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發達國家，企業年金制度是養老保險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部分國家的企業年金金額在養老保險總額中占到50％-60％的比例。在我國，雖然國務院早在1991年發布的《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中就明確指出，提倡和鼓勵企業實行補充養老保險（企業年金的前身），但是直至2002年，全國參加企業年金計劃的職工僅有650萬人，是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的4.19%，積累的基金滾存額也僅為400多億元。企業年金計劃沒有被普遍實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沒有及時出臺與之相配套的稅收優惠政策，因為企業舉辦企業年金計劃不但要繳納年金，而且還要承擔一部分包括委托管理費、賬戶管理費、托管費以及投資管理費等年金計劃運作成本，不給予稅收優惠，企業就沒有舉辦企業年金計劃的動力。到目前為止，我國針對企業年金計劃的惟一稅收措施，是國務院在2000年底發布的《關于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試點方案》中所做的規定：提取額在工資總額4%以內的部分，作為勞動保險費列入成本。但這不足以給企業提供充分的激勵，而且這個規定沒有通盤考慮企業年金計劃的其他重要環節，從現在角度看，有些失之簡單。

　　由于認識到企業年金計劃在我國的長遠戰略意義，勞動保障部會同其他有關部門在2004年年初相繼發布了《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及《企業年金基金管理實行辦法》，但是仍然缺乏與之相應的配套稅收政策。我們估計，如果沒有相應的稅收政策，大部分企業依舊會對企業年金計劃持觀望態度。因此，針對企業年金計劃制定有效的稅收政策勢在必行、迫在眉睫。

　　為此，本文試圖按照企業年金稅收制度安排的基本思路，計算分析了不同稅收模式對政府、企業和個人的具體財務影響，并結合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制度和基金業的相關稅收政策，針對我國實際情況提出政策建議。

　　一、企業年金稅收制度決策分析所需考慮的因素與基本分析思路

　　（一）應用于分析的一些基本假設

　　首先，假設博弈的雙方為國家和企業。由于年金稅收涉及企業繳費環節、職工繳費及領取環節的個人所得稅問題，年金計劃服務于企業職工且職工對年金計劃能夠施加重要影響，因此企業與職工行為當為一致。所以企業年金當事人（以下簡稱為“企業”）包括企業與企業職工。

　　其次，假設國家和企業各有兩種行動方案可以選擇：國家的選擇為給予企業稅收優惠或不給予稅收優惠。企業的選擇為實行企業年金或不實行企業年金。假定企業在不實行企業年金的情況下，也會發給職工相等金額的獎金或津貼。

　　再次，假設國家和企業掌握完全信息，對由于年金計劃以及可能的相應稅收優惠計劃所帶來的各種不同類型和不同形式的顯性和隱性成本和效益有著充分了解。

　　（二）應用于分析的一些基本因素

　　企業以年金或者其他方式發放給職工一定金額的福利，由此可以吸引人才、增強企業凝聚力，降低人才流失成本，這些效益稱為“年金企業效益”。國家為企業年金提供稅收優惠，會獲得由于年金計劃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社會安定等金融效率、經濟效率和社會效益等隱性效益，這些效益稱為“年金社會效益”。企業采用年金方式時的稅收成本為“年金稅收成本”，而采用其他的激勵方式時的稅收成本為“其他稅收成本”。此外，采用年金方式的情況下，需要支付企業年金委托管理費、賬戶管理費、托管費、投資管理費等等運作管理費用，這些費用稱之為“年金管理費”，由此增加的政府稅收收入為“年金管理費政府稅收收入”。

　　（三）基本分析思路

　　企業的目標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國家則需要考慮整個社會的利益。企業是否為其職工建立年金計劃決定于其對年金方式凈效益與其他方式凈效益的比較。國家是否提供稅收優惠決定于其對優惠稅收政策凈效益與其他稅收政策凈效益的比較，但由于企業采取年金計劃與否決定于國家是否提供稅收優惠，所以基于提供稅收優惠與否的凈效益比較可以轉化為基于企業是否提供年金對于國家凈效益的不同影響的比較。

　　從企業的角度看，企業采取年金方式的凈效益為：年金企業效益—年金稅收成本—年金管理費，采用其他激勵方式的凈效益為：年金企業效益—其他稅收成本。因此，要使企業愿意建立年金計劃，必須滿足（年金企業效益—年金稅收成本—年金管理費）>（年金企業效益—其他稅收成本），即（年金稅收成本+年金管理費）<其他稅收成本。因此，只有當政府的稅收政策使得“年金稅收成本”滿足（年金稅收成本+年金管理費）<其他稅收成本時，企業才愿意實行企業年金計劃。

　　從國家的角度看，由于企業采用年金方式與否決定于國家是否給予稅收優惠，因此，國家要比較的是企業采用年金方式與不采用年金方式給國家所帶來的不同效益。從國家的角度來說，企業的“年金稅收成本”和“其他稅收成本”則變為收入，因此，企業不采用年金方式時對國家來講其效益為其他稅收成本，企業采用年金方式時其效益為（年金社會效益+年金稅收成本千年金管理費政府稅收收入）。如果（年金社會效益+年金稅收成本+年金管理費政府稅收收入）<其他稅收成本，那么國家的最優決策就是選擇不提供稅收優惠；反之則是選擇提供優惠政策。

　　二、企業年金稅收制度對國家、企業與職工三方的財務影響

　　國家在對企業年金計劃進行稅收制度安排時要面臨三個環節的問題：（1）繳費環節的問題。當企業為職工向企業年金計劃繳費時，是否允許其將這筆繳費支出計人成本，在所得稅前列支，從而對這筆繳費免征企業所得稅；對于職工個人向企業年金計劃的繳費是否允許從應納稅所得中扣除，免征個人所得稅。（2）投資收益環節的問題。當企業年金計劃取得投資收益時，是否對其征收所得稅。（3）年金領取環節的問題。當退休職工從企業年金計劃領取養老金時，是否要對他們的這筆養老金收入征收個人所得稅。

　　借助字母E（代表免稅）和字母T（代表征稅）來表示政府在上述環節的課稅情況，從理論上講，年金計劃稅收制度有八種模式：EEE、EET、ETE、TEE、TIE、TET、ETY、TTT；其中，EEE表示在繳費、投資收益與領取環節都免稅；EET則表示在繳費、投資收益環節免稅，而在領取環節征稅；其他模式依此類推。下面我們計算不同模式對國家、企業和職工的財務影響。假設企業和職工在期初各繳費100元，職工若干年后退休領取養老金，年均投資回報率為10%，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稅率分別為33%和20%，受托人、賬戶管理人、托管人以及投資管理人管理企業年金基金取得的收入稅率為5%.在計算中不考慮企業和職工的后續繳費，金額為10年之后的終值而不是折現之后的現值，因此對國家、企業和職工的財務影響在10年之后的加總金額不等于零。下表反映了不同年金計劃稅收模式的稅收及年金基金增值情況。

　　以上對企業年金計劃的不同稅收模式給國家、企業和職工個人所帶來的財務影響做了一個詳細的計算。這種計算還可以進行擴展和深化，例如將企業和職工后續繳費考慮進去；在不同的環節可以按照不同的減免稅率加以試算；還可以將所有的數值轉化為現值進行比較；等等。但是，無論如何，基本思路是去發現在不同的稅收安排之下企業年金計劃對國家、企業和職工的財務影響，作為國家在進行稅收優惠的參考和依據，再結合我們在第一部分所闡述的分析框架進行稅收制度的決策。

　　三、企業年金稅收模式的現實選擇

　　通過以上計算，結合我國現行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基金業的稅收制度，筆者認為EET模式更適合于我國的企業年金稅收制度。

　　就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而言，在繳費環節，企業繳納的保險費按工資總額的8％范圍內允許稅前扣除，職工向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繳費也不計征個人所得稅；在投資收益環節，沒有對投資收益征稅；在領取環節，目前對退休職工領取基本養老金實行免稅政策。就基金業而言，當前基金分紅收入免征個人所得稅。

　　從上面的計算來看，在EEE模式下，企業和個人的收益最大，國家稅收損失最多；相對應在TIT模式下，企業和個人的收益最低，而國家稅收收入水平最高。但這兩種模式都過于極端，不是過于損害國家的稅收收人就是過于挫傷企業實行企業年金計劃的積極性，都不可取。如上所述，我國目前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基金業的投資收益環節都沒有征稅，根據稅收一致性原則，企業年金基金所產生的投資收益也不應征稅，從而舍棄ETE、TIE與ETT模式。在剩下EET、TEE和TET三種模式中，TEE和TET都要在繳費環節征稅，我們考慮到企業利益只受第一個環節即繳費環節的影響，所以更傾向于在繳費環節免稅以提高企業的積極性，而在其他的環節征稅來彌補國家稅收的不足，因此就要舍去TEE和TET模式，最后只剩下EET模式。

　　在上文我們根據稅收一致性原則，建議對企業年金基金所產生的投資收益不應征稅，可是我國目前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在領取環節也沒有征稅，而我們所建議的EET模式恰恰在最后的領取環節征稅，這不違背了稅收一致性原則嗎？事實并非如此。因為在稅收政策上不僅存在著一致性原則，還存在著差異性原則。一致性原則要求在條件基本一致的情況下，國家稅收應盡量保持一致和公平。差異性原則則要求國家在稅收政策上根據實際情況和政策目標做到區別對待。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之所以在領取環節沒有征稅，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領取基本養老保險金的退休職工原來大多屬于工薪階層，退休后幾乎沒有其他收入。而企業年金不同于基本養老保險金，著眼的是退休職工生活得更好，因此政府如果連這個環節也放棄征稅的話，便會極大地刺激效益好的企業、收入高的職工大量繳費以避稅或偷稅，因此我們建議在企業年金的領取環節要征稅以避免避稅或偷稅，并且可以通過領取環節的征稅來實現社會稅負公平。

　　EET模式對于國家保持稅收政策一致性、促進企業年金發展、提高退休職工收入水平是一種比較可取的稅收制度安排。事實上，世界上絕大多數實行企業年金的國家采取的均為EET模式，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