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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國個人所得稅制中三個問題的探討
一、改革現行儲蓄存款利息個人所得稅，實行累進稅率
我國自1999年11月1日恢復征收儲蓄存款利息個人所得稅以來，居民儲蓄存款勢頭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快速增長；以此刺激消費的初衷也未實現，從幾年來的實施效果看，改革儲蓄存款利息征稅已是當務之急。
（一）儲蓄存款利息個人所得稅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
目前我國投資渠道不暢。絕大部分中低收入居民把儲蓄作為惟一投資渠道，因此不管利率變化，儲蓄都很難轉化為其他投資，對利息收入征收個人所得稅，相當于調低了儲蓄存款利率，減少了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而對高收入人群而言，他們的投資渠道更加多元化，如投資股票、房地產等，與低收入群體相比，高收入人群規避稅收的能力更強。因此，對儲蓄存款利息征收個人所得稅，最終影響的只是中低收入人群，這與中央提出的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要求不符。
（二）降低起征稅率，實行累進稅率
我國現行的對儲蓄存款利息征收個人所得稅稅率為20%，是偏高的，日本的儲蓄存款利息稅稅率才為15%，根據我國國情。應適當降低儲蓄存款利息稅的起征稅率。實行累進稅率，即按作為納稅義務人的每個儲戶所得利息凈額的不同，實行不同稅率。個人所得利息凈額越高的儲戶，利息稅稅率也越高、納稅額越大；個人所得利息凈額較低的儲戶，稅率就相應較低，納稅負擔也較小，這樣才能充分體現量能負擔和公平原則。
二、改住房公積金按收入比例稅前扣除的辦法為定額扣除
住房公積金是企事業單位在工作年限內分別按職工工資收入的一定比例為職工逐月繳存的長期住房儲金，它實質是以住房公積金的形式給職工增加了一部分住房工資和住房補貼，是帶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工資性福利。
為了支持住房制度的改革，《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住房公積金、醫療保險金、養老保險金征收個人所得稅問題的通知》（財稅[1997]144號）規定：企業和個人按照國家或地方政府規定的比例提取并向指定金融機構實際繳付的住房公積金不計入個人當期的工資、薪金收入，免予征收個人所得稅，超過國家或地方政府規定的比例繳付的住房公積金應將其超過部分并入個人當期的工資、薪金收入，計征個人所得稅；個人領取原提存的住房公積金、醫療保險金、基本養老保險金時，免予征收個人所得稅。
但在執行中出現了不公平的現象。經濟效益好的單位，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作后盾，一般都按最高比例計提，作為工資的一種補充。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統計數據，按行業劃分，2000年最高收入行業的人均收入與最低收入行業的人均收入相差4.71倍，到2004年這一比例為7.52倍，4年間行業收入差距擴大了1.6倍。而高收入者提取高公積金且在稅前扣除，則更加不公平。
為了縮小這種差距，筆者所在的廣州市發布了《關于做好2006年度住房公積金繳存額調整工作的通知》（穗公積金中心[2006]13號），規定：自2006年7月1日起職工住房公積金工資基數由2004年職工本人月平均工資總額調整為2005年1月至12月職工本人月平均工資總額。本繳存年度的月繳存基數不得超過廣州市統計部門公布的2005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2820元的5倍。月工資（實行年薪制的按月均分）未超過以上限額的，以實際工資額計算住房公積金月繳存基數；月工資超過以上限額的。最高以廣州市統計部門公布的2005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的5倍（即2820元X 5=14100元）為住房公積金月繳存基數。
但這一做法只是縮小了差距，并未消除差距。筆者認為，應把住房費用作為生計費用的一部分，改變現行的公積金按工資的比例進行扣除的方法，采用定額扣除法，即各個地區不同的納稅人按同一數額稅前扣除。
三、工資、薪金所得費用扣除額應對各地制定彈性區間，且進行動態調整
（一）對各地制定扣除額的彈性區間
目前，對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標準實行“一刀切”的辦法，看似公平，實際上卻是不公平的，不能體現量能負擔原則。我國幅員遼闊，各地區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兩個收入相等但處于不同地區的納稅人，由于所處環境、物價水平不同，所承擔的實際費用不同，其實際收入即實際所得不同，應承擔不同的稅收。
為使個人所得稅更公平，充分體現制定扣除額的本意，體現稅收的嚴肅性，建議由全國人大制定基準扣除額，授權國務院制定各地區的幅度扣除額標準，允許各地方政府在稅法規定的彈性區間內制定本地區的費用扣除標準，使之與納稅人實際生計費用相符合。
（二）費用扣除額不應長期固定不變，應進行動態調整
社會經濟在不斷發展變化之中，納稅人的各項生計費用也隨之變化。在《個人所得稅法》中規定一個固定的費用扣除額，以絕對數去適應相對變化的環境，過于僵化，是不妥當的。例如，2006年工資、薪金所得的費用扣除標準由原來的800元調整為1600元，這次調整是歷經25年后才完成的。目前制定的1600元的費用扣除額雖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經濟發展到某一時期實際生計費用支出將超過該扣除額。由于立法的滯后性，再經過一段較長時期，才能對過低的費用扣除額進行調整。這種費用扣除額的制定方式是不合理的，未能體現費用扣除額的本質意義。假定某人在一段時間里，個人收入和價格水平以同一比率增長，此人的實際所得雖沒有變化，但若其費用扣除額不變，則其實際稅負就增加了，這是對納稅人的一種超額剝奪。因此，應對費用扣除額進行動態調整，從個人收入中自動排除經濟發展過程中物價變動的影響，充分扣除納稅人實際的生計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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