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免農業稅是緩解二元結構矛盾的有效手段之一

　　1.減免農業稅是農民減負增收、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客觀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農村經濟持續增長、農民收入不斷增加、農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然而，一項統計數據顯示：（1）近20年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遠低于全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全國GDP從1980年到2000年增長了19.8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3.2倍，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僅增長了11.8倍，遠低于全國GDP和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2）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拉大。1980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0：1，而2000年這一比值擴大到2.79：1，尤其是1998年以來，這一趨勢表現得更加明顯，城鎮居民收入平均增長7％左右，而農民收入的增長幅度還不到2.5％，遠低于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3）分地區來看，差距更加明顯。2000年上海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1718元，而西藏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僅為1330元，前者是后者的8.8倍！

　　可見，20年的經濟改革和發展盡管使每個社會成員都獲得了一定的利益，但在經濟增長的“大蛋糕”中，占人口總數64％左右的農民沒有得到與人口比例相對應的好處，再加上農村人口逐年增加、人均耕地面積逐年減少、農村“三亂”禁而不止、農民負擔減而不輕等因素，使得農民生活水平很難大幅提高。為了體現社會公平和照顧弱勢群體，似應采取減免農業稅等切實可行的辦法來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

　　2.減免農業稅是擴大內需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有效手段。由于美、歐、日三大經濟體同時陷入衰退或臨近衰退，導致了全球經濟短期回升無望，所以今年我國出口面臨的形勢依然十分嚴峻，擴大內需的壓力空前增大，積極財政政策在短期內還不能退出。鑒于此，2001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把擴大內需作為各項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積極財政政策又包括擴大財政支出和削減稅收兩個方面。1998年以來國家連續實施的財政政策有效增加了國內需求，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但主要偏重于發行國債和擴大投資，隨著國債發行和財政支出規模的不斷增大，我國增發國債的空間越來越小，截至2001年底，我國中央財政赤字率（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達2.9％左右，基本接近《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3％的上限標準。在發債空間變小的情況下，削減稅收成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另一條可選途徑。作為一項積極經濟政策的減稅，減免什么稅、幅度該多大？不同的專家學者有不同的觀點。我們認為，減免稅收一要有利于刺激消費、擴大內需，能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二要向中低收入者傾斜、能夠縮小社會貧富差距，讓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因此受益；三是不能因減稅影響政府的財政收入和削弱政府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從上述條件看，減免農業稅是實施減稅政策的一條切實可行的辦法。農民占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且屬于低收入者階層（總體而言），而低收入者的消費傾向普遍高于高收入者。減免農業稅，一方面可以大大增強農民和整個社會的購買能力，對刺激消費和擴大內需將發揮重要的促進作用。舉例來說，假如每人多支出30元，8億農民就能形成240億元的社會購買力；另一方面可以總體上增加低收入階層的收入、縮小貧富差距、維持社會穩定。

　　3.減免農業稅和加薪不會明顯加重財政負擔。2001年，我國已經為3750萬國家公務員和相關人員兩次增加工薪待遇，對提高城鎮居民收入和刺激消費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經過兩次加薪，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薪在整個社會中已經處于相對較高的水平。從財政負擔來說，一次加薪平均按每人每月按100元計算，3750萬人每月就是37.5億元，一年12個月就是450億元，而全國農業各稅每年才465億，也就是說，減免全國全部農業稅基本上僅相當于給公務員少加一次工資，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僅為2.8％；從實施的效果上來說，很顯然，由于農民的收入水平遠低于公務員及相關人員，其邊際消費傾向遠高于后者，又因為農村人口達到8億，是公務員及相關人員人數的21倍，因而減免農業稅不僅更能刺激消費和促進經濟的發展，而且還受社會大多數成員——農民的支持和歡迎，同時也有利于縮小社會的貧富差距，減小社會矛盾和不穩定因素，為改革和發展創造一個安定團結的社會和政治環境。

　　4.減免農業稅是幫助農民迎接“入世”挑戰的客觀要求。2001年年底加入WTO給我國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許多機遇的同時，也給許多部門和行業（包括政府部門）帶來巨大的挑戰。但相比而言，農業可能是受到沖擊最大的行業。朱總理講過，“入世”后他最擔心的是農業。事實正是如此，由于我國農業生產效率低下、農產品科技含量不高，使我國農產品成本過高、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再加上隨著配額內農產品進口關稅將逐步調低，物美價廉的外國農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將給中國農產品帶來致命性的打擊，使農民收入難以提高可能下降；而公務員的收入相對于農民來說既高又穩定。因此我們認為，收入低的農民階層受到入世的沖擊可能更大，如果要在減免農業稅和給公務員加薪二者中必選其一的話，似應選擇免稅而不是加薪。

　　減免農業稅的經濟基礎和輿論環境已經具備

　　1.農業各稅收入在全國稅收總收入中所占比重逐年減小，政府支出對農業稅的依賴性不斷減弱，為減免農業稅創造了現實的可能性。截至2000年末，農業各稅占各項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由1996年的5.35％下降到3.69％，降低近2個百分點。國家稅收收入主要由工商稅收（2000年82.4％）、國有和集體企業所得稅（2000年7.9％）和關稅（2000年5.96％）三大塊組成，并且隨著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的發展、整頓和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工作的深入開展，我國財政收入近年來保持較快的增長勢頭（1996－2000年年均增長17％左右）、國家財政收入對農業稅的依賴性變得越來越小，從而使減免農業稅成為可能。

　　2.稅收收入快速增長和國家財力不斷增強，為減免農業稅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1996年以來，我國各項稅收收入一直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使國家財力不斷增強，尤其是剛剛過去的2001年，我國稅收收入突破1.5萬億元，達到15157億元，同比增長20.5％，增幅比2000年高出近3個百分點。只有國家財政收入的大幅增加，才有可能通過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或補貼，來彌補因減免農業稅而出現的財政赤字，保證國家財政收支的基本穩定。

　　3.黨和國家對農村工作的高度重視和社會各界對“三農”問題的普遍關注為減免農業稅創造了良好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一直高度重視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在前不久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指出“新階段增加農民收入要有新思路，采取綜合措施”，總的指導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由此看來，中央已經從戰略的高度把農民減負增收放在各項經濟工作的突出位置。由于農民收入增幅緩慢、城鄉居民收入的持續拉大、加入WTO對我國農業可能帶來巨大沖擊、農村市場開而不拓等原因，農民增收問題越來越受到決策層、學術界和其他社會各界普遍關注，增加農民收入的呼聲日益高漲。著名經濟學家蕭灼基指出，我國經濟已經發展到反哺農業的時候，在中國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除了上幾百個大項目外，還要在減稅減負方面下大功夫，那就是減免農業的稅收，徹底減輕農民負擔；中國社會科學院農經所的研究報告同樣建議減免農業稅和農村其他費用，減輕農民負擔，等等。上述分析表明，減免農業稅不僅已經基本具備物質基礎，而且也有著廣泛的政治基礎和社會環境，因此，減免農業稅是可行的。

　　關于減免農業稅方案的構想

　　由于我國地域遼闊，各地氣候、土壤和耕作條件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別，各地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民收入狀況也存在較大的不同；同時考慮到盡管全國農民收入參差不一，但與當地城鎮居民相比，其收入水平依然處于比較低的水平。鑒于此，我們建議，根據不同地區農民家庭人均收入的高低實行程度不同的減免政策，并設計出減免稅方案。

　　與此同時，減免農業稅還應該明確以下幾點：一是由減免農業稅產生的財政收入空缺除山東、福建、江蘇、天津、廣東、浙江、北京和上海外，其余的建議均由中央財政補貼。二是農業稅減免是國家運用法律手段在特定時期干預和調節經濟的活動，并非永久性減免。要根據國內宏觀經濟形勢、國家財政收支、城鄉收入差距狀況、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等及時作出調整；同時，稅收減免一般要由法律通過，程序比較復雜，因此在稅率減免的幅度上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以保持政策執行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三是在農村稅費改革還沒有完全到位之前，實行減免農業稅的同時，還應進一步加強監管農村收費工作，禁止和取消各種不合法的亂收費、亂攤派，切實減輕農民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