只允許企業扣除外購原材料所含稅金，而對固定資產、技術裝備的投入都要征稅。改革后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允許企業同時抵扣上述兩者稅金，這樣一來，大大降低了企業稅收負擔，減少企業投資成本，企業自然舉雙手贊成。但是改革的成本肯定會十分巨大，國家稅收會因此減少500到800億元，甚至可能達到1000億元，因此才會有“減稅猜想”。  

　　主持人：既然增值稅改革，會使國家財政造成這么大的損失，為什么我們還要堅持這樣的改革？  

　　胡怡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實行的都是消費型增值稅，稅負成本較低，市場競爭能力就強。相比之下，我國企業如果仍然實行生產型增值稅，再加上最近出口退稅下調，我們將在國際競爭中事先陷入不利境地。而且新一輪發展競爭，需要企業更多地對技術設施、科研裝備予以投入，修改增值稅征收模式后，可以刺激國內高新技術企業在這方面的投資積極性，增強科技競爭實力。從長期看，增值稅改革有利于帶動產業結構調整，拉動經濟增長，從而為將來財政收入的增長創造條件，也有利于降低國債發行，減少財政赤字。  

　　主持人：那么，您是否認同增值稅改革是中國大規模減稅的征兆呢？現階段，中國有沒有必要如海外媒體所言實施減稅政策？  

　　胡怡建：增值稅的改革，雖然減掉了絕對稅額，但它的出發點并不是單純為了減稅，而是為了更合理地調整稅收的內部結構。而且，按照消費型增值稅征收模式，現在只征收3％至9％營業稅的建筑、金融、保險、證券、電信等行業，今后都要征收17％的增值稅。這恰恰呼應了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對稅制改革的原則要求，即“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把該減的稅減下來，把該征的稅征起來，讓更多的納稅人用比較低的稅率來公平負擔提供公共物品的費用，好比原來是10個人每人繳10元，現在是100人每人繳1元，你說哪個方法比較合理，比較容易被人接受呢？當然是后一種辦法。況且，在宏觀經濟走出通貨緊縮陰影的情況下，目前中國減稅的要求并不迫切。  

　　主持人：雖然，增值稅改革并不意味著中國稅收政策向“減稅”轉變，但畢竟是如此巨大的減收，國家財政有足夠的能力承受嗎？  

　　胡怡建：從宏觀層面講，國家財政有多少錢算合適？政府增加稅收，加大為社會辦事業的開支當然是好事，但過多的錢掌握在政府手里，而企業、個人手里沒有錢，經濟怎么會有活力？反過來，大家手里有了消費、投資的本錢，但政府卻沒錢來辦公共事業，這也不行。這里需要有一個平衡點。從理論上講，財政收入與GDP的增長保持相對平衡，比較健康。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長了8.7個百分點，而財政收入增長了22.5%。實際上，假如GDP增長8%，財政收入增長9%或10%就夠了。這樣來看，對于增值稅改革的減收，財政收入是有一定空間承受的。  

　　主持人：增值稅改革是否將開啟新一輪稅制改革的大幕，與以往幾次稅制改革相比，它的意義何在？

　　胡怡建：新一輪稅制改革，是繼1950年新稅制建立、1983年企業利改稅和1994年全面統一后的第四次中國稅收制度改革。新稅制改革的總方向是向國際慣例、通行規則靠攏，這當然是中國加入WTO后的必然選擇。  

　　除了增值稅之外，對于農村費改稅、消費稅調整、個人所得稅改革等等，也都是新稅制改革的重點內容。但是，增值稅改革作為成本最高、影響最大的項目，它的成功與否關系全局，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