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稅負增長與稅制改革的話題，近來頻頻被提及。國家稅務總局的數據顯示，雖然我國宏觀稅負在“十五”期間持續提高，2005年達到16.93%，但與國際上其它國家比較，我國宏觀稅負水平仍處于較低水平。而就在近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通知，從4月1日起，對我國現行消費稅的稅目、稅率及相關政策進行調整，這可以看作是提高我國宏觀稅負、促進稅制改革的措施之一。

　　筆者認為，拿我國宏觀稅負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的做法值得推敲。理論上的宏觀稅負指的是國家稅收總額占GDP的比例，但在實際操作中，稅收很難實現“應收盡收”。美國承認稅收實際征收入庫數僅為實際形成稅收的70%，而我國公布的數字是65%.除此之外、由于監管力度與不同地區財富觀念的差異，使得測算出來的宏觀稅負與真實情況差距較大。

　　再來看產業層面。在我國現行稅制結構下，第二產業稅負遠高于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而在歐美發達國家，第三產業的稅負所占比例相對較高。所以宏觀稅負的國際比較，不應當忽略各產業的構成比例。

　　從企業層面來看，以增值稅為核心的稅收機制的瑕疵明顯，不但抑制了企業的創新能力，更刺激不少企業通過各種途徑產生偷稅漏稅及避稅的心理，并付諸實施。

　　籠統的數字比較應當走下“神壇”。如果非要拿稅負數字作國際比較，更具有警示性的一組數字是，2005年我國稅收收入同比增長20%，GDP增長不過9.8%.形象點說，雖然我國稅負水平不算高，但其給各經濟主體造成的壓力已超過財富增長帶來的喜悅程度。所以說，比稅負數字增長更重要的，是稅制的精細化管理理念與執行力，努力通過微觀層面制度變遷與優化，贏得廣大民眾的肯定與認可。

　　這其實又回到了稅收的原教旨層面，即促進節約、調節收入。在稅收面前，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普通百姓預期、應對稅收結構調節與變化的能力處于相對劣勢地位。即使稅制調節的初衷與政策措施都遵循并順延這條重新分配資源與縮減財富差距的主線，實際效果仍然可能受一些強勢行政或市場力量的阻礙而打了折扣。從這一角度審視，筆者認為我國減稅的空間仍然很大。

　　這使得筆者想起了經濟學中的“拉伐效應”——1974年，美國經濟學家阿瑟。拉伐和一些著名記者、政治家在華盛頓的一家餐館進餐時，在餐巾上畫了一條曲線（即后來成為里根政府減稅依據的拉伐曲線），并亮出自己的觀點：稅率相對較高的國家，其實就等于在鼓勵人們少工作。而減稅則給人們以適當的工作激勵，這種激勵使得企業提高生產效率，并一定程度上提高經濟福利，甚至可以增加稅收總量。

　　美國《福布斯》雜志發布的2005年“稅負痛苦指數”調查報告，由于其對中國國情不夠熟悉，將中國內地稅收痛苦指數列為第二，引來了一片質疑與批評聲。然而，“痛苦指數”這一創意也給我們如今的改革提了一個醒：我們應當淡于宏觀稅負及稅收增長的數字比較，強化微觀層面的精細化管理，優化稅負增長與稅制改革的社會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