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現狀

　　我國是從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角度出發來構建國有企業治理結構的。這是一種典型的“股東治理結構”模式，基本內容是政府部門擁有經營者的任免權、控制企業的重大決策權、監督經營者的行為權等。

　　最近幾年，我國在“股東治理結構”模式的基礎上，對公司治理結構進行了一系列的漸進式改革，具體表現為政府對企業的放權讓利以及放權以后對經營者的監控。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以后，在設立公司治理結構時，按照股東治理結構模式制定激勵和約束機制，這種愿望是良好的。但是，由于政府遠在企業之外行使所有者職能，企業內很難有人代表所有者行使職權，正常的激勵和約束機制難以貫徹，一些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也往往受到侵害；加之職工代表大會的權力難以落實，企業職工的利益也受到侵害。由于企業所有者的實際缺位，企業被內部人控制，享受性消費增多，股東權益受到損害的現象屢見不鮮。

　　基于以上原因，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要按照國家所有、分級管理、受權經營、分工監督的原則，逐步建立國有資產管理、監督、營運體系和機制，建立與健全嚴格的責任制度。要確保出資人到位。”這為解決公有制經濟下所有者缺位問題提出了要求。為了落實這一規定，許多企業嘗試了公司治理結構模式的改革，即從“股東治理”結構模式向“共同治理”結構模式轉變，在吸收西方公司治理先進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總結出一套具有我國特色的公司治理結構模式。其特色體現在：

　　一是在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中引入職工董事和職工監事。公司在研究決定生產經營的重大問題和制定重要的規章制度時，能夠聽取公司工會和職工的意見和建議。

　　二是在國家控股企業，公司黨委代表股東行使董事會職權，負責選拔、定期審核，并在必要的情況下撤換首席執行官，決定管理層報酬，審核連續性計劃；在適當的情況下批準公司主要戰略、財務及其它目標計劃；就公司面臨的重大問題，向管理層提出建議；監督控制風險經營、財務報告及合法性的評估程序，并遵守以上程序；提名董事，并保證董事會結構及其慣例能夠實現有效的公司治理。

　　三是債權人參與企業行為的監控。包括企業對主要債權人應定期提供會計信息，債權人有權對企業的財務狀況提出質疑。

　　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司治理結構，應當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適應市場經濟運行的“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企業制度，所有者通過法定形式進入企業行使職能，保障對企業的最終控制權，形成所有者、經營者和勞動者之間的激勵和制衡機制，使相互的權利得到保障，行為受到約束。

　　四、財務復數目標的建立

　　為了適應由“股東治理”向以“共同治理”為基礎的公司治理結構的轉變，需要建立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為中心的財務目標群。企業價值亦稱企業全部財產的市場價值，所反映的是企業潛在或預期獲利能力。企業價值最大化考慮了資金的時間價值和風險因素。企業所得的收益越多，實現收益的時間越近，應得的報酬越是確定，則企業的價值越大。企業價值的確定可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方法。上市公司可以通過股票價格的變動揭示企業價值，非上市公司可通過中介機構評估確定。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反映了所有者對企業資產保值增值的要求，從一般意義上來說，股東的財富越多，企業的市場價值就越大；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有利于克服管理上的片面性和短期行為；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有利于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社會資金流向企業價值最大的企業，有利于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實現企業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

　　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體現了“共同治理”的要求，反映了所有者、經營者、債權人、消費者、企業職工等相關利益主體的基本愿望。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之所以能夠反映企業相關利益主體的基本愿望，是因為企業具有價值才能得以生存，企業價值較大才具有競爭實力，有競爭實力才能維護相關者利益，才能履行一系列契約。

　　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能夠反映企業相關利益主體的基本愿望，但不是全部。因為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更直接反映了企業所以者和債權人利益，間接反映經營者與債權人利益。由于所有者與經營者、債權人處于不同的利益主體，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利益沖突。因此，需要建立與企業價值最大化相配套的財務指標，以便協調所有者、經營者與債權人之間的財務關系。

　　對所有者來講，他所放棄的利益也就是經營者所得到的利益。在西方，這種被放棄的利益也稱為所有者支付給經營者的享受成本。問題的關鍵是所有者考慮的不是享受成本的多少，而是在增加享受成本的同時是否能更多地增加企業的價值。經營者所考慮的與此相反，是指在提高企業價值的同時，能增加多少享受成本。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應選擇讓經營者報酬與績效相聯系的方法，并輔之以一定的監督措施。為了對經營者的行為進行激勵，應明確激勵對象和標準并建立與激勵相適應的財務指標。從理論上講，激勵對象應該是公司的全體人員，這里的全體人員既包括公司日常的決策者，又包括經營者和參與經營的所有員工。目前我國實行的激勵方案和采用的業績考核指標主要是公司當年實現利稅的多少，很少考慮高層管理人員的長期業績，并且多以縱向為主。這種方法雖然簡便易行，但容易造成管理者急功近利，忽視公司的長期發展。因此，除運用每股利潤和資產報酬率等財務指標外，還應引入市場導向指標，包括產品市場占有率、服務滿意度等。激勵方式也應該改革。目前我國的激勵方式多以現金支付為主，很難消除高層管理人員的敗德行為和短期化現象。因此，應引入股票選擇權、績效股、股票期權、虛擬股票、后配股等形式。

　　所有者與債權人之間的利益沖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所有者可能未經債權人同意，要求經營者投資于比債權人預計風險更高的項目，這會增加償債風險，債權人的負債價值也必然會實際降低。若高風險的項目一旦成功，額外的利潤就會被所有者獨享；但若失敗，債權人就會與所有者共同負擔由此造成的損失。這對債權人來說，風險和收益是不對稱的。其二，所有者未征得現有債權人的同意，而要求經營者發行新債券或舉借新債，致使舊債券的價值降低。基于以上兩個方面的原因，應該增加反映償債能力的指標。我國現行企業反映償債能力狀況的指標，采用的財務指標主要是國際上較為通用的資產負債比率、已獲利息倍數、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等指標。使用資產負債比率這一指標有助于確定在破產情況下對債權人保護的程度，如果債權人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企業就不能再獲得長期借款。已獲利息倍數反映企業利息的支付能力，值越大，說明企業有足夠的利潤可用于利息的支付。反之，說明企業用于支付利息的利潤越少，企業財務發生了困難。流動比率可衡量企業在某一時點償付即將到期債務的能力；速動比率則是衡量企業在某一時間上運用隨時可變現資產償付短期債務的能力的指標。

　　建立反映償付能力狀況指標的主要目的是幫助債權人了解企業財務狀況，以便做出限制性借債以及是否收回借款的決策。在考慮企業各利益相關主體的平等問題時，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人力資本。企業作為一種團隊生產和長期合作的集合，其人力資源相互依賴，任何一方的隨意退出或實施機會主義行為都會對對方造成損失。為了保護依賴性資源免于受損，團隊成員需要通過締結長期和約，以確保一個可預期的利益補償。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就應當考慮人力資本應與物力資本一樣擁有公司的剩余索取權與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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