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在分析后發達地區稅外收費負擔較重的原因及其稅費改革所面臨的尖銳矛盾的基礎上，指出后發達地區特別是其農村地區稅費改革囿于“費”改“稅”沒有實際意義，應著眼東西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均衡發展，重新調整財政分配所造成的不對稱財富流動格局，調整基層政權布局，免除農業稅及其一切附征，增加城鎮土地稅收，建立收支對應的理財制度。

　　按人均GDP多少，我國在世界上的排序仍落在后列，在總體上屬于后發達國家行列。加上國內區域經濟發展又十分不平衡，一些地區發展較快，相對較發達；另一些地區相對落后。為了便于研究，我們把相對落后的省份和發達省份中相對落后的縣市稱為后發達地區。這些地區的稅外收費情況比較嚴重，總體特征表現為預算內行政性收費和罰沒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偏高，預算外收費負擔偏重，農村稅費負擔偏重，理財治稅的矛盾也比較突出，改革的難度很大，需要專門加以研究解決。

　　一、后發達地區理財治稅的矛盾和稅外收費負擔偏重的原因

　　后發達地區由于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財政收入較為緊缺，面對加速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要求和愿望，在理財治稅中出現了不少矛盾，如稅費負擔偏重與承受能力偏低的矛盾，減輕稅費負擔與維持政府機構運行的矛盾，政府公共支出嚴重不足與經濟建設亟待發展之間的矛盾等等。后發達地區理財治稅面臨的諸多矛盾，是稅費改革的重點與難點所在。

　　（一）后發達地區經濟稅源相對貧乏

　　后發達地區由于缺乏大宗“西瓜”稅源，多數企業效益普遍較差，稅款實現較少，稅款拖欠嚴重，在目前每年下達稅收收入計劃考核稅收工作任務的體制下，完成稅收任務不得不依賴少數骨干稅源企業，致使骨干稅源企業普遍稅負較重，一些效益稍好的企業由于承擔了當地主要的稅收任務，往往好景不長，很快就被拖垮。雖然全國的稅收制度與政策是統一的，但與發達地區相比，后發達地區稅收征管明顯抓得偏緊，突出地表現為狠抓零散“芝麻”小稅，對小企業、個體私營業戶核定稅收定額偏高，不少個體私營業戶在繳納稅費后所剩無幾，直接影響了這一部分非國有企業的活力。發達地區稅源豐富充足，財政收入主要靠稅收，收費相對較少，即使有一定的收費，也因發達地區的企業、居民承受能力較強而不會引發社會矛盾，稅費問題在發達地區矛盾并不十分突出。農業稅費是后發達地區鄉鎮的重要財源，而后發達地區不少農民本身面臨的溫飽問題尚未解決，雖然農業稅費的絕對額不高，但貧困農民仍然難以負擔，引發社會矛盾的稅外收費往往發生在窮得揭不開鍋的地方。

　　從稅務機關組織的稅收收入角度進行考察，我們不難發現，后發達地區省份（以江西省、廣西壯族自治區、陜西省、山西省、貴州省為樣本）由于流轉稅比重與發達地區省份（以廣東省、浙江省、江蘇省、山東省、福建省為樣本）大致接近，但所得稅比重偏低，因而其他地方各稅所占份額則較大（見表1）。這些地方小稅多屬特定目的稅和財產行為稅類，計稅依據既不是銷售額也不是所得額，其稅收收入同經濟增長缺乏緊密的相關度，因而后發達地區省份的稅收收入缺乏增長潛力。后發達地區受稅源結構的影響，在稅收收入按稅制原理難以保證財政支出同步增長的情況下，稅收的實際增長要么來源于強行攤派，要么寅吃卯糧，在財政支出仍難以保障正常支出的情況下，握有實權的部門利用自己的行政權力稅外收費便不可避免。

　　（二）后發達地區減輕稅費負擔與維持政府機構運行存在矛盾

　　后發達地區企業效益較差，居民收入偏低，從扶持企業發展和解決群眾溫飽的角度來看，應實行較低的稅收負擔和盡可能地減少稅外收費。然而，由于后發達地區經濟總量規模小、效益差導致正常的稅源較為缺乏，在稅費負擔不輕的情況下，后發達地區地方政府取得的財政收入仍然十分有限，財政十分拮據，不少窮困地區甚至連維持政府機構運行的理財治稅模式都難以達到，“吃飯財政”都難有保障，只能算是“政府勉強支撐型”，進一步減輕稅費負擔將加劇后發達地區的財政困境。稅外不合理收費是目前支撐后發達地區政府運轉的重要資金來源，“寅吃卯糧”、收“過頭稅”是后發達地區的特有現象。現在的農村稅費改革是在維持并適當減輕過去稅費負擔的基礎上進行的，而過去不少地方本身就存在鄉鎮財政入不敷出的問題，不少鄉鎮負債現象十分普遍。農村稅費改革使農村分配關系趨于規范化和法制化，在農民負擔有所減輕的同時，許多鄉村財力平衡的缺口無法彌補。以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為例，稅費改革前，我國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的基本格局是以財政撥款為主，以農村教育費附加、教育集資和學生雜費為輔的多渠道投入機制，群眾集資和征收教育費附加是一些以農業為主的農業大鄉和貧困鄉鎮進行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的重要資金來源，使這些鄉鎮財政入不敷出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掩蓋；農村稅費改革后，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也規范了農村分配秩序，眾多財力薄弱的鄉鎮無力承擔義務教育投入的矛盾顯得更加突出。據有關資料顯示，1999年以來安徽省各地陸續進行了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取消了包括教育費附加在內的鄉統籌以及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全省教育事業每年減少大約10億元，鄉鎮財政根本無法支撐龐大的義務教育，義務教育投入不足的問題更加突出①。村級組織過去也往往是將村提留的公積金當公益金和管理費來用，農村稅費改革后將村公積金取消，農民負擔的減輕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村級收費的減少上，村級財力比鄉鎮更為窘迫和困難。

　　（三）后發達地區省份稅外收費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財政正常支出不足所致

　　我國后發達地區因為財力有限，在財政支出安排方面側重于保行政經費開支，缺乏安排資金用于城鎮基本建設的能力。如表2所示，后發達地區省份財政支出結構呈現“三高”、“兩低”狀況，支農支出、社會保障補助、政策性補貼支出比重高，挖潛改造資金、城市維護費比重低。5個后發達地區省份支農支出占有相當份額，最少的支農支出比重也達7.48%，陜西省更是高達8.74%；而5個發達地區省份支農比重最高的浙江省只有7.62%，廣東省則只有6.12%.后發達地區省份的政策性補貼支出占全部決算支出的比重與發達地區省份相仿，而后發達地區省份社會保障補貼支出所占比重明顯高于發達地區省份；后發達地區省份行政管理費的支出比重也普遍高于發達地區省份，明顯地表現出“吃飯財政”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發達地區省份行政管理費占其決算支出的份額低于后發達地區省份，然而其絕對額卻遠遠大于后發達地區省份，如廣東省的行政管理費決算支出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的2.98倍，山東省的行政管理費決算支出是山西省的2.34倍，江蘇省的行政管理費決算支出是江西省的2.57倍。與此同時，后發達地區省份的企業挖潛改造資金、城市維護建設支出占本省財政決算支出的比重普遍小于發達地區省份，在絕對額上相差更遠。以財政決算中的挖潛改造資金支出為例，1999年廣東省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的5.11倍，山東省是山西省的14.17倍，江蘇省是江西省的6.56倍。以財政決算中的城市維護建設支出為例，1999年廣東省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的6.35倍，山東省是山西省的5.07倍，江蘇省是江西省的4.22倍。

　　一般來說，財政支出范圍和額度不能為地方各項事務的經常性用度提供充足的財力保證就會形成財政支出缺口，在實際開支中就只能謀求由財政之外的非正常甚至非法的經費籌措途徑來解決，這一點已為歷史上的財稅改革所證明。清初實行低俸祿制，正常財政支出存在缺口，使謀求非法經費籌措途徑有較正當的理由，為解決地方財政經費之不足，清政府被迫采取允許地方額外加征“火耗”及名目繁多的附加稅政策，地方私自征取對中央政府形成倒逼之勢，使清政府在政策執行和管理上被迫放松，導致額外苛索現象普遍，雍正為此不得不采取“提耗羨，設養廉”的舉措對混亂的“耗羨”收費進行規范②。對于正常財政收入之外的“耗羨”，清政府“最初嚴行禁止，繼而加以默認，最后以”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的建立加以有條件地限制并在制度上加以承認”③。這充分說明收費泛濫與財政正常支出安排不足有著直接的關系。

　　（四）后發達地區省份收費是彌補財政經費不足的重要途徑

　　稅費具有內在聯系，存在聯動關系，有些收費本身就屬于不規范的稅收，當稅收收入不能滿足正常支出時，收費就成為增加財政收入重要而有效的途徑，形成以費補稅的格局。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發達地區省份還是后發達地區省份，地方支出的資金來源中非稅收入都占有相當的份額，但是相對而言，后發達地區省份的比重高于發達地區省份。與發達地區省份的財政支出規模相比，目前后發達地區的財政支出規模顯然不大，據此我們可以假定后發達地區目前的支出規模屬于合理范圍，那么說明后發達地區省份的正常稅收收入難以滿足其開支需要，地方政府收費彌補了地方預算內收入的不足，后發達地區省份的收費收入對于彌補其財政資金不足發揮了作用。

　　二、后發達地區理財治稅的策略

　　由于存在上述理財治稅方面的矛盾，在后發達地區特別是其農村推行“費改稅”，只是名稱的改變，而沒有實際意義，必須從維護國家長治久安、增加居民收入、擴大內需、保證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高度來認識稅費改革；必須從調整國家整體發展戰略和改變財政分配所造成的不對稱財富流動格局入手，從后發達地區理財治稅的策略上，提出解決稅外收費問題的思路。

　　（一）永久地免征農業稅及其一切附征，真正減輕農民負擔

　　當前，國民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嚴重問題之一是農民收入增速減緩。后發達地區不少貧困鄉村的農民陷入絕對貧困境地，收入出現負增長，城鄉差別進一步拉大，農村這一最大的市場嚴重萎縮。這是當前國民經濟出現內需不足、企業經營困難、下崗職工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不僅是出于公平考慮，而且也是出于經濟發展的全局考慮。要真正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必須著眼于全面免除后發達地區農民的一切稅費包括農業稅及其附征。城市居民每月收入不到800元的不需要繳納任何個人所得稅，收入水平比城市居民低得多的農民，特別是后發達地區的農民要繳納具有個人所得稅性質的農業稅，顯然有失公平。他們除繳納農業稅外，目前還承擔著相對較重的稅外收費負擔（提留統籌費、繁多的其他雜項收費），這是第2重、第3重負擔。農民作為消費者與城市居民一樣負擔了增值稅，并且由于農民不作為增值稅的納稅人，自己要負擔進項稅額，這已經是另一雙重負擔④。到此農民負擔已達5重之多。由于農民處于分散狀態，在與農產品收購商、農業投入品提供商交易時，價格的談判經常處于不利地位，農產品出售價格往往較低，而在購入農業投入品（如種子、化肥、農機、農業技術服務等）又往往要接受較高的價格，這是新時期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在計劃經濟統購統銷的年代，“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作為“暗稅”可流入政府財政，成為國有工業的原始資本，但現在卻流入了中間商的口袋。如果將這一不平等交易所造成的價值轉移考慮進去，農民承受的負擔就達到7重了。

　　上述7重負擔，如果不能系統地解決，我國農村經濟就會長期處于萎縮狀態。這7重負擔中，只有農民作為消費者負擔的增值稅和其他流轉稅是合理的、公平的，其他都是要消除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要通過體制改革和加強農產品保護來解決。對增值稅進項稅額的負擔問題，可借鑒歐洲“農產品生產者統一比率加價補償”辦法加以解決⑤。我國農村多數農民的月純收入十分有限，只夠勉強糊口，特別是后發達地區省份絕大部分農民是以種田為主，耕作主要是一家一戶制，沒有規模效應，效益很差，種田的利潤十分微薄，有的甚至虧損。在目前農業剩余很少甚至沒有任何剩余的情況下，特別是后發達地區農民收入很低的情況下，農村稅費改革不應當只是改“費”為“稅”，而應當永久地免除任何農業、農村稅費。在免除農村稅費以后，實質問題就變成提供農村必要的公共產品所需資金的來源問題，這需要下列措施來解決。

　　（二）改革基層管理體制并加大對后發達地區轉移支付力度

　　農村鄉一級政府機構龐大、人員不少，但所起的作用卻有限，在后發達地區其實際的主要職責只是收錢糧以維持其運行，機構人員之間的互相服務多于替農民服務，撤銷的負面影響要小于保留的積極效應。鄉一級政府可用主要起上情下達作用的鄉公所取而代之，鄉公所設幾個員工即可。計劃生育工作、教育工作和其他公共產品提供由縣級政府有關部門辦理，將現有的信用社、供銷社、糧站、農機站恢復或改為純經濟性質的合作組織，其沒有任何收費權，所提供的服務按質、量論價。

　　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現行分稅制財政體制下，中央集中的財力中相當一部分要通過稅收增量返還的形式返還給地方，中央財政難以拿出足夠的財力用于建立比較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現有的轉移支付補助額不足以實現地區間公共服務水平最低限度的均等化，應加大中央對后發達地區省份的轉移支付力度，省級財政也要加大對后發達市縣的轉移支付力度。轉移支付的數量應為農民實際負擔的以增值稅為主體的流轉稅，即將農民實際負擔的稅收通過向農村地區提供必要公共產品的方式整體返還給農民。

　　發達地區的經濟繁榮、稅源豐沛與后發達地區貢獻緊密相聯。那種認為從發達地區抽調資金扶持后發達地區是“鞭打快牛”的認識其實是一種誤解。從增值稅原理來看，增值稅價外征收，納稅人為當地工商企業，而負稅人則是分布于各地的實際消費者。發達地區工業產值大大超過后發達地區，發達地區的不少工業產品是銷往后發達地區的，發達地區工業增值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后發達地區的消費者實際負擔的。即使從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根據供求均衡關系決定稅負轉嫁程度因而共同承擔稅負的角度來看，至少發達地區大量的增值稅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后發達地區的消費者所承擔的。目前家用電器日益普及，是居民消費支出的重要部分，而且家電產品市場已經逐漸由發達地區向后發達地區轉移、由城市往農村轉移，而絕大部分這類產品產自發達地區省份。從企業所得稅來看，發達地區外資企業、鄉鎮企業大量雇用后發達地區的民工，超負荷勞動而領取微薄工資的廉價民工為發達地區工業企業創造了大量利潤。因此，由中央集中一部分發達地區的財力用于轉移支付給后發達地區，不僅是全國經濟均衡發展的需要，也是對后發達地區為發達地區豐沛的財源所做貢獻的回報，因而具有合理性。

　　此外，通過將城鎮土地這一最大的全民所有的國有資產收益歸屬中央，建立收入與支出對應的理財制度，將農民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創造的工業和城市原始積累逐步返還給農民，不僅停止向農民繼續“抽血”，還要向其“供血”，實現城鄉均衡發展、東西部地區均衡發展。增加中央城鎮土地租金（或稅收收入），即停止土地批租，或實行拍賣，或增加土地稅，將因社會經濟發展而導致的土地增值歸屬全民所有，將這筆稅收或國有資產收入專項用于農村教育、農村無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城鎮失業人口的社會保障、扶貧等。要停止用國有資金超前建設，特別是要改革領導干部政績考核指標，使重城市美化、重產值增加變為重社會生態經濟協調、均衡發展，克服領導干部的短期行為，特別是要禁止豪華辦公大樓（含銀行等國有企業）、體育、文化（博物館、展覽館、文化館）、娛樂設施盲目攀比、重復建設和所謂與國際接軌，將節省下來的資金用于加大對后發達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的轉移支付。

　　（三）牢固樹立從經濟到財政的理財觀念

　　后發達地區省份目前產業結構、工業結構、所有制結構不夠合理，導致經濟稅源比較缺乏，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其正常的財政收支自身難以平衡，即使收支平衡也只是低水平的平衡，收支規模都相對較小。緩解后發達地區的財政困境，僅僅關注聚財與用財顯然不夠，如何把聚財有方、用財有度與生財有道聯系起來，是后發達地區理財治稅必須考慮的問題。發展經濟、壯大稅源是后發達地區理財治稅的治本之策。

　　我國多數后發達地區農業比重大、工業發展滯后，在農業產值占GDP總量比重過大的情況下，構成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的工商業、服務業稅源必然相對欠缺，普遍存在財政收入總量有限的問題，以農為主、地方工業發展滯后的省份往往是“糧食大省、工業小省、財政窮省”。后發達地區受稅源結構的影響，稅收收入按稅制原理難以保證財政支出同步增長，在經濟發展緩慢造成正常的財政收入規模過小的情況下，后發達地區也因本級財政困難而難以從地方稅種或中央與地方共享稅種給地方的分成收入中考慮給企業財政返還，企業缺乏資金扶持，相對發達地區省份而言，往往稅收負擔偏重，缺乏發展后勁；由于后發達地區稅收任務吃緊，只好依靠重視零散稅收的征管，個體工商戶稅收定額偏高，不利于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壯大；與此同時，后發達地區由于普遍存在地方財力短缺的問題，也相應形成了貧困地區“竭澤而漁”的非理性理財行為，財稅機關為盡可能平衡財政預算不僅應收盡收，在稅收收入任務困難的年份也有“寅吃卯糧”、收“過頭稅”的情況，難免影響企業的生產發展，使整個財政經濟陷入一種“越窮越摳”、“越摳越窮”的惡性循環。

　　我們以1999年相關省市地方財政工作總結材料進行分析①，對比分析發達地區與后發達地區在理財治稅方面的思路差異。側重于組織財政收入、疲以應付基本的財政運行，是目前后發達地區省份理財治稅十分明顯的特點。山西省通過采取稅收保全措施、調增定期定額戶的稅收定額組織財政收入。江西省因稅源缺乏在組織稅收收入時則突出“實”、“早”、“緊”，派工作組抓收入，嚴征細管，“一刻也不放松”。廣西壯族自治區堅持重點稅源和零星稅源一起抓，認真做好行政性收費收入、罰沒收入等征收工作，“促進了非稅收入較大幅度的增長”。貴州省財稅機關層層分解收入任務，主要領導親自掛帥、分管領導具體負責、各職能部門任務明確，“堅持把收入目標完成情況作為衡量財稅工作成效的主要標準”。陜西省把確保干部工資發放、維護社會穩定作為財政工作的重中之重。與后發達地區省份不同的是，廣東省重視發展外向型經濟和技術進步，省政府專門制訂了鼓勵擴大外貿出口和利用外資的政策，落實企業所得稅返還政策，加快辦理出口退稅進度，研究制定了扶持企業高新技術、技術創新、引進與消化技術以及科技體制改革的財稅政策。江蘇省拓展了聚財思路，重視財源建設，發展鄉鎮企業，扶持技術改造，省委提出了大力扶持鄉鎮企業發展的戰略部署，省財政安排鄉鎮企業發展基金和財政貼息資金用于支持省級重點鄉鎮企業技術改造。浙江省注重調動地方發展經濟、開辟和涵養稅源的積極性，把財政包干與貼息措施有機地結合起來，將縣市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長與省技改貼息補助實行環比掛鉤，并一定4年不變。這些措施對于培植地方后續稅源有著重要意義，值得后發達地區學習、借鑒。

　　（四）壓縮財政支出規模，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后發達地區相對于其自身財力而言財政支出范圍過寬，通過調整財政職能而壓縮財政支出是可行的。后發達地區省份由于經濟總量小、經濟結構不合理，通過稅收籌集的財政收入相對有限，其財力維持政府機構基本運行都比較勉強，按其財力充其量也只能采取政府維持型的“吃飯財政”，財政只能維持政府最低標準的運行。然而，后發達地區不少地方政府官員為求取政績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將經濟建設型作為自身理財治稅追求的首選目標，不考慮現實的財力狀況安排城市基本建設投資，財政支出范圍失之過寬，財政支出規模相對于其自身的財源而言偏大，在正常的財力受到限制時就只好借助于收費達到經濟建設的目標，“預算內資金吃飯、預算外資金建設”已成為不少后發達地區理財的重要特征。后發達地區基礎設施、公共工程等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比發達地區落后而面臨更為緊迫的建設任務，是財政必不可少的支出項目，但不論是農村稅費改革還是城市稅費改革，要減輕稅外收費負擔，都要求政府機關轉變職能，堅持市場化取向和公共財政取向，調整壓縮財政職能，正確處理發展經濟與公共財政的關系，國有企業的投資應以國有資產收益為限。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中央宏觀調控時可將資金投資重點適當向后發達地區省份傾斜，確保全國的經濟均衡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地方政府在安排基本建設支出時必須堅持量力而行、量入為出的原則，堅持以收定支，稅收應作為取得財政收入的主要途徑，避免通過大量集資、攤派、收費籌措建設資金，加重企業和居民的負擔。

　　后發達地區經濟稅源欠缺，財政資金十分緊缺，壓縮不合理的財政支出對于后發達地區更為重要，有限的財政資金必須在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上做文章。后發達地區目前行政機關職工的收入普遍不高，而行政機關“人、車、會、話、招待費” 等方面的開支卻大手大腳，普遍存在浪費嚴重的現象，而且似乎成了剛性支出。解決行政機關經費使用不當的問題，應當增強行政機關經費支出的公開性、透明度，應借鑒農村減輕農民負擔實行村務公開的做法，要求各行政單位的各項行政經費列支情況張榜公開，接受群眾的監督約束，使合理的經費支出得到保障，使不合理的經費支出受到約束限制。

　　（五）高度重視人力資源，加快基礎設施建設

　　后發達地區理財治稅的諸多矛盾歸根到底都是經濟面臨發展而財政資金嚴重不足的問題。由于我國從整體上屬于后發達地區，后發達地區覆蓋面廣，中央財政難以調劑足夠的財力用于滿足后發達地區的全部建設需要。為此，后發達地區農田水利設施、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主要應立足于自力更生解決。但是，發展經濟需要安排大量的財政投入，后發達地區經濟總量與經濟效益決定了有限的正常稅源難以滿足自身加快經濟發展的要求，目前可以借鑒公共財政這一發展趨勢，純公共產品主要由稅收解決，準公共產品適當通過收費進行有效率的配置，與此同時，引進西方理財治稅模式也不宜盲目去追求純而又純的“公共財政”，上級政府完全甩手不管后發達地區經濟建設的外部環境也不現實。

　　目前后發達地區普遍存在鄉村財力有限、人力富余、收費條件不成熟的情況，需要上級政府積極化解后發達地區人力資源富余而財政配套投入不足的矛盾，通過“四兩撥千斤”，由財政撥出啟動資金，購買建設所需的設備、材料，支付一些必要的工資。與此同時，總結我國經濟建設中的成功經驗，發揮政府的凝聚力量，調動地方政府和群眾的建設積極性，勞務由當地政府在農閑時組織富余勞動力加以解決，發揮后發達地區人力資源的優勢，由當地群眾出工出力，必要時也可在自愿的基礎上適當集資，修建道路，興修水利設施，主要通過自力更生解決后發達地區特別是農村公共產品不足問題，走中國式的“公共財政”之路，務實地解決目前的實際問題。

　　主要參考資料：

　　（1） 葉振鵬主編《中國歷代財政改革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第1版）。

　　（2） 徐金平、孔祥迎《安徽稅費改革推動農村生產關系大調整》（載《瞭望》2000年第50期。

　　（3） 秦 暉《防止“黃宗羲定律”的陷阱》（載 2000年11月3日《中國經濟時報》）。

　　（4） 何 平《清代不完全財政制度下的賦稅負擔與稅收失控》（載《稅務研究》2000年第2期）。

　　（5） 葉 青、許建國《我國歷史上稅費制度的變遷與反思》（載《稅務研究》1999年第11期）。

　　（6） 楊 斌《治稅的效率和公平》（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①參見翟博《農村費改稅，教育咋應對》（載2001年3月12日《中國教育報》）。

　　②參見葉振鵬主編《中國歷代財政改革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585頁。

　　③參見何平《清代不完全財政制度下的賦稅負擔與稅收失控》（載《稅務研究》2000年第2期）。

　　④有關這一問題的進一步分析，請參見楊斌《增值稅制度設計及運行中若干重大問題的研究》（載《財貿經濟》1995年第11期）。

　　⑤參見楊斌《比較稅收制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1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