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目前采用的是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并行的模式。就鋼鐵企業來說，采用《企業會計制度》和具體會計準則增強了鋼鐵企業與其他行業的企業會計信息的可比性，但在執行具體會計準則時有一些具體問題值得探討。

　　一、大修理費用的處理不夠靈活

　　我國《企業會計制度》規定，固定資產大修理費用可以采用待攤和預提的方法進行會計處理。但是后來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固定資產》要求把固定資產大修理費用一次性計入當期費用。為了協調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之間的差異，財政部專門下發了《關于執行〈企業會計制度〉和相關會計準則有關問題解答（二）》（以下簡稱《問題解答》），要求自其生效之日起企業應當按照具體會計準則的要求進行會計處理。

　　《企業會計制度》基本上涵蓋了企業所有方面的會計核算業務，而具體會計準則是逐步制定的。這樣就帶來一個問題：企業某些經濟業務會計核算發生的變化在具體會計準則的具體條款中得到體現，而會計制度卻沒有隨之修訂。財政部于是采取了補發通知的辦法來協調兩者之間的差異，固定資產大修理費用的會計處理就是一個典型。應當說，在會計規范體系中，《企業會計制度》和具體會計準則的層次應該高于《問題解答》，僅僅以文件發布時間的先后作為是否執行的標準值得商榷。

　　具體會計準則不允許對固定資產大修理費用進行預提和待攤處理，對鋼鐵企業產生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1.對年度之間費用分攤的影響。鋼鐵企業煉焦爐的使用年限為30年左右，煉焦爐的大修理費用接近于重建費用。一座高爐的維修期大約為4年，目前還達不到理論上8年左右的水平。依照現有水平，每次的維修費用在4千萬～5千萬元之間。大修理的時間一般選擇在生產的低谷年份，而生產的低谷年份本身銷售額就低，卻要承擔巨額的大修理費用，景氣的年份銷售狀況本身就好，卻不必承擔大修理費用，這樣就增大了企業的盈利波動程度。

　　2.對中期財務會計報告的影響。鋼鐵企業生產的建筑用線材的需求量受季節變化的影響非常大，因此其生產線的大修理一般集中在冬季，也就是會計年度的年初。由于不允許進行預提和待攤處理，中期財務會計報告中就包含了過多的大修理費用，降低了當期盈利水平。而建筑用線材的銷售旺季卻只承擔較少的修理費用，這樣就使得中期財務會計報告盈利水平的波動被人為放大。

　　如果說待攤費用不符合資產定義，為了防止企業利用大修理費用調節損益，實現“損益觀”向“資產負債觀”的轉變，那么采用預提的辦法應是一種較好的選擇，也體現了謹慎性原則。這種轉變應當說是國際會計的發展潮流，但是在我國，“損益觀”牢牢占據主流的位置，“資產負債觀”還沒有被社會接受。比如《公司法》中規定的股票上市資格是企業最近三年連續盈利，發行債券也有相應盈利水平的限制；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對國有企業進行考核時，核心的指標同樣與企業的盈利水平相關。因此，筆者建議允許企業采用預提的方法對大修理費用進行核算。

　　二、借款費用的處理過于繁瑣

　　在借款費用這個問題上，國際會計準則的基本處理方法是于發生的當期確認為費用，只有與經過相當長時間才能達到可使用或可銷售狀態的資產相關的借款費用才能夠資本化，不允許對一部分借款費用采用資本化的處理方式而對另外一部分借款費用采取費用化的處理方式。

　　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對借款費用的定義是“為取得該資產所付出的代價”，把借款費用看作是取得該資產的歷史成本的一部分。借款費用資本化不是更加重視資產負債表，而是沿襲傳統歷史成本會計的思路，使采用的計量方式在未來達到成本與受益期間收入的配比，是典型的重視損益表的“損益觀”。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同時還規定，當提供信息所產生的收益可能不能抵補提供信息所付出的管理成本時，不要求將借款費用資本化，體現了重要性原則。

　　在我國《企業會計制度》和具體會計準則中，要求對符合資本化條件的借款費用進行資本化處理，企業的會計人員沒有任何選擇余地。這對防止企業操縱利潤還是能夠起到一定作用的。

　　如果一個企業只有為數不多的在建工程，將與固定資產構建相關的借款費用資本化是一個比較科學和切實可行的辦法。但是對于一個大型的企業集團而言，其核算的繁瑣程度則會讓財會人員難以承受。比如邯鄲鋼鐵集團曾經在某個時期有超過500個在建項目，分別對每個項目計算資本化金額幾乎是不可能的，況且為了管理上的需要，專項借款也不可能都單戶存放。對企業的固定資產構建來說，借款費用的絕對金額可能非常大，但是個別項目借款費用的相對金額卻非常小，與企業決策的相關程度并不高。我國的會計規范過分地強調了技術性，忽視了企業的實際需要和核算能力。

　　因此，筆者建議借鑒美國財務會計準則，把提供資本化或費用化信息對企業的影響是否重要作為選擇會計處理方法的出發點。考慮到我國會計改革向“資產負債觀”的方向發展，應選擇國際會計準則的處理方式，允許對與固定資產構建相關的借款費用直接采用費用化的處理方式。

　　三、具體會計準則中的人性假設缺乏一致性

　　我國有的具體會計準則為了避免企業操縱利潤，規定企業在發生非貨幣性交易時，以換出資產的賬面價值作為其換入資產的入賬價值，甚至采用換出資產一方的資產賬面價值記賬。這里對人性的基本假設是：人們都會利用一切手段使自身利益達到最大化。然而有的會計準則要求計提減值準備，目標是把企業資產價值中已經減損的部分剔除出去，以便更真實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但是這些減值準備的計提同時又為企業提供了操縱利潤的手段。這里對人性的基本假設卻是：財會人員具有較高水平的職業操守，能夠合理地計提減值準備。在一個會計規范體系中，對人性假設的矛盾容易模糊會計準則制定的方向。

　　例如，同樣是對南方證券的投資，首創股份提取了15％的減值準備，邯鄲鋼鐵提取的比例為62％，路橋建設提取的比例是20％，上海汽車則提取了100％。如果不計提該項減值準備，上海汽車的利潤增長率將從目前的42％提高到79％，同樣是職業判斷，究竟哪一個企業計提的比例是適當的呢？每個企業都會找出理由來論證自己的職業判斷是正確的。但是，差別不應該如此之大，可以肯定有的計提比例存在著較大的偏差。由誰來判定這些計提的比例是否合適？筆者建議成立類似陪審團的機構或會計仲裁機構來對其進行判定。

　　由于對人性假設缺乏一致性，使得減值準備不僅沒有讓資產負債表更為真實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反而降低了企業之間會計信息的可比性，成了企業調節利潤的蓄水池。

　　四、會計準則的制定未廣泛征求基層會計人員的意見

　　當前許多基層單位的會計人員無法取得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制定的征求意見稿。同時，從征求意見到會計準則正式實施的時間間隔太短，即使基層單位能夠取得征求意見稿，也無法在那么短的時間內去研究新的會計準則對企業的影響。即使能夠反饋這些信息，制定部門也沒有時間去修正。楊紀琬教授多次講過不同企業經營情況差距之大，遠遠不是教授們坐在辦公室里可以想像得到的。因此，如果沒有企業會計人員的配合和參與，制定適合我國經濟發展需要的會計規范的難度是非常大的。

　　我國基層會計人員的素質已經有了較大的提高。比如，邯鄲鋼鐵集團從1995年以來招收的會計人員基本上是統招本科學生，這些基層會計人員實踐經驗豐富，理論水平也不差。因此，基層會計人員有能力理解會計準則并對會計準則征求意見稿提出建設性的意見。筆者認為，與其在頒布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之后遭到批評，不如在制定的過程中多傾聽基層會計人員的意見和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