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表示，中國不準備征收遺產稅，目前還沒有征收遺產稅的計劃。理由是：只有在對個人信息很清楚的情況下才能實施遺產稅，但是中國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尚有困難，相關信息很不完善，所以不準備開征遺產稅。

　　因為個人信息制度不完善，所以不準備開征遺產稅——從這樣的因果關系表達中，我們看到，有關方面顯然是將前者作為后者的前提條件來考慮的。可是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的個人信息制度為何到現在還不完善？我們的個人信息制度到什么時候又能夠“自動”完善？而世界上那1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在當初開征遺產稅時，個人信息制度是否一定就非常完善呢？

　　我們知道，近代意義上的遺產稅始于1598年的荷蘭，繼荷蘭之后，英國于1694年，法國于1703年，
意大利于1862 年，日本于1905年，德國于1906年，美國于1916年，都相繼開征了遺產稅。我不認為，這些國家當初在開征遺產稅時，相關信息制度已經非常完善了；恰恰相反，正是因為遺產稅的開征，有力地推動了相關信息的完善進程。而我們由于一直缺乏完善個人信息制度的“迫切需要”，所以完善進程也一再放緩。

　　充其量，個人信息制度不完善只是開征遺產稅面臨的一個困難而已——應該盡快被克服和完善的一個困難，而不是先決條件。否則，如果上述因果關系成立，那么，似乎我們的
個人所得稅也不應該這么早開征，因為它同樣面臨著“個人信息制度不完善”的問題。

　　我們怎能如此輕易地被困難嚇倒呢？與困難相比，我們更應該在意的是開征遺產稅的意義。增加財政收入只是一個次要的意義，我認為更大的意義在于，通過稅收的強制形式強化了財富的社會責任感，有利于形成一種健康的財富文化。而接受這種健康的財富文化熏陶，是中國財富走向良性發(fā)展和與社會協調并存的必備洗禮。

　　當前，中國財富的走向大致可歸結為：拼命地掙錢，拼命地奢侈，拼命地繼承。因為財富的現世志向是奢侈，所以在掙錢時往往“不擇手段”：權錢交易、破壞資源、肆意污染、事故頻繁——顯然，這樣的財富積聚嚴重影響到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和整體資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又因為拼命掙錢只為奢侈，或者巨額財富本就是不勞而獲地繼承而得，更加劇了社會富有階層的奢侈之風，他們對社會慈善事業(yè)鮮有熱衷，進一步“逼著”窮人的仇富心理越來越濃。

　　而西方財富的理性走向卻是：拼命地掙錢，拼命地省錢，拼命地捐錢。他們信奉“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他們不愿子女不勞而獲，巴菲特“不給孩子留一個子兒”，蓋茨仗義疏財大搞慈善事業(yè)。所以，當布什宣布美國政府計劃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遺產稅時，本該是受益者的美國富翁卻聯名上書，反對政府取消遺產稅：取消遺產稅將使美國百萬富翁、億萬富翁的孩子不勞而獲，使富人永遠富有，窮人永遠貧窮，這將傷害窮人家庭。

　　遺產稅是一個有力的政策導向，它告訴富人：財富越多對社會的責任也就越大；有利于促進富人在選擇被動交稅之前，通過主動捐贈的方式實現自身財富的最大價值；從而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使窮人與富人在同一方天空下生活得更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