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可持續發展與稅負政策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合理的稅負水平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我國目前的稅負狀況已影響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而按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完善我國的稅負政策就顯得十分必要。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  稅負政策

　　一、可持續發展與稅負水平的關系

　　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反作用于經濟；經濟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然要求與經濟緊密關聯的稅收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即政府籌集的稅收收入應盡可能地滿足其實現職能的需要，同時又不至于損害經濟的發展，影響其未來的需要，這就要求稅收收入應適度，稅負水平的設計應合理，不能殺雞取卵，竭澤而漁。根據西方經濟學家的觀點，稅收是有極限的，稅率設計過高，不一定能增加稅收收入，反而有可能減少稅收收入，因為企業和個人將減少勞動和資本的投入，并可能轉入“地下經濟”，國家的稅基將縮小。因而，要保持經濟的良性運轉，政府設計的稅率與實際征收的收入不應超過稅收的極限。

　　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可持續發展是資源得到最優配置的發展。在一定時期，社會創造的財富總量是一定的，政府拿的多一些，則企業、個人擁有的就會少一些，至于誰拿的多一些，關鍵是看誰使用資源更為有效。只有把有限的經濟資源配置在最有效率的部門，才能給社會創造更多的產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才有保障。從理論上講，稅負水平有一個最佳點，在這一點上，政府能夠籌集到實現其職能需要的收入，同時又不至于抑制企業的活力，影響勞動者工作積極性和創造力的發揮；對經濟的干擾最小，稅收的額外負擔最小，這一點是最有效率的點，這一稅率也就是理論上的最優稅率。但在實際中要尋找這一點卻是極不容易的。最優稅率受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體制、經濟結構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其中經濟發展水平是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發達國家的宏觀稅負水平在30%以上，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稅負水平在20%左右被認為是合適的。

　　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快的形勢下，一個國家稅負水平的設計越來越受別國、特別是與其有競爭關系的國家的影響。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講，資本和人才都是經濟和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而資本和人才，特別是高素質的人才又最具有流動性。在資本利潤率平均化規律的作用下，稅往低處流，資本、技術、人才必然流向稅負水平低、收益率高的國家和地區。所以，在保證能滿足政府實現職能需要的情況下，制定較低的稅負水平，對于提高本國對資本與人才的吸引力，增強其國際競爭力是非常必要的。

　　二、我國的稅負水平分析

　　稅收制度確定了，則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就隨之確定。納稅人按法定稅率和計稅依據計算的應納稅額占其盈利或各項收入總額的比率為名義稅負率；納稅人實納稅額占其盈利或各項收入總額的比率為實際稅負率。名義稅負率一般高于實際稅負率，導致名義稅負率高于實際稅負率的因素主要有稅收優惠、稅收征管水平等，其中，稅收征管水平是最為重要的因素。

　　為了分析我國名義稅負率與實際稅負率的差異，并進而分析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我們根據近幾年來《中國統計年鑒》上的工業增加值率、成本費用利潤率等指標建一模型，簡單地測算一下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工業制造業，如果誠實納稅，其工業增加值部分承擔的稅負水平，以此推算我國稅制理論上的稅負水平。

　　假定某地新建一內資生產企業，經營期為10年。該企業投資規模為4000萬元。從投產的第一年到經營的最后一年，該企業每年的銷售收入均為6000萬元，每年購進的原材料為4200萬元，進項稅額為714萬元。該企業每年發生的其他費用為：職工200人，每人工資費用2000元/月，全年共計480萬元；城建稅及教育費附加共計30.6萬元，土地使用稅共計2萬元；業務招待費20萬元；其他稅法允許列支的費用共計668.4萬元。該企業的增值稅稅率為17％，土地使用稅稅率為2元/平方米；城建稅及教育費附加分別按應納增值稅額的7％和3％繳納；由于是新辦企業，該企業享受免繳企業所得稅一年的優惠，其企業所得稅稅率為33％。該企業從第1年到第10年納稅情況見表1.

　　上述測算尚未考慮生產應稅消費品的工業企業情況，對經濟中的重復征稅、對GDP存量征稅等因素也未考慮進去，即便如此，我國制造業的工業增加值稅負率在正常年份下也達到了35％以上。如果將上述因素考慮進去，則工業制造業的理論稅負水平應在40％以上。建筑業的稅負略低于制造業，二者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建筑業適用3％的營業稅，而制造業適用17％的增值稅，按上述模型設計，制造業的增值稅稅負率為4.85％。由于制造業在第二產業中占據主導地位，則基本可以推斷第二產業的理論稅負水平在40％左右。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在稅負水平上的差異主要表現在營業稅和增值稅稅負水平的不同，我國對第三產業不同的行業規定了從3％～20％不等的營業稅稅率，而第二產業的增值稅稅負率平均為5％左右。此外，第三產業的利潤率高于第二產業，其所得稅稅負高于第二產業，總的說來，第三產業的稅負設計水平應與第二產業相當，即在40％左右（實際中，第三產業稅負水平低于第二產業主要是因為稅收征管方面的原因）。第一產業的稅負水平較低，但由于其在GDP中所占的份額不大（2001年僅占15.2％），對整體稅負水平影響不大。將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稅負水平進行加權平均，以此推算，我國稅制設計的宏觀稅負水平（即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應在35％以上。而實際上，2001年，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僅為15.8％。名義稅負水平與實際稅負水平相差一倍以上。名義稅負與實際稅負相差過大，除了稅收優惠方面的原因，最為重要的就是稅收征管中存在的問題了。

　　再比較我國與美、英、埃及三國的主體稅種、稅基及稅率設計情況（見表2），不考慮經濟結構等方面的差異以及稅收征管的因素，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也應在30％以上。

　　我們再比較世界各國的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的稅率水平。經過世界范圍的減稅浪潮，目前，發達國家的公司所得稅稅率一般在30%～40%之間，德國的公司所得稅稅率已降至30%以下；發展中國家的公司所得稅稅率一般不超過35%，相當部分國家或地區的公司所得稅稅率已低于30%；大多數國家的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已低于40%.我國目前實行的33%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最高邊際稅率為45%的9級超額累進個人所得稅稅率在國際上已屬于較高水平。

　　我國的名義稅負率設計過高，而實際稅負率偏低，還可以從我國稅收收入的超經濟增長現象中得到佐證。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稅收收入連年超經濟高速增長，特別是從1998年以后，稅收每年增收超過1000億元，邊際稅率達20%～40%，2001年稅收收入占GDP比重已達15.8%，比“八五”末期提高了5個百分點。對于我國稅收的超經濟增長現象，理論界和實務界都給予了各種解釋，但我們認為，最能解釋此現象的原因是由于我國稅收征管水平的落后，經濟中存在大量的偷逃稅現象，導致實際稅負率遠未達到稅法設計的名義稅負率，所以，國家一加強稅收征管，稅收就連年超經濟大幅度增長。隨著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必然會越來越大，我國的名義稅負率與實際稅負率將逐步接近。

　　我們再看看我國企業的實際負擔水平。盡管我國的實際稅負水平（稅收收入占GDP比重）不高，但由于我國政府收入機制的不規范，政府實際取得的收入除稅收收入外，還包括預算內非稅收入、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按照2000年的數字測算，能夠統計到的前三種中國政府收入總計為26314.87億元，占GDP 的29.43%.按照有關專家的估計，我國制度外收入占GDP的比重至少在5%以上，再加上制度外收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達到34.43%，即政府的各種稅外收費幾乎接近GDP的20%.以此推算，誠實納稅的企業繳納的各項稅收和費用可能占其創造的增加值部分的60%，或者其產值的18%.如此高的稅負水平，很難想象企業能夠充滿活力，更不用說在國際競爭中取得有利地位了。

　　三、我國的稅負狀況對經濟的影響

　　我國企業較高的負擔水平必然會壓抑企業和個人的活力，導致經濟績效的喪失，并進而引起資本和高素質人才的外流，給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極其嚴重的影響；過高的企業負擔水平會降低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影響經濟增長的質量；過高的企業負擔水平也會導致“地下”經濟活動猖獗，破壞國家的市場經濟秩序，影響國家正常的經濟活動（據有關專家估計，我國“地下經濟”的規模已達GDP的20%以上）；過高的企業負擔水平實際上是用政府部分地取代了市場配置資源的行為，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使資源配置低效或無效。我國稅制設計的名義稅負率過高，而實際稅負率偏低，將使誠實納稅的納稅人稅負水平明顯高于偷逃稅款的企業，稅收公平難以實現，企業間的平等競爭受到威脅，稅收的效率也難以得到實現；由于經濟中偷逃稅行為發生頻繁，這將動搖社會的誠信基礎，給經濟發展造成不良影響。我國的稅負狀況實際上已對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稅收的持續穩定增長構成了威脅，盡管從短期來看，這一影響表現得尚不夠明顯，但從長遠看，我國的稅負狀況是很難支撐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改革我國的稅負政策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

　　四、結論及建議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對我國的稅負政策進行調整。根據世界稅制改革的基本趨勢，我國稅負政策的設計，應按照“寬稅基、低稅負、嚴管理、重處罰”的原則，實現由“重稅輕管”向“輕稅重管”轉變；在規范政府收入分配機制的基礎上，大幅降低我國的稅負水平，使我國名義稅負率與實際稅負率盡量接近，企業的負擔水平與實際稅負率盡量接近。

　　第一，進一步推進稅費改革，規范政府收入分配機制，使稅收真正成為政府取得收入的主渠道。

　　第二，在稅費改革取得成效、政府收入分配機制完全理順的情況下，大幅度降低我國的稅負水平。

　　對于增值稅，應在維持其稅率不變的情況下，減少優惠，使其成為一個真正規范、中性、公平的稅種。具體措施包括取消收購農產品、廢舊物資可以抵扣的規定，取消運輸發票可以抵扣的規定，取消對校辦企業、福利企業等的增值稅優惠政策，取消外商投資企業采購國產設備退還增值稅的優惠政策等。

　　對于企業所得稅，應在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基礎上，降低稅率，同時減少稅收優惠。考慮到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世界各國的企業所得稅稅負狀況，我國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稅率以不超過25%為宜，同時，應增加對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中小企業的稅率可以降到15%左右。

　　對于個人所得稅，無論是從國際比較來看，還是從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來考察，我國居民的個人所得稅稅率都有降低的必要。這也是吸引高素質人才、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的需要。考慮到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并減少級距已成為個人所得稅改革的總趨勢，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應降到30%以下為宜，級距最好不超過5級，同時應增大個人所得稅的稅前扣除標準。

　　當然，降低企業的稅負水平應同加強稅收征管相聯系，否則，稅率的降低是難以持久的。

　　參考文獻

　?。?）四川省國家稅務局課題組《清理稅收優惠，實行國民待遇原則》，《經濟學家》2000年第6期。

　　（2）計金標《論生態稅收的的理論基礎問題》，《稅務研究》1999年第9期。

　?。?）文 英、張 林《論稅收的可持續發展》，《稅務研究》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