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在宣布從3月26日起適當提高成品油價格水平的同時表示，按照國務院的決定，自調價之日起，將對石油開采企業銷售國產原油征收“特別收益金”（俗稱“暴利稅”），具體由財政部另行通知。這意味著業界呼喚已久的石油暴利稅制度終于浮出水面。

　　去年年底，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就曾明確表示，2006年起國家將考慮向石油公司開征“特別收益金”，以考慮石油資源的長期可持續成本。而在當時，國家發改委有關官員對此反應冷淡，認為這不過是財政部的一個“建議”而已，凸顯兩部門立場上的偏差。

　　此次，國家發改委作出的“具體由財政部另行通知”的表態，說明兩部委已經在征收“暴利稅”問題上達成共識。有了這個重要的前提，“暴利稅”的征收估計要不了多久即可成為現實。

　　暴利稅的征收，一直是民意所向。我們知道，去年11月，美國參眾兩院的一些共和黨人士，罕見地加入到民主黨的行列，要求對美國石油公司的暴利進行調查，以便對其征收“暴利稅”。原因就在于油價高企，石油公司獲取了巨額利潤，民眾大為不滿。聰明的政治家們順水推舟地提出征稅建議賺足了民意。

　　但是，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卻不能不提：美國石油公司在處于微利甚至虧損階段的時候，政府并沒有給它們補貼，而我們的石油巨頭，則可能由于煉油虧損獲取財政百億元的大紅包。而且，盡管美國石油公司利潤豐厚，但利潤率并不高。像埃克森的利潤率只有9.8%，僅比美國公司平均利潤率的7.9％高一點。與之相比，我們的石油巨頭們憑借強大的壟斷地位，所獲取的利潤率恐怕遠遠高于美國石油公司。

　　以中石油為例，根據2005年的年報，中石油在煉油及銷售業務虧損198.1億元的情況下，仍獲得近1334億元的凈利潤，成為香港最賺錢的上市公司，并一舉摘得亞洲最賺錢公司的桂冠。石油巨頭們賺大錢，卻并不上繳利潤。根據1994年實施的《國務院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的規定，1993年以前注冊的多數國有全資老企業實行稅后利潤不上繳。這就意味著壟斷利潤不能用于公共開支，不能讓民眾從中受益。

　　而且，盡管油價持續走高，我國資源稅稅率一直很低。原油資源稅稅額標準長期維持在8元——30元/噸的水平，調整后也僅為14元——30元/噸，從價稅率僅為1.5％，仍然遠遠低于10％的全球平均水平。原油資源屬于全體國民，利潤不能由壟斷企業獨占，公眾理當從中受益。顯然，與國外的石油公司相比，中國的石油公司更有理由繳納“暴利稅”。

　　有一點必須明確，征收“暴利稅”的目的是為了將企業的一部分超額利潤收歸政府，作為公共開支，由政府去完善公共事業，回報公眾。事實上，征收“暴利稅”的國家，基本上都以這個原則來安排“暴利稅”的用途。比如，英國在1997年對那些通過股票上市出售的公用事業公司一次性征收“暴利稅”共計52億英鎊，全部用于補貼社會福利開支。

　　筆者強調這一點的原因在于，在壟斷之下，原本應由石油巨頭們承擔的稅收很容易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這次的消費稅就是如此。在征收消費稅后，汽油和柴油出廠價格馬上分別被提高300元和200元人民幣，很多城市的出租車跟著就漲價。公眾還沒有反應過來，消費稅已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完成了轉嫁過程。

　　倘若“暴利稅”也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就徹底改變了征稅的初衷，扭曲了征稅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公眾不僅難以分享到公共收益，甚至可能因為轉嫁來的稅收而減少部分福利。而且，一旦石油公司憑借其壟斷地位將稅收轉嫁給下游企業，有可能對整個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帶來不確定性的風險。這是我們必須要警惕的。

　　既然“暴利稅”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讓公眾受益，為了避免這種轉嫁，可以事先進行研究，設計出一種更為科學、更合理的制度。比如，嚴格聽證制度，發揮公眾的監督力量，防止“暴利稅”征收后的油價“報復性”上漲；再比如，將“暴利稅”從有形轉為無形，即將應征收的“暴利稅”轉換成油價，以油價的下調來抵消石油公司所應上繳的“暴利稅”，直接讓公眾受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