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在宣布從3月26日起適當提高成品油價格水平的同時表示,按照國務院的決定,自調價之日起,將對石油開采企業銷售國產原油征收“特別收益金”(俗稱“暴利稅”),具體由財政部另行通知。這意味著業界呼喚已久的石油暴利稅制度終于浮出水面。
去年年底,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就曾明確表示,2006年起國家將考慮向石油公司開征“特別收益金”,以考慮石油資源的長期可持續成本。而在當時,國家發改委有關官員對此反應冷淡,認為這不過是財政部的一個“建議”而已,凸顯兩部門立場上的偏差。
此次,國家發改委作出的“具體由財政部另行通知”的表態,說明兩部委已經在征收“暴利稅”問題上達成共識。有了這個重要的前提,“暴利稅”的征收估計要不了多久即可成為現實。
暴利稅的征收,一直是民意所向。我們知道,去年11月,美國參眾兩院的一些共和黨人士,罕見地加入到民主黨的行列,要求對美國石油公司的暴利進行調查,以便對其征收“暴利稅”。原因就在于油價高企,石油公司獲取了巨額利潤,民眾大為不滿。聰明的政治家們順水推舟地提出征稅建議賺足了民意。
但是,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卻不能不提:美國石油公司在處于微利甚至虧損階段的時候,政府并沒有給它們補貼,而我們的石油巨頭,則可能由于煉油虧損獲取財政百億元的大紅包。而且,盡管美國石油公司利潤豐厚,但利潤率并不高。像埃克森的利潤率只有9.8%,僅比美國公司平均利潤率的7.9%高一點。與之相比,我們的石油巨頭們憑借強大的壟斷地位,所獲取的利潤率恐怕遠遠高于美國石油公司。
以中石油為例,根據2005年的年報,中石油在煉油及銷售業務虧損198.1億元的情況下,仍獲得近1334億元的凈利潤,成為香港最賺錢的上市公司,并一舉摘得亞洲最賺錢公司的桂冠。石油巨頭們賺大錢,卻并不上繳利潤。根據1994年實施的《國務院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的規定,1993年以前注冊的多數國有全資老企業實行稅后利潤不上繳。這就意味著壟斷利潤不能用于公共開支,不能讓民眾從中受益。
而且,盡管油價持續走高,我國資源稅稅率一直很低。原油資源稅稅額標準長期維持在8元——30元/噸的水平,調整后也僅為14元——30元/噸,從價稅率僅為1.5%,仍然遠遠低于10%的全球平均水平。原油資源屬于全體國民,利潤不能由壟斷企業獨占,公眾理當從中受益。顯然,與國外的石油公司相比,中國的石油公司更有理由繳納“暴利稅”。
有一點必須明確,征收“暴利稅”的目的是為了將企業的一部分超額利潤收歸政府,作為公共開支,由政府去完善公共事業,回報公眾。事實上,征收“暴利稅”的國家,基本上都以這個原則來安排“暴利稅”的用途。比如,英國在1997年對那些通過股票上市出售的公用事業公司一次性征收“暴利稅”共計52億英鎊,全部用于補貼社會福利開支。
筆者強調這一點的原因在于,在壟斷之下,原本應由石油巨頭們承擔的稅收很容易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這次的消費稅就是如此。在征收消費稅后,汽油和柴油出廠價格馬上分別被提高300元和200元人民幣,很多城市的出租車跟著就漲價。公眾還沒有反應過來,消費稅已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完成了轉嫁過程。
倘若“暴利稅”也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就徹底改變了征稅的初衷,扭曲了征稅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公眾不僅難以分享到公共收益,甚至可能因為轉嫁來的稅收而減少部分福利。而且,一旦石油公司憑借其壟斷地位將稅收轉嫁給下游企業,有可能對整個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帶來不確定性的風險。這是我們必須要警惕的。
既然“暴利稅”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讓公眾受益,為了避免這種轉嫁,可以事先進行研究,設計出一種更為科學、更合理的制度。比如,嚴格聽證制度,發揮公眾的監督力量,防止“暴利稅”征收后的油價“報復性”上漲;再比如,將“暴利稅”從有形轉為無形,即將應征收的“暴利稅”轉換成油價,以油價的下調來抵消石油公司所應上繳的“暴利稅”,直接讓公眾受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