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依據史料,評介了壽陽宗艾商人從“客錢”到“克錢”的演變,分析了克錢制度的經濟意義和歷史作用,認為壽陽克錢是壽陽商人的財務創新,它有力地促進了壽陽及其周圍地區自然經濟向商品化、貨幣化、市場化發展的進程,是晉商財務創新的一個縮影。

　　【關鍵詞】 晉商; 壽陽; 克錢; 客錢; 財務創新

　　明代,壽陽地區內僅有少數零售買賣,一些農民迫于生計,多外出河北、雁北貿易。至清代,一些在外經商賺了錢的人,返鄉設莊貿易者日見增多,本地商業迅速發展起來。清中后期,壽陽全縣有商號1 000多家,分布四大鎮八小鎮和一些較大村莊,其中宗艾鎮和縣城商號最多,達600多家,它們在天津、漢口、歸綏、包頭及晉中、忻州、雁北等市場上,派有大量買客和賣客。由于交通原因,宗艾鎮批發貿易商業比縣城更為繁華,是清代壽陽縣商業中心。宗艾鎮有300多家商號,各個行業俱全,其中貨幣經營資本有錢莊24家,賬局(放賬鋪)7家,典當3家,銀樓3家;商品經營資本有糧行8家,花布行24家,六陳行24家,顏料行10家,京廣雜貨7家,藥店8家;服務業有飯鋪7家,騾馬店10家,每日市場上熱鬧非凡。①

　　一、宗艾商人的金融創新

　　壽陽地處山西中部東區,清光緒《壽陽縣志》記載,“貿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如內蒙古、河北、京津,有的遠走關東三省。他們積富而歸時,都將所賺銀錢委托所在地票號,匯至太谷、祁縣總號,只身輕裝安全而返。回到壽陽老家以后,一般都不馬上提取現銀,而是暫存票號。其原因有三:一是這些商人多數不是巨商大賈,多為中等之家,不到一定的積累不會修房蓋屋,或者投資新企業,無重大急需,一般不急于提款;二是地方不靖,治安不佳,盜賊時有出沒,提現在家也很不安全;三是銀兩收藏必有成色鑒定或者熔煉之麻煩,加上平砝折合等瑣事,亦很費心。

　　壽陽人的錢存在縣域以外,不為當地所用,自然是件不利鄉里之事。既然宗艾鎮是該縣第一大鎮,又為南北東西往來要道,交通便利,生意興隆,商家聚集。鑒于外出壽陽商人的錢放在縣域之外,宗艾商人就想方設法將其吸引過來為其周轉所用。于是,宗艾商人對周邊鄉村及壽陽外出商人開出就地存儲款項的優惠條件:第一,保證銀兩成色與平砝公道合理;第二,保證存取方便;第三,保證利息隨行就市,不低于太原、榆次的市場利率;第四,倘若發生差錯由承辦人負責,不讓客戶吃虧;第五,無論存款人外出或在家休假期間,存款商號負責對存款人家庭生活熱情服務、周到安排。

　　這幾條措施,特別是最后一條確實感動了壽陽外出商人,紛紛移款回存。這些外出商人一般只在家住數月或者一年,作必要休整后又出走外地,一去又是多年。當再次返回家鄉,發現存款安全,家屬滿意,利息計算合理,自然十分高興,遂將原先存儲于太谷、祁縣的款項提出,轉存本縣宗艾鎮商戶。外出商人一傳十,十傳百,輾轉相告,壽陽宗艾商號存款迅速增加,日常周轉的現金流越來越寬裕。受托管理存款的宗艾商戶很謹慎地把這些存款稱為“客錢”,客客氣氣,熱情服務。就這樣,宗艾商號以代理照料外出商人家中經濟事務,充當存款人的理財顧問與管家的辦法,徹底改變了自己的財務環境和經濟實力,從而使宗艾商人的信譽大振,借助交通與地理優勢,在山西嶄露頭角。

　　宗艾商號利用手中的存款,收購或者賒購當地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土特產品,販運外地銷售,再采購外地商品運回當地,進行大宗批發貿易。在批發給當地零售商時,多數零售商現銀現錢不足,就謹慎地、有選擇地賒銷給這些零售商,賒售所形成的批發商與零售商的債權債務各自記在賬上,到年終結算時,批發商與零售商相互沖銷債權債務,所剩差額用現錢找清,或者結轉下一年度。這樣,壽陽的市場上商品交易迅速擴大了,但是現銀(銀兩)現錢(制錢)卻未必增加。他們用信用貨幣促進了當地商品化、市場化的發展。

　　二、壽陽“客錢”到“克錢”

　　在壽陽市場上,不僅批發交易擴容,零售業也隨之擴大,壽陽地區的商品化、市場化進程加快,很多農民也卷入商品大潮中。由于農民的現銀現錢有限,就與當地商人發生賒銷賒購的信用交易,農商之間的債權債務信用鏈開始建立并且漸漸延長。在秋后農產品上市時,商人收購農民的產品采用記賬辦法,年終農商之間的賒欠交易全部結清。20世紀末新修《壽陽縣志》記載,“零售商也小心翼翼地、有選擇地賒給農村中有償債能力的人們,如高利貸者,地、富、富裕中農等,以后又擴大到可信賴的中農。這樣,農民可以賒欠商人的商品,商人也可以賒欠農民的商品,他們彼此就發生了債權債務的關系,到年終結賬,在商人賬上把收和取(即正負號)抵銷后,只把差額找清,就算了結。”②就是說,壽陽客錢使宗艾商人擴大了自己的現金流,有了這些現銀現錢準備,就可以大量組織當地土產輸出、外地商品輸入的貿易活動,這樣不僅帶來了自己的發展,也帶來了壽陽市場的繁榮,推動了壽陽地區自然經濟向市場化、商品化的過渡。這是發生在18—19世紀的事情。

　　但是好景不長,太平天國起義,占領南京,切斷長江一線,南方稅收不能上解清中央政府,同時中央還要派兵鎮壓,財政頓感收少支多,入不敷出,極為困難。為擺脫困境,咸豐皇帝不得不在咸豐三年(1853)作出兩項決定,一是命令戶部發行官票和寶鈔;二是命令戶部寶泉局、工部寶源局鼓鑄面值大于實際重量的銅鐵大錢,簡稱重錢。官票代表銀兩,面值一兩、二兩、五兩、十兩、五十兩五種;寶鈔代表制錢,面值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兩千文、五千文、一百千文八種,都是政府發行的不兌現紙幣。清政府令各省設立官銀錢局,強制推行這一通貨膨脹政策。③但是,清朝定制,每文制錢(一個標準錢)重1錢,后改為1錢2分至1錢4分。此前咸豐帝已經鑄造了當十大錢,實際重量只有5錢多,又鑄當五十大錢,實際只有面值的十分之三。當千大錢則只有2兩。銅錢鑄造因為銅源不足,又鑄鐵錢,鑄爐一百,調運山西生鐵鑄造。咸豐四年至咸豐九年(1854—1859)鑄鐵錢1 500萬吊(每吊1 000文)。④加上民間私鑄不足值的銅錢,在山西有沙板子、鴿子眼、水上漂等小平錢泛濫于市場。結果造成市場不足值的大錢、劣錢和干脆沒有價值的紙幣到處泛濫,商民拒收,物價狂漲,市場混亂,嚴重的通貨膨脹造成民怨沸騰。

　　在這種背景下,壽陽存款商人心急如焚,如果提出在宗艾商號的客錢存款,可能損失慘重,數十年的辛勤勞動會頓時化為烏有;如果不提取這些存款,還能不能保全自己的資財?代理商號會不會破產?在進退兩難的情況下,壽陽宗艾商人為了聯合維持市面,決定從兩方面作出應對:一是作一定的犧牲,剔除了手中一切大錢、劣錢和鐵錢,一律使用原來的足值制錢,命名“宗艾錢”,宣布凡是和宗艾商人進行交易,非宗艾錢不辦;二是引入批發商、零售商與農民的賒欠兌轉的辦法,對所有存款戶辦理足值轉賬,商民可以不動用現銀現錢而劃轉債權債務。這樣,宗艾商號的存款者——外出壽陽商人便放心了,他們不再提取存款,繼續保留原來的債權債務關系,通過轉賬流通將存款用于必要支付,市場現銀現錢收付仍然一如既往。宗艾商人由此進一步提高了信譽,穩定了市場。

　　由于壽陽商人信用交易的發展,債權債務通過記賬劃轉,商品交易的現銀現錢收付以商號為樞紐進行結算,便產生了客戶之間現銀現錢“克兌”的新業務聯系。所謂“克兌”,是壽陽地區的方言。在壽陽方言中,“克”(ke)和“兌”(dui)是同意詞,常常有“克兌”(kedui)一語,客戶之間的債權債務通過轉賬結清,在壽陽話里,就是“克兌”。由于宗艾“客錢”的“客”(ke)與“克”(ke)同音,銀錢的“克兌”活動與“客錢”存款活動相關聯,于是,“壽陽克錢”一詞就這樣逐漸成為當地商民常用的金融術語。比如某壽陽商人在沈陽有存款,用款卻在壽陽,另一壽陽商人正好相反,在壽陽有存款,在沈陽需要用款,兩人商議,相互“克兌”,交換兩地貨幣所有權。這種貨幣行為,壽陽商人稱為“克錢”,即兌錢。于是壽陽“客錢”也就轉化成為了壽陽“克錢”。

　　不過,壽陽客錢存款的利息,習慣稱作“加頭”,加頭每年結算一次,并入存款本金。壽陽客錢余額,實際上也就成為存款以復利計算的本利和。當客錢被克兌以后,克錢可以提現,也可以繼續存儲在原商號,轉換為新的存款人的存款,建立起新的債權債務關系。

　　辦理存款、放款和轉賬結算,是金融機構的基本業務,宗艾商號在過去吸收客錢的基礎上,現在又辦理債權債務轉賬,隨著業務量的擴大,有一部分這樣的商號就自然演變為錢莊,勢力較強的錢莊很快集中了大量的金融業務,便放棄原先的商品交易活動,專心于錢莊業務,而另一些兼搞客錢的宗艾商號在錢莊的競爭面前實力不足,也就逐漸淡化客錢業務,集中精力于商品貿易,原來的宗艾商人就由商品經營資本兼營貨幣經營資本分化為錢莊與普通商號兩類型商人。

　　由上可見,克錢(客錢)有三個特點:第一,客錢存款,享受復利利息;第二,客錢存款,存款人隨時可以提取;第三,客錢存款,存款人可以隨時用于轉賬結算;第四,客錢存款不受存款期限限制,可以直接用于支付本地購買商品,沖銷存款。壽陽克錢是壽陽縣的一種信用貨幣,為山西壽陽商人所獨創和利用,19世紀到20世紀20年代末,流行了一個多世紀,對當地商業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三、壽陽克錢與晉商撥兌

　　壽陽克錢的有趣現象,在于當地商人把外出經商的當地人的客錢存款視作“酵面”,只要有交易發生,支付手段就可以像酵面一樣膨脹起來,啟動當地土產出口與購進外地商品,擴大內外物資交流。假如某農民甲,有一定的資產和信用,在春夏青黃不接之時,從零售商丁那里賒購了30吊錢的日用品,零售商丁將農民甲欠款記在賬上,秋后,農民甲把自己的價值40吊錢的農產品賣給糧商丙,糧商丙也把農民甲的賣糧款記在賬上。到年終結算,農民甲把他在糧商丙那里的債權40吊錢的30吊錢轉讓給零售商丁,而零售商丁對糧商丙取得了債權,各自記在自己的賬上。這時,農民甲在糧商丙那里還存有10吊錢,假定當時市場上的加頭每吊錢是80文,農民甲買進日用品和賣出農產品都是克錢往來,自然應當獲得40吊錢的秋季賣糧到年終的加頭。可見克錢制度對農民也是有利的,它刺激了農民勵行節約,進行存款。當然,如果農民乙資信不佳,就不能享受日用品的賒購便利,從而也就不可能使用克錢進行買賣。足見克錢是以信用為基礎的。

　　大量使用克錢主要是在商人與商人之間。商人間債權債務一般在五百千文(500吊)以上,期限一年,市場術語叫借大賬,資金供應者借出資金謂之“放借貸”若干,或者叫“放大賬”若干。一經“放大賬”,貸放者就暫時失去自己資金的使用權;如果資金供應者放了大賬,又在市場得了加頭,就變成了克錢。克錢的加頭,是吸收社會游資的措施。克錢保留存款者使用這一部分資金的權利,以開支他們的生活費用。這樣,克錢制度就使得貨幣的貯藏手段和支付手段職能得以結合,利用信用的功能,以轉賬代替現金,大大節約了社會流通費用,擴大了商品交易。所以,人們為了方便而且又能使存款增值,都樂意把現錢投入市場,去參與克錢活動。宗艾貨幣商人借此把貨幣資金集中到了自己手中,用轉賬方法代替現金支付,把現金從市場中分離出來,用到擴大對外商品交換上。由于克錢靈活、便利、穩妥的優點受到人們的歡迎。壽陽錢鋪不僅吸收了壽陽縣內的游資,還吸收了盂縣等周圍地區的資金,增加了商業資本,擴大了商業的活動范圍,提高了壽陽商人的經濟地位,壽陽商人被稱為宗艾幫;克錢還解決了農民在青黃不接時的困難,減少了現銀現錢的需要量,大大促進了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繁榮了市場。

　　其實,壽陽克錢,是晉商撥兌制度在壽陽地區的靈活運用。“在有清一代……在現款、憑帖之外,大宗過付,有撥兌之一法,”⑤晉商的商品交易,一吊制錢以下者,直接使用制錢支付,一吊以上的商品交易通過撥兌劃轉,如商號甲無錢購貨,經與錢莊乙商議允許借用,甲便可向商號丙購貨,商號丙與錢莊丁有往來,錢莊乙便通知錢莊丁,聲明甲已有存款,丙便可放心發貨,無須現款,僅在甲、乙、丙、丁之間劃撥轉賬。但這筆款,只能輾轉相撥,不能提取現金,即代表現錢而又不見現錢。大額交易用銀兩,銀兩撥兌稱為“譜銀”,辦法與撥兌相仿,其差別在于譜銀既可兌現,也可以轉賬。僅用以周行而不兌現者叫“客兌銀”。⑥商戶之間的轉賬結果,是形成各個錢莊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在錢行商會的組織下,在規定時間里,各錢商齊集錢業商會,“會同總領,舉行總核對。錢行術語,謂之訂卯。例如甲號以過撥結果存有乙號之款,乙號不愿存放,則提出另兌丙號收存,甲號如無實現指向,可以轉撥別號,則……營業立呈險象,本行均所拒絕往來”⑦,謂之“頂賬”。某商號一旦出現頂賬,立即失去信用,沒有人與之往來,經營遂告失敗。可見晉商慣例,經營活動一定以信用為根據,有信用者就會有貨幣、有資金、有市場的通行證;沒有信用則沒有貨幣、沒有資金,也就失去市場的通行證。

　　壽陽克錢之妙,乃晉商財務創新的一個縮影。

　　【參考文獻】

　　[1] 《壽陽縣志》第二篇金融,第三篇商業[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2] 岳守榮.壽陽克錢[J].山西財經學院學報,1982(4).

　　[3] 《綏遠通志稿》.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第四冊.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