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國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綜合費用扣除標準確定原則和方法不同觀點的辨析在全國人大舉行的關于綜合費用扣除標準的聽證會上，出現許多觀點，它們從一個角度論證了我國個人所得稅綜合費用扣除標準確定的原則和方法，不少觀點給人啟發，但也存在不正確的認識，本文概括整理5個具有代表性的觀點進行辨析。

　　（一）以全國城鎮居民年人均消費支出為依據

　　這一觀點指出城鎮居民年人均消費支出中包括衣、食、住房、交通、子女撫養、老人贍養等日常生活支出。按照這一觀點設計綜合費用扣除標準，意味著達不到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消費水準的家庭均被排除在個人所得稅的征稅范圍。如果將平均消費水準作為劃分高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的界限，那么意味著讓個人所得稅主要針對中等收入以上家庭（即高收入家庭）課稅，其優點在于可以延續原來的個人所得稅功能定位，發揮該稅起調節高收入的作用，納稅后多數老百姓基本生活水平不受影響；在對財政收入影響不大的情況下，承認既得利益，有利于減少施行阻力。但按照這一原則，顯然不能使個人所得稅發揮更大作用，不能通過收入和支出聯動的制度安排，對相當多有負擔能力的納稅人課征稅負不重的少量個人所得稅，積少成多，然后通過專項支出或提供必要公共產品的辦法，轉移給低收入家庭，從而在更大范圍內調節收入分配，實現福利增進的目標。其次，考慮到城鄉之間收入和消費的巨大差異，全國城鎮人均消費水準對居住在農村的占人口多數的廣大公民而言仍然是“高收入”家庭的消費水平，因此這一原則讓不少實際上相對有納稅能力的人不承擔直接稅義務，不利于培養人民納稅（承擔義務）、關心稅款使用（履行民主職責）的現代民主意識，也限制了個人所得稅在整個稅制結構中的作用。此外，按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依據也很難照顧地區差異。

　　（二）以發達地區職工基本消費支出為依據

　　這是一個相當普遍的觀點，認為職工基本消費支出應當在稅前完全得到扣除，而所謂職工基本消費支出是東部發達地區普通家庭的消費支出。這一觀點與前面的觀點有類似之處，所謂職工基本消費支出或普通家庭消費支出應該也是指城鎮人均消費支出。不過這個觀點所主張的應扣除的消費支出范圍要比前一個觀點更寬，不僅包括衣、食、住房、交通、子女撫養、老人贍養等日常生活支出，還包括社會保險支出和物價上漲，而且考慮隨經濟發展提高消費水平的因素。具體地說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應當在稅前扣除的消費支出包括五項基本生活支出，第一項領工資的納稅人本人社會平均月消費支出，第二項贍養人口的社會平均消費支出（按贍養系數為1.91計算），個人向社會保險局繳付的醫療、養老、失業保險金、大病醫療保險金、月自住房租金（租用70平方米成套住房的平均月租金，按兩人分攤），物價上漲增加的消費支出（按當年對比上年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計算），全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支出增長額。按2005年的數據計算結果月扣除額應為2991元（取整數為3000元）。

　　持這種觀點的同志的主要理由有：一是基本消費支出不應當課稅，對這部分收入課稅勢必會影響到居民的基本生活質量和抑制尋求自身發展的努力；二是消費主導型是最佳經濟增長方式，我國居民消費水平還很低，需要從稅收等政策層面即通過提高綜合費用扣除額以鼓勵居民消費；三是目前各省市因經濟發展程度不同，人均消費性支出、平均每個就業人口負擔的消費性支出存在明顯的差距，發達地區的人均消費支出高于不發達地區，如2004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為7182.10元，云南省為6837.Ol元，而上海市為12631.00元：全國城鎮平均每就業人口負擔的消費性支出每月為1177.20元、云南省為1267.06元，而上海市為2050.84元。如果以全國人均水平確定綜合費用扣除標準，那么意味著經濟發達地區納稅人的個人所得稅稅基中要包含部分基本消費性支出，不符合基本消費不納稅原則；四是目前廣州、深圳等地綜合費用扣除標準已經按高于全國職工人均消費水平制定，如果按照全國職工平均消費水平確定，會引起這些地方職工的不理解。

　　筆者認為上述四個理由均不充分。從法理上講，個人所得稅的綜合費用扣除額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為取得收入而支付的必要費用，對工資薪金而言，在西方國家這方面的扣除是非常嚴格的，一般不能扣除，在我國更沒有給予扣除的理由，因為工薪所得者均為單位就業者，所在單位已經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條件（包括提供工作服、公費進修培訓機會、兼有旅游因素的出差等）。如果單位是企業，這些費用～般可作為管理費用在企業所得稅稅前列支。因此在一般情況下，即使采用分項扣除辦法，這一類費用也不能扣除。其二是維持納稅人本人和家庭成員的生計費用。按照個人所得稅的一般原理，生計扣除的含義是從應稅收入中減除沒有納稅能力的部分，因此生計扣除對象不是普通或平均的消費支出，而是最低消費支出。納稅人超過綜合費用扣除標準以上部分繳納稅收是按不高的稅率計算的，不是對所得的沒收，只要稅率合理，就不存在影響納稅人生活質量和發展要求的問題。上述第二個理由也是不充分的，因為減稅增加消費的效應是不確定的。如果提高綜合費用扣除標準后，居民少納的稅收不用于消費而用于儲蓄，那么就沒有鼓勵消費的作用。由于我國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初始稅率只有5％，第二檔的稅率也不過10%，對一般民眾而言，少繳的稅額很小，即使消費傾向明顯，激勵消費的效應也不明顯。第三、四個理由則是忽視了個人所得稅的功能作用，在收入差異（包括地區收入差異很大）的社會中，需要個人所得稅對地區收入差別起調節作用，一方面處于公平考慮（同國居民應當同工同酬）、另一方面也防止人才過分向高收入地區流動造成效率損害，如果以高收入地區的消費水平確定綜合費用扣除標準就使個人所得稅的調節功能大大降低。

　　（三）以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為基礎

　　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工資薪金所得是城鎮職工月收入的最主要的方面，確定個人所得稅綜合費用扣除標準，以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為基礎比以城鎮職工的月人均消費支出為基礎更合理，因為平均工資的數據比較確定，而人均消費支出數據只能通過抽樣調查取得，數據基礎不夠牢靠。這個觀點給人一個重要啟發是如果全國統一的貨幣工資制度下的基本工資反映基本職工生活需要，那么基本工資數可以作為綜合費用扣除標準的重要參照。但是我國目前工資制度呈現多元化局面，按國家統一的工資制度發放的工資與實際工資存在差距，這種差距因單位不同、地區不同大小不一，不少單位實際工資（包括實物、非實物的獎金福利）大大高于根據國家統～工資制度發放的工資。對企業單位而言，工資早已與效益掛鉤，實際上已沒有統一工資制度可言。就是說不僅統一的工資制度下的工資與實際貨幣工資存在差異，全部貨幣工資與實際工資也存在差異。因此，很難計算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即使可以通過抽樣計算，也不能反映真實的收入情況，因此以全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為依據來確定綜合費用扣除額沒有實踐的可行性。此外，這個觀點在理論上仍然不能把握工資薪金所得綜合費用扣除的法理用意，在實踐上也不可行。因為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費用扣除的用意在于從應稅所得中排除沒有納稅能力的部分（最低生活費用），從～個年度看平均工資不等于平均消費，因為還有儲蓄因素，但較長時期看，平均工資等于平均消費支出，儲蓄最終也要用于消費，以平均工資為基礎確定綜合費用扣除額同樣存在一部分有納稅能力的人不需要承擔個人所得稅義務的情況，不利于在更大范圍內為建立和諧社會而對收入進行適當調節。

　　（四）以農民工最高收入為依據

　　農民工是我國社會中特別的社會階層，指那些沒有城市戶籍的產業工人、城市流動勞動者，農民工現象是我國實行城鄉分治政策導致的特殊社會現象。他們在城市工作，承擔最艱苦的工作，除獲得的工資收入外，不享有社會保險和城市福利，但要按獲得的貨幣工資同樣繳納個人所得稅。部分同志從這種現實情況出發，認為應當以農民工最高工資為依據確定個人所得稅的綜合費用扣除標準。在沒有社會福利（包括沒有包括醫療、退休在內的社會保險，子女在城市上學因沒有戶籍要繳納較高學費等等）、基本工資偏低、主要靠增加勞動強度和延長勞動時間增加收入的情況下，按農民工最高收入（實際上也不是很高，月工資一般不超過2000元）確定綜合費用扣除標準，以照顧農民工利益，讓他們能夠安居樂業。這一觀點值得認真思索。但每一個經濟工具所承擔的功能都只能是有限的，個人所得稅綜合費用扣除標準也不例外，要解決農民工問題，根本的辦法在于從制度上徹底廢除“農民工”這個群體，就是要廢除城鄉有別的戶籍制度、社會保險制度，而不是讓綜合費用扣除標準增加功能，如果這樣做；會因功能錯位而導致問題人為復雜化。在大局（城鄉分治）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出于公平起見，應當通過個人所得稅實施條款規定對農民工的照顧政策，但不能在確定綜合費用扣除標準時就加入這個因素。

　　（五）以不同地區的納稅人的實際收入為依據

　　由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很不平衡，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消費水平差距很大，有的同志因此主張工薪所得綜合費用扣除標準不應當全國統一，而應當實行地區差別，或者實行全國標準外加地方浮動一定比例的辦法。這個觀點照顧了地方具體情況和地方既得利益（不少地方已經撇開全國統一法規自行制定綜合費用扣除標準），可減少制度實施阻礙。但這個辦法有違個人所得稅的調節收入分配包括地區收入差異的功能目標，使越富有的地區、收入越高的人稅負反而越輕，很容易導致人才從落后地區流向發達地區，造成人力資源配置的扭曲。此外這個辦法過分尊重既得利益，甚至讓地方自行提高扣除標準的不合法的行為合法化，如果這樣成為慣例，這一次重新規定扣除標準也有可能再次成為無用的法律行為。以后各地再互相攀比，相應提高扣除標準，若干年后是否再來一次提高標準以適應各地情況，因此這種辦法無法體現有法必依的原則。

　　確定我國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所得綜合費用扣除標準的原則和方法

　　確定個人所得稅綜合費用扣除標準首先當然要依據個人所得稅的基本原理，體現公平和效率原則，充分吸收西方國家的經驗，但在我國確定個人所得稅綜合費用扣除標準要比西方發達國家考慮更多的因素。除考慮個人所得稅原理外，還要注意以城鄉差別為主要特征的多元經濟狀態、個人所得稅的功能定位和模式、中國現實文化下特殊社會環境和立法司法的習慣。

　　從原理角度看，綜合費用扣除的目的是排除掉不反映納稅人納稅能力的收入部分，具體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為獲得應稅收入而支付的必要的成本費用（即費用扣除），二是贍養納稅人本人及其家庭成員的最低生活費用（即生計扣除）。費用扣除方面需要考慮兩方面的問題，其一是與應稅收入有關的費用，可稱之為直接費用；其二是與獲取應稅收入沒有直接聯系，但又是進行-收入獲取活動所必需的各項開支，可稱之為間接費用。間接費用具體包括住房貸款利息、地方直接稅、不作抵免處理的外國稅收、意外事故損失、醫療費用、慈善捐款、特定的雜項費用、教育費用等。在我國目前國情下，對直接費用可不予考慮，因為獲得工薪收入的直接成本費用主要是從家庭到上班地點的交通費用，不少單位有接送車輛、多數人騎自行車或乘坐公交車、少數人乘坐私家車，由于難以區分個人目的還是工作目的，可按照英國的做法，全部作為個人目的，在生計扣除中考慮。至于進修、培訓、出差等費用在不少單位不僅完全由公費開支，而且還帶有福利性質（如出差兼有公費旅游性質），對企業單位已經在成本中列支，如果作為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會產生重復扣除問題；對公務單位而言這些開支是由稅收支付，更不能扣除。對間接費用，各國的做法只是允許扣除一個定額或應稅所得的一定比例，扣除的程度取決于政策考慮。我國目前的國情是經濟體制還在不斷改革變動之中，情況差別很大加上納稅人眾多，分項列舉扣除范圍、數額或比例存在管理上的困難（例如難以識別憑據真假），因此目前宜采取全國一個定額的辦法，以后經濟發展了、社會誠信度提高了、管理手段更加先進了，再逐步從一個定額發展為更加適合具體情況的多個定額，最后到列舉具體項目規定扣除政策。這樣看來確定我國個人所得稅綜合扣除標準的核心問題在于如何確定間接費用的具體內容和定額、生計扣除額，在確定之后將二者相加就得出當年的綜合費用扣除額。而確定間接費用內容和生計扣除額要遵循下列原則是：

　　（一）以人為本并促進公益原則

　　這個原則主要適用于間接費用內容和定額的確定。這個原則包含三個層面的內涵。

　　首先個人所得稅綜合費用扣除不僅要保證納稅人的簡單再生產（通過生計扣除）而且要保證納稅人在更高層次上進行人本身的再生產，就是要體現關懷納稅人健康、進一步發揮潛能的政策精神，具體說要允許一定額度的醫療費用扣除、教育費用扣除。醫療費用扣除額按醫藥費用超過社會保險支付部分的一定比例確定，醫藥費用以中等發展水平地區中等收入水準的工薪所得納稅人及其平均贍養人員的平均醫療費用開支為依據。教育費用扣除額包括家人義務教育自己支付的學雜費一定比例、納稅人培訓費超過公費支付部分一定比例，與從事職業無關的教育培訓I費用不能扣除，可扣除額依據通過抽樣調查統計獲得的全國數據確定。這里應當指出的是，醫療費用、教育費用允許稅前扣除只是體現國家一種人文關懷，與全額報銷概念是不同的。在扣除的制度安排中，納稅人獲得的實際好處只是與稅率相應的一定比例，而不是扣除額的全部。假定可扣除額為100元（已經是實際開支的一定比例），適用稅率為10％，那么納稅人獲得的實際利益只是1 0元。

　　其次，個人所得稅綜合費用扣除要體現鼓勵公益事業發展的政策導向，應允許納稅人對公益事業捐贈的一定比例在稅前扣除。如果納稅人繳納稅收也是維持政府、支持公共利益的話，并假定個人所得稅作為中央稅，地方稅體系中又包括對個人課征的房地產稅（物業稅）、個人所得稅附征（或地方個人所得稅），那這些地方直接稅應當允許在稅前扣除，一方面減少重復課稅，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中央稅和地方稅之間的聯動機制，有利于稅收管理。目前個人所得稅還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稅，對個人自有自住房屋不征房地產稅（物業稅），因此還不存在地方直接稅作為扣除項目的問題。

　　再次，體現國家和納稅人相互支持精神，當納稅人有納稅能力的情況下踴躍納稅支持國家，而當納稅人背負債務或遭受災害無納稅能力或納稅能力降低的情況下，國家給予扶持，形成這種關系也是稅收公平原則的重要體現，因此個人所得稅綜合費用扣除應當包括住房（限于普通住房）貸款利息的一定比例、災害損失超過保險支付的部分的一定比例。

　　間接費用的具體定額可根據上述內容和有關統計數據，考慮政策鼓勵的程度和財政承受能力，通過測算確定。在扣除方法上，最終目標是按真實憑據分項扣除，但目前以致今后相當長時期里，宜采用定額辦法，即全國確定一個平均定額。

　　（二）最低生活費用不納稅原則

　　這是確定生計扣除額的原則。生計扣除的目的是讓納稅人在繳納個人所得稅前留足維持本人及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需要的收入，理論上講是為了維持納稅人簡單再生產，而超過基本需要的收入部分均視為具有納稅能力，可根據能力大小貢獻一部分收入給社會用于公共產品的提供，綜合費用扣除中的生計扣除額的確定應當以維持納稅人本人及家庭成員的最低生活費用為基礎依據，而不能以平均收入、某一階層的最高收入、平均消費支出為依據。在西方發達國家確定最低生活費用相對比較容易，可參照社會公認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確定，因為這些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較為平衡，地區差別、城鄉差別不是很大。但在我國生產力還比較落后，地區差別、城鄉差別、各階層收入差別很大，特別是還有很大一部分群眾溫飽都不能保證，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以下簡稱低保）在城市和農村也不一樣、農村低?；虺鞘械捅Ｒ蚋鞯亟洕l展水平和財政實力差異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因此難以簡單地將一個地方的農村低?；虺鞘械捅＃蛩鼈兊钠骄阶鳛榇_定最低生活費用的依據，而需要依據統計數據，進行分析和選擇。

　　目前我國比較權威的關于家庭收入和消費情況的統計數據當屬《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中國統計年鑒》分農村和城市家庭，按抽樣調查的數據和國際統計慣例，做出了七個類別的劃分，即最低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中等偏上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最高收入家庭，并每年提供變動的數據。這樣從原則上就要考慮14種情況。但是我國城鄉差別很大，在消費支出水平上農村高收入家庭與城市低收入家庭差不多；在農村還有大量群眾溫飽不能保證，還需要國家通過“低保”解決他們的生存需要問題，因此農村最低收入家庭或低收入家庭的消費水平是很低的，位于生存性保障水平，不應當作為確定生計扣除的依據。確定最低生活費用標準時，應當以農村中等收入戶的生活消費支出為起點。這樣將農村和城市綜合起來考慮，可有7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以農村中等收入戶的生活消費支出為依據。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5年版）提供的數據（下同），2004年農村中等收入家庭人均生活消費支出1951元，按照一個勞動力贍養3人（含本人）計算，不應課稅的年生計扣除額為5853元，月平均為488元，可調整為500元。由于城市贍養人口較少，如果按2人計算，500元扣除額意味著，每人的月生計扣除額為250元，接近于國家和地方政府確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城市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消費支出。如果真正按個人所得稅的法理課稅，在這個數額以上的人均有能力承擔個人所得稅（當然要實行低稅政策，如只交納5%.如果按照這一種情況，確定扣除額，其征稅范圍就包括了除農村中等收入家庭和城市最低收入家庭以外的所有家庭，其中包括城市低收入家庭。

　　第二個情況，是以城市低收入家庭的消費支出為依據。按照《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2004年城市家庭的低收入戶人均年消費支出為3942元，按一個就業者贍養2人（包括就業者本人）計算，年生計扣除額可定為7884元，月平均657元，可調整為700元，按照這一情況，個人所得稅的征稅范圍包括城市中偏下收入及以上家庭。在西方國家，生計扣除也是以這個社會的一般家庭最低生活費用為標準確定的。

　　第三種情況，以城市中等偏下家庭的消費支出為依據。按照《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2004年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人均消費支出5096元，同樣按一個就業者贍養2人（包括就業者本人）計算，年生計扣除額可定為10192元，月平均849元，調整為900元。以此為依據確定扣除額或征稅門檻，意味著個人所得稅的征稅范圍包括城市中等收入及以上家庭。

　　第四種情況，以城市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費支出為依據。按照《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2004年城市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均消費支出6498元，同樣按一個就業者贍養2人（包括就業者本人）計算，年生計扣除額可定為12996元，月平均1083元，調整為1100元。

　　第五種情況，以城市中等偏上收入家庭的消費支出為依據。按照《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2004年城市中等偏上家庭的人均消費支出8346元，同樣按一個就業者贍養2人（包括就業者本人）計算，年生計扣除額可定為16692元，月平均1391元，調整為1400元。

　　第六種情況，以城市高收入家庭的消費支出為依據。按照《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2004年城市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消費支出10749元，同樣按一個就業者贍養2人（包括就業者本人）計算，年生計扣除額可定為21498元，月平均1791.5元，調整為1800元。

　　第七種情況，以城市最高收入家庭的消費支出為依據。按照《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2004年城市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消費支出16842元，同樣按一個就業者贍養2人（包括就業者本人）計算，年生計扣除額可定為33684元，月平均2804元，調整為3000元。

　　綜上所述，排除掉第一種情況，不考慮對城市低收入家庭征收個人所得稅，那么我國個人所得稅綜合費用扣除中的生計扣除額至少應為月700元（2004年的數據，以后年度可根據物價變動和消費支出變化情況變動），具體確定那一檔扣除額還取決于個人所得稅的功能定位。

　?。ㄈ┌l揮個人所得稅財政功能和調節功能雙重作用

　　生計扣除額的確定還與個人所得稅功能地位有關。個人所得稅具有兩大功能，其一作為獲得財政收入的一個手段，可稱之為財政性功能；其二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的杠桿，可稱之為調節性功能。如果個人所得稅主要承擔財政性功能，那么其生計扣除額可定得低一些，讓具有納稅能力的多數工薪階層人士成為納稅人。如果個人所得稅主要承擔對高收入者的調節作用，那么應當將生計扣除額定得高一些，使多數工薪所得者不被征稅。按照上述計算結果，可由如下幾種選擇：

　　第一種選擇，個人所得稅定位以財政功能為主，課稅范圍覆蓋城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及以上（即排除一般農戶和城市低收入家庭），按2004年的數據月生計扣除額可定為700元。

　　第二種選擇，個人所得稅定位為履行財政和調節雙重功能，課稅范圍覆蓋城市中等收入家庭及以上，月生計扣除額可設定為900元。

　　第三種選擇，個人所得稅定位為履行調節和財政雙重功能，課稅范圍覆蓋城市中等偏上收入家庭及以上，月生計扣除額可設定為1100元。

　　第四種選擇，個人所得稅定位為以履行調節功能為主兼顧財政功能，課稅主要針對城市高收入家庭及以上，月生計扣除額可設定為1400元。

　　第五種選擇，個人所得稅定位為以履行調節功能為主，課稅主要針對城市最高收入家庭及以上，月生計扣除額可設定為1800元。

　　第六種選擇，個人所得稅定位為特別稅種，課稅主要針對少數收入特高的階層，月生計扣除額可設定為3000元。

　　匯總列表如下：

　　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創設個人所得稅初始，主要針對外籍在華工作的高薪人士，屬于第六種選擇。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個人所得稅雖然占國家全部財政收入的比例還不是很高，但已經成為地方第二大稅種，財政功能越來越重要。隨著人民逐步富裕，納稅能力提高，個人所得稅功能應當從第六種選擇，先轉變為第三種選擇，然后經過相當長的時間轉變為第二種選擇，最終轉變為第一種選擇，使個人所得稅成為承擔財政功能為主的稅種，同時通過稅率制度的合理安排和稅款的定向使用，讓個人所得稅發揮更大調節作用。因為通過收入和支出聯動的制度安排（即個人所得稅稅款的定向使用），通過對相當多有負擔能力的納稅人課征稅負不重的個人所得稅（廣稅基低稅率，例如擴大5％這一檔稅率的適用范圍），積少成多，然后通過專項支出或提供必要公共產品的辦法，轉移給低收入家庭，可以在更大范圍內調節收入分配，實現福利增進的目標；也有利于培養人民納稅（承擔義務）、關心稅款使用（履行民主職責）的現代民主意識；便于稅制的進一步改革，逐步提高所得稅比重、降低間接稅比重，減少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的效率損失，同時有利于增加財政透明度。個人所得稅的公平根本上還不是稅率高低或征稅與否的問題，而是征稅以后稅款用在何處的問題，如果稅款真正體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要稅率適度，征稅廣一點、不會有大礙，而且還會因為調節了收入分配、改善了公共設施和社會環境，出現和諧社會局面而起有益作用。

　　總之，我國個人所得稅綜合費用扣除標準的確定要考慮間接費用扣除和生計扣除兩個方面，將兩個方面的數據加總。為了適應物價水平和社會經濟發展變化情況，應當執行指數化，每年一定在國家預算案中公布。并且為了防止越富有的地區納稅越輕、稅負差別導致人才逆向流動（即從不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綜合費用扣除標準應當全國統一，不宜實行基本額加各地浮動的辦法，更應防止各地自行規定扣除額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