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搞會計準則，從1988年10月會計準則組成立算起，已經有13個年頭。人類正在走向新的世紀，會計準則事業也面臨著繼往開來、繼續向前推進的任務。回顧歷史，總結經驗，展望未來，正當其時。
　　
　　回顧中國會計準則的發展歷程，不能割斷這之前的很長一段歷史。以前我們常常把80年代初翻譯出版國際會計準則作為中國會計界引進會計準則概念的開端。后來讀到潘序倫先生40年代出版、立信影印的《股份有限公司會計》，該書的廣告頁印有佩頓和利特爾頓先生所著《公司會計準則結論》的書名，是潘先生親譯。這使我們知道，起碼在40年代這部會計準則經典之作就已在中國傳播。對于中國80年代末搞會計準則與潘先生那一代人在40年代引進、譯介西方會計準則文獻兩者之間的歷史傳承關系，我們是不應當視而不見的。如果改革開放以后沒有老一輩會計學家率先重提會計準則，我們對會計準則的認識也還會推遲一段時間。所以，講中國會計準則，我們應當首先向以潘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會計學家表達我們應有的敬意。
　　
　　中國新一代會計人沒有辜負老一輩會計學家的開拓性探索，會計準則建設終于在80年代的最后兩年成為我國會計界的實際行動，并且，通過10多年的艱苦努力，確實取得了足以引為自豪的成績。
　　
　　第一，會計改革一開始，就把會計核算制度改革作為一項核心內容，并且很快提出了建立企業會計準則體系這一目標，這一點無論是在1991年發表的《會計改革綱要（試行）》中，還是1996年的《會計改革和發展綱要》中，都得到了堅持和肯定。這中間，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中國國情與國際慣例、會計準則制定主體乃至會計準則制定速度等問題，都曾有過討論，而建立企業會計準則體系這一目標不曾有過異議。
　　
　　第二，會計準則建設初具規模，標志著企業會計準則體系建設這一目標正在逐步逼近；具體準則對證券市場發育和企業機制轉換的影響十分顯著，具體準則已經為股市參與者、證券監管部門、新聞媒體以及會計學術界重點關注。現金流量表、關聯方、收入、投資等等，每一項準則的出臺，都在證券市場和企業管理層產生震動。作為對“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這一論斷的新聞釋，我們更多地體會到，證券市場越發展，會計越重要。
　　
　　第三，會計準則制定機制逐步完善。我國具體準則建設一開始，就提出了包括計劃、研究、起草、征求意見。定稿發布五個環節在內的一套工作程序。引進了在西方國家會計準則制定機制中備受重視的due process概念。我們把它譯成應循程序，意在表達這個詞所內含的內在嚴謹、力求取信于人的職業期許。在國際會計界看來，會計政策固然重要，但制定會計政策的程序同樣重要。總結中國會計準則的成就，不能不提這套經過實踐檢驗的應循程序。1998年10月，我國會計準則委員會成立，體現了我國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尊重社會公眾對會計準則廣泛參與的需求，也體現了政府部門做好會計準則制定工作的誠意，是對完善會計準則制定機制的一大貢獻。　
　　
　　第四，介入國際會計準則制定過程，開拓了中國會計準則的國際空間。1992年早春，財政部在深圳舉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會計準則為主題的研討會，會上請來了包括主席和秘書長在內的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代表；5年后，又在北京承辦了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理事會會議，我們既作為東道主接待來自世界各國的會計界領導人，同時也第一次以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新成員和理事會觀察員的身份參加理事會。我們用了5年的時間從旁觀者變成了正式成員。自那時以來，我國代表參加了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理事會幾乎每一次會議，對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正式文件表達了我們的主張和意見。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為國際會計準則的建設認真地工作。在這之前，中國在聯合國會計專家工作組有10多年的工作歷史。通過廣泛介入國際會計領域，在國際會計界和國際金融市楊樹立起了中國會計的良好形象，既有經濟意義，也有政治意義。
　　
　　在國際會計界，發展中國家和經濟體制轉換國家是具有特定意義的類別概念。在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不發達，文化素質不高，法制不健全，從而制約了會計的發展，會計不夠發達反過來也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在經濟體制轉換國家，正經歷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轉換，如何將服務計劃經濟的會計模式轉換為服務于市場經濟的會計模式，也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國際會計問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屬于經濟體制轉換國家，中國包括會計準則建設在內的會計改革具有世界意義。總結我國會計準則建設經驗，對于我們做好下一步工作有現實意義，也將豐富國際會計的內涵。我國會計準則建設的基本經驗與啟示是：
　　
　　第一，確定明確的目標和實事來是的發展戰略。會計準則建設的順利推進，首先得益于明確的目標和實事求是的發展戰略。根據我國會計改革的實際情況，我們提出了建立企業會計準則體系這一總體目標，并采取了兩步走戰略，第一步轉換會計模式，從計劃經濟會計模式轉向市場經濟會計模式，確立了包括資產、負債在內的會計要素體系，提出了會計核算的一般原則，規劃了會計報表體系，這就較好地解決了國有企業改制和經營機制轉換中的現實問題。兩則兩制實踐證明，兩步走戰略是成功的，體現了改革開放和國有企業改革循序漸進的特點。由于有了第一步改革的成功，為我們現在制定具體準則、逐步逼近會計改革目標創造了寬松環境。
　　
　　第二，抓住中國國情與國際慣例這對主要矛盾。協調已經成為當代國際會計發展的總特征；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西方發達市場經濟會計為我們改革會計制度、建立新的會計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鑒，我們客觀上也有一個與國際會計慣例靠攏的問題。協調也好，改革也好，都要求我們向國際會計慣例看齊。可是，我們是在一個市場經濟發展并不充分的環境中搞會計改革和會計準則，我們面臨著發展中國家通常都要面對的市場經濟不發達、秩序環境不健全、會計職業發展不夠這樣一些問題。發展與協調就成為我國會計界面臨的雙重任務，從而也就比發達國家當前面臨的協調任務多了一份困難。正是基于對此的認識，我們提出了處理好中國國情與國際慣例這對主要矛盾的重要指導思想。表明國情的指標很多，這里所講的國情，主要是指對會計發展有直接影響的國情因素，比如，包括證券市場在內的市場體系及會計職業發展情況等等。為了保證會計準則建設的順利推進，就必須處理好中國國情與國際會計慣例這對主要矛盾。
　　
　　第三，區別對待，逐步擴大會計準則的實施范圍。衡量會計工作水平的好壞，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會計工作是否適應特定的經濟環境；超越經濟環境，抽象地提高會計工作水平，最終將導致失敗。中國經濟發展呈現出多元性，正是基于企業發展多元性這一事實，會計準則的實施采取了區別對待的辦法。針對上市公司會計需求迫切、監管要求高的現實，絕大多數會計準則都是先在上市公司施行。即使是在上市公司，也在一定期間內區別了境內上市公司和境外上市公司，這就比較好地解決了企業機制轉換有快慢、信息需求有差異的現實。
　　
　　第四，較好地解決了會計核算制應改革中破與立的關系。對于50年代那次會計改革經驗的記憶，使得這次會計改革一開始就對破與立的關系相當重視，并且把處理好破與立的關系作為保證會計改革順利發展的一條重要的指導思想。在會計準則建設中，破與立具體表現為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的關系。一度有同志認為，會計制度是計劃經濟的，會計準則是市場經濟的，會計制度改革的目標不是用會計準則代替會計制度。事實證明，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并不矛盾。兩者的關系處理好了，不但不會影響會計準則的推進，反而會有助于會計準則的實施。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就其最為本質的方面來說，是互為補充的。會計準則更多地側重于確認、計量等會計政策方面，會計制度更多地側重于會計科目、記賬方向、編報程序方面，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相結合，就能把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這四個環節很好地串連成一個整體。再者，從會計準則規范形式看，它側重于從經濟業務上著眼，較好地解決了各類經濟業務的核算標準問題，而會計制度側重于從行業著眼、它較好地解決了一個企業的賬戶體系問題，是企業建立會計核算體系的重要指南和保證。
　　
　　第五，會計準則建設與會計隊伍建設同步。會計準則能否見效，取決于許多因素，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會計隊伍的建設，會計準則再好，沒有一支掌握會計準則的會計隊伍，效果就要打大折扣。正是基于對會計準則與會計隊伍建設因果關系的認識，在會計改革實踐中，會計隊伍建設一直是會計行政管理的重要一環。會計人員任職資格的認定，會計專業技術職務評聘制度改革和資格考試制度的建立，會計人員繼續教育制度的創設，都對會計隊伍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