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表示，中國不準備征收遺產稅，目前還沒有征收遺產稅的計劃。理由是：只有在對個人信息很清楚的情況下才能實施遺產稅，但是中國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尚有困難，相關信息很不完善，所以不準備開征遺產稅。

　　因為個人信息制度不完善，所以不準備開征遺產稅——從這樣的因果關系表達中，我們看到，有關方面顯然是將前者作為后者的前提條件來考慮的。可是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的個人信息制度為何到現在還不完善？我們的個人信息制度到什么時候又能夠“自動”完善？而世界上那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當初開征遺產稅時，個人信息制度是否一定就非常完善呢？

　　我們知道，近代意義上的遺產稅始于1598年的荷蘭，繼荷蘭之后，英國于1694年，法國于1703年，
意大利于1862 年，日本于1905年，德國于1906年，美國于1916年，都相繼開征了遺產稅。我不認為，這些國家當初在開征遺產稅時，相關信息制度已經非常完善了；恰恰相反，正是因為遺產稅的開征，有力地推動了相關信息的完善進程。而我們由于一直缺乏完善個人信息制度的“迫切需要”，所以完善進程也一再放緩。

　　充其量，個人信息制度不完善只是開征遺產稅面臨的一個困難而已——應該盡快被克服和完善的一個困難，而不是先決條件。否則，如果上述因果關系成立，那么，似乎我們的
個人所得稅也不應該這么早開征，因為它同樣面臨著“個人信息制度不完善”的問題。

　　我們怎能如此輕易地被困難嚇倒呢？與困難相比，我們更應該在意的是開征遺產稅的意義。增加財政收入只是一個次要的意義，我認為更大的意義在于，通過稅收的強制形式強化了財富的社會責任感，有利于形成一種健康的財富文化。而接受這種健康的財富文化熏陶，是中國財富走向良性發展和與社會協調并存的必備洗禮。

　　當前，中國財富的走向大致可歸結為：拼命地掙錢，拼命地奢侈，拼命地繼承。因為財富的現世志向是奢侈，所以在掙錢時往往“不擇手段”：權錢交易、破壞資源、肆意污染、事故頻繁——顯然，這樣的財富積聚嚴重影響到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整體資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又因為拼命掙錢只為奢侈，或者巨額財富本就是不勞而獲地繼承而得，更加劇了社會富有階層的奢侈之風，他們對社會慈善事業鮮有熱衷，進一步“逼著”窮人的仇富心理越來越濃。

　　而西方財富的理性走向卻是：拼命地掙錢，拼命地省錢，拼命地捐錢。他們信奉“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他們不愿子女不勞而獲，巴菲特“不給孩子留一個子兒”，蓋茨仗義疏財大搞慈善事業。所以，當布什宣布美國政府計劃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遺產稅時，本該是受益者的美國富翁卻聯名上書，反對政府取消遺產稅：取消遺產稅將使美國百萬富翁、億萬富翁的孩子不勞而獲，使富人永遠富有，窮人永遠貧窮，這將傷害窮人家庭。

　　遺產稅是一個有力的政策導向，它告訴富人：財富越多對社會的責任也就越大；有利于促進富人在選擇被動交稅之前，通過主動捐贈的方式實現自身財富的最大價值；從而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使窮人與富人在同一方天空下生活得更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