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文章在對我國目前儲蓄和投資的現狀進行一般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儲蓄向投資轉化的障礙，即企業稅收負擔過重，投資吸納能力降低；規費負擔過重，投資欲望降低；居民預期消費心理降低，制約企業投資需求；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制約了國內總需求的擴大；投資渠道不暢，抑制企業投資需求。進而提出了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的財稅對策，包括在完善稅制的基礎上，建立財政融資體系，完善財政補貼制度，規范收費秩序等。

　　發展經濟學認為，資本的形成和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源泉。資本最終來源于儲蓄，只有儲蓄有效轉化為投資時，它才能為經濟增長提供資本支出。近年來，我國國內儲蓄（主要是居民儲蓄）不斷增長，截至2001年11月底，我國居民儲蓄存款余額高達7.23萬億元。與此同時，我國政府從1996年開始連續7次下調銀行存貸利率，并于1998年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刺激投資需求，但我國的投資率卻逐年下降。本文試圖在探討阻礙儲蓄向投資轉化因素的基礎上，從財稅政策上尋求解決儲蓄向投資轉化的對策。

　　一、我國儲蓄和投資的現狀分析

　　國內儲蓄可以分為居民儲蓄、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繼續深入，我國國內儲蓄的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1980～2000年，我國政府儲蓄從32%下降到2%，企業儲蓄從37%下降到13%，而居民儲蓄卻從31%上升到85%，居民儲蓄已占絕對主導地位（詳見表1）。

　　雖然我國居民儲蓄在國內儲蓄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但對社會投資卻沒有做出相應的貢獻。如表2所示，我國政府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例一直在50%以上，而民間投資需求卻一直萎靡不振，由1996年的47.60%下降到1999年的42.81%，盡管在此期間我國政府實施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民間投資需求不振導致我國的投資率逐年下降，投資率已由1993年的43.47%下降到1999年的37.00%.

　　二、影響儲蓄向投資轉化的因素分析

　　持續增長的居民儲蓄為我國投資準備了充足的資金，但民間投資需求卻一直萎靡不振，造成這種狀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經濟因素，又有非經濟因素。筆者認為，影響儲蓄向投資轉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企業投資稅收負擔過重，投資吸納能力降低

　　1994年稅制改革時，為了抑制日益膨脹的投資需求，我國采取了抑制投資的稅收制度。近年來，我國經濟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而稅收政策未及時調整，造成企業投資稅負過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的投資需求。

　　1.市場結構的變化導致企業稅負增加。目前，間接稅在我國稅收收入結構中占有較大的比重，1994～1999年，我國間接稅比例分別為72.9%、71.2%、71.4%、68.1%、68.3%、64.9%，幾年來雖有下降，但比例仍顯較高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間接稅由消費者和生產者共同負擔。在均衡條件下，各自負擔的比例取決于商品的供需彈性。商品的需求彈性越高，企業所負擔的稅收就越高。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日臻完善，商品日益豐富，買方市場逐漸形成，商品需求彈性提高，雖然間接稅總體規模基本沒變，但其中生產者負擔的部分有所增加，導致生產者投資積極性下降。

　　注： 民間投資包括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個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投資。

　　2.現行稅收政策導致企業稅負過重。（1）增值稅。我國所實行的“生產型”增值稅，對企業所購進的固定資產、專有技術等長期資本所含的進項稅額不予抵扣，造成對資本品的重復征稅，增加了企業投資的稅負。我國現行的增值稅還將服務業、農業等其他行業排除在征收范圍之外，造成抵扣鏈條脫節和進項稅額抵扣不充分，加重企業稅負。同時，現行增值稅政策將納稅人人為地劃分為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實行不同的稅收政策，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小規模納稅人的稅收負擔。（2）企業所得稅。國際上，企業貸款利息可以全部進入財務費用，在所得稅前列支，而我國稅法明確規定利息扣除不能高于國有金融機構貸款利息。實際上我國企業的貸款利息費用普遍高于稅法規定的標準，造成一部分利息費用不能進入財務費用而在所得稅稅后列支，增加了企業融資負擔，抑制企業融資需求，制約儲蓄向投資轉化。

　　（二）規費負擔過重，降低了企業投資欲望

　　1994～2000年，我國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別為10.96%、10.33%、10.18%、11.06%、11.82%、13.02%、14.06%，而同期政府收入①占GDP的比例分別為16.4%、16.5%、19.3%、21.0%、22.5%、24.1%、25.1%②。與發展中國家稅負16%～20%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國稅負水平是偏低的。但是我國的稅費負擔卻高出發展中國家許多，同時考慮到對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測算的保守性，25.12%應是我國稅費負擔的最低下限。有專家指出，我國的實際稅負已經超過30%，這一數據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稅負的平均水平。再從剩余產品價值與稅費負擔分析，稅費和擴大再生產資金都來源于剩余產品價值。1999年我國企業剩余產品的價值量是26 530.84億元，占GDP的32.4%，而當年的稅費總量占GDP的比例按最保守的估計也達到24.11%③，可見企業擴大再生產能力受到嚴重制約。

　　（三）居民預期消費心理降低，制約企業投資需求

　　由表3可以看出，我國居民的儲蓄傾向呈逐年遞增的趨勢。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間，我國城鎮居民的儲蓄傾向增長45.52%，農村居民的儲蓄傾向增長128.8%.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居民的預期心理制約消費需求擴大。從當前的情形來看，主要有3個方面的因素影響國內居民的消費預期：（1）公有制經濟效益不佳，職工下崗人數增加，再就業越來越困難；（2）一系列的體制改革特別是住房制度改革、醫療制度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等，使未來家庭教育費用、醫療費用等支出大幅度上升，促使居民增加儲蓄以備未來支出之需；（3）預期收入增長水平下降，居民風險意識不斷增強，促使居民增加儲蓄以維持正常生活水平。

　　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很不健全，居民的預期心理在一定時期內不會得到明顯改善，消費傾向也不可能很快提高。一方面使得居民儲蓄難以轉化為投資，另一方面消費傾向逐漸下降將導致市場疲軟，企業開工不足，資產閑置，企業的投資需求必然降低。

　　（四）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制約了國內總需求的擴大

　　經濟學中衡量收入差距的基本指標是基尼系數。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1996年為0.424，1997年為0.425，1998年為0.456，1999年為0.467，已進入絕對不平均區間，且有逐年擴大的趨勢。收入差距擴大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資本的積累，但不利于我國總需求的擴大。目前我國高收入人群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大，但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遠低于低收入人群，造成我國平均消費傾向較低。我國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已由1985年的16.1%下降到1999年的11.5%⑤。平均消費傾向降低，影響了國內消費需求的擴大，進而抑制投資需求擴大。

　　（五）投資渠道不暢，抑制了企業投資需求

　　目前我國的能源、交通、郵電通訊和城市設施等經濟性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文、教、衛等社會性基礎設施建設基本上由國家投資，這些領域一般不向民間投資開放。一方面，這些基礎設施建設落后，而國家投資資金有限，形成投資資金短缺；另一方面，由于進入壁壘的限制，大量的民間資金被排斥在外，造成投資資金過剩。投資范圍的限制造成我國資金使用的浪費，不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

　　三、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的財稅對策

　　（一）完善稅制，刺激國內總需求

　　1.完善增值稅政策。（1）分類實施“消費型”增值稅。由表4可知，我國固定資產中所含增值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即使在最低的2000年也達到了37.43%.如果立即實行“消費型”增值稅，每年抵扣的增值稅將達到4000億元，而且這一稅收政策的實施必將刺激擴大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進一步增加增值稅抵扣數額。這筆巨大的支出是我國財政目前無法承受的，我國全面實行“消費型”增值稅的條件還不具備。鑒于我國目前稅收狀況和國民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可考慮采取分步實施的辦法，即對國家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和基礎產業先實行“消費型”增值稅，降低投資成本，刺激投資需求。待條件成熟時，再全面實行“消費型”增值稅。（2）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我國目前增值稅的實施范圍僅限于工業制造、商業批發零售及部分生產性勞動服務領域。其最大缺點就是抵扣環節脫節，各行業稅負不均。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將矛盾較為突出的交通運輸、建筑安裝、郵電通信等行業納入增值稅的征收范圍，然后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再將增值稅擴大到農業等領域。在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的同時，要擴大其抵扣范圍，允許企業將研發費用、專利權和非專利權等間接費用按照一定的比例進行抵扣，刺激企業擴張需求。（3）均衡稅負，消除稅收歧視。從我國目前增值稅運行情況來看，小規模納稅人的稅負較高。當前實現儲蓄向投資轉化的主要目標是啟動民間投資，中小企業是我國民間投資的生力軍，這種具有稅收歧視性質的增值稅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應及時調整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政策：對建賬完整、財務核算健全的小規模納稅人經主管稅務機關審查認定后，可轉為一般納稅人，允許其使用增值稅專用發票。

　　2.完善企業所得稅政策。我國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為33％，高于發達國家水平（德國為25％，澳大利亞為28％，英國、日本為30％），而且我國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范圍較窄，企業效益普遍低下，更顯得我國企業所得稅稅負偏重。因此，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政策應適時調整，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降低法定稅率。同時，實行寬范圍抵扣的所得稅政策：放寬企業對特種準備金提取的限制，允許企業稅前按照一定比例提取科研開發費用；將融資費用全部列入財務費用，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提高企業融資積極性；允許企業稅前還貸，提高企業融資能力；提高折舊率，提高企業的資本收益率。

　　3.重新設計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我國于2000年1月1日暫停征收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但作為國家宏觀調控投資的一種重要手段，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它可以調劑不同產業的投資利潤率，引導投資者的投資方向，進而調整我國產業的投資結構。應重新設計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將其改為中央稅種，并對其征稅范圍重新核定。

　　4.開征社會保障稅。當社會保障體系能真正為居民提供安全保障時，企業才能擺脫沉重的包袱，有進一步擴張的需求。同時，居民的消費行為及消費傾向將會發生重大變化，即增加即期消費，減少“預防性儲蓄傾向”，實現社會消費需求的擴大，進而刺激企業的投資需求。針對我國社會保障基金嚴重不足和分布不均的現狀，應適時開征社會保障稅，以稅收的剛性來保證社會保障基金來源的穩定性。

　　在開征社會保障稅的同時，還應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筆者認為，城鎮房產制度的改革，儲蓄存款實名制的實施，以及個人財產申報和登記制度的即將推行，都為遺產稅和贈與稅開辟了廣闊的稅源，我國開征此稅的條件已基本成熟。將遺產稅和贈與稅收入納入社會保障基金，適當解決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基金嚴重不足的問題，還能有效調節貧富差距，提高全社會平均消費水平。

　　（二）建立財政融資體系

　　財政融資是指政府以國家信用作擔保來籌集民間閑散資金，然后由專門的金融機構根據國家的產業發展目標，對符合條件的企業發放長期低息貸款。財政融資體系的顯著特征是不增加財政負擔而實現資本的積累。我國當前居民儲蓄充足，企業積累不足，這種融資體系應是我國現階段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比較好的選擇。

　　（三）完善財政補貼制度

　　長期以來，我國財政對競爭性產業和國有企業給予大量補貼，但并未有效改善其經營效率，且產生了一定的“擠出”效應，嚴重影響了國家對公益設施和基礎設施的投入，導致財政補貼政策錯位。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如日本、美國等）所建立的財政補貼基金，主要用于對風險投資企業提供無償補助和對風險投資企業虧損提供虧損補貼，它可以促進企業投資需求的擴大。我國應及時完善財政補貼制度，從財政支出中單獨劃出投資補貼，對風險投資企業提供財政補貼。同時，我國應完善財政貼息制度，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企業投資支付部分貸款利息，可以有效擴大銀行信貸資金，對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導向作用。

　　（四）規范收費秩序，降低企業負擔

　　目前我國形式多樣的收費大致可以歸納為4種：一是依法無償收取的費用和基金；二是行政部門提供服務收取的補償收費；三是事業單位經營性收費；四是其他收費。我國應及時清理整頓各部門、各級政府名目繁多的基金和預算外收費項目，將具有稅收性質的基金和收費納入稅收管理范圍，歸入現行稅種或重新設計稅種；對行政、事業單位的收費應以市場機制加以規范，堅決取締一切不合理的收費項目，降低企業稅外負擔。

　　主要參考資料：

　　（1）劉華《發展西部地區經濟的稅收對策研究》（載《稅務研究》2001年第2期）。

　　（2）劉華、林建華《啟動國內總需求的對策》（載《計劃與市場》2000年第11期）。

　　（3）胥良《儲蓄——投資轉化的理論分析與現實思考》（載《金融研究》1998年第8期）。

　　（4）張天祀《我國儲蓄——投資轉化機制問題》（載《金融研究》1997年第6期）。

　　（5）肖紅葉、周國富《我國儲蓄——投資轉化有效性研究》（載《統計研究》2000年第3期）。

　　（6）李志鋒《論儲蓄和投資》（載《財金貿易》1995年第6期）。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 深圳市國家稅務局 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

　　①政府收入包括預算內收入（扣除國債）、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

　　②這組數據由中國人民大學安體富教授在2001年全國稅收理論研討會上提出。

　　③該數據由中國人民大學安體富教授在2001年全國稅收理論研討會上提出。

　　④由《中國統計年鑒》（2000年）有關數據計算得出。

　　⑤參見《中國統計年鑒》（2000年）（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