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就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來看，最初的經濟發展都是以犧牲農業來發展其工業，當工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再反哺農業，我國的經濟發展也遵循著這一模式。基于農民的弱勢地位，農業生產的高風險性以及生產效率低下，各國政府都對農業施行了有利于農業發展和提高農民收入的政策。本文試圖通過對各個國家的農業政策效果進行比較分析，有助于我們借鑒各國成功和失敗的經驗，進一步完善我國的農業政策，提高我國農業生產力及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總體來說，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農產品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我國農產品范圍較小。WTO所指農產品有初級產品和農產品加工品兩部分，我國農產品只有初級產品一部分。初級產品是指種植業，養殖業，林業，牧業，水產業生產的各種植物，動物的初級產品（如糧食，魚蝦，鮮肉，食用植物油等），因此WTO所指農產品，既包括上述初級產品，還包括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品（如啤酒，葡萄酒，奶粉，奶制品，食糖等）；（2）國外稅收負擔普遍較輕。美國，歐盟稅制不分行業稅種，且對初級農產品實行稅收優惠，在生產，加工，流通和進出口環節實行特別優惠。【1】

　　二、美國主要稅收政策及其效果

　　美國的農業在過去一個世紀是非常成功的，美國農民是世界上所受優惠最多的農民。美國的農業基本上是以家庭農場為基礎，有著大而集中的特點，便于政府的管理。他的農業稅制并不像中國一樣單獨設立，而是分布于其他稅種之中，從而體現了各行各業稅負的公平性。與農業相關的稅種主要有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銷售稅和使用稅。美國聯邦個人所得稅的納稅包括美國的公民，居民和非居民，美國的農場主毫無疑問也是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人，但對農場主個人征收所得稅，政府會給予許多優惠政策。公司所得稅的課稅原理基本與個人所得稅相同，如果農業生產企業的組織形式符合美國公司所得稅的納稅人要求，就應該交納公司所得稅。由于銷售稅的環節定在零售環節,對于那些不直接將農產品銷售給消費者的農場主而言就沒有向銷售者收取銷售稅并申報交納的義務。因此，農場主的銷售稅問題主要表現在購買生產資料等需要向零售商支付銷售稅方面。美國對農業的支持在銷售稅上主要表現在為農業生產者購買和銷售行為提供銷售稅減免。

　　美國有非常高效的銀行法律，促進了銀行系統殘酷的競爭，從而為農業部門對土地購買，資本投資和信用卡運行提供了資金需要，因此美國農民相較于其他國家而言，承受著更低的稅率；在美國，聯邦政府及當地政府對農產品的運輸提供了非常便捷的交通運輸系統。當地公路是當地政府從土地稅中扣除而建立的，而都市間的公路則是由則是由州政府從稅收總額中扣除的，有時還包括聯邦資金的補貼。同時聯邦政府還為美國人煙稀少的地方建立了良好的電力和通訊設備，良好的通訊設備和通過電視以及廣播等市場信息傳播手段在很大的程度上增加了農業的市場化效率，提高了農民有效購買生產資料和售賣農產品的能力。

　　美國的農業是基于農業規模化經營，便于管理，且其工業化的程度很高，基本上都是機械化耕種，這樣就為高科技研究和開發進入農業領域提供了基礎。而我國與美國的情況恰恰相反。我國以個體農戶居多，并且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且農村交通極為不便，為稅收政策所應該達到的效果形成了一定的障礙。因此除了制定相關的稅收政策，國家還應該為政策的頒布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實施環境。【2】

　　三、加拿大農業稅收政策及其效果

　　加拿大人少地多，那么加拿大的農民是否也像其他歐美國家一樣享受充分的稅收優惠政策呢?加拿大憲法規定，聯邦、省和市政府都有征收稅收的權力，其中，聯邦政府有權開征任何稅種。加拿大的稅種包括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資本收益稅、關稅、貨物和勞務稅等。

　　（1）個人所得稅。加拿大個人所得稅實行按年綜合課征制。農場主及農業雇工都是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人，其以財富流入形式的經濟所得，如工薪、退休金、出租收入、股息、利息、失業保險收入以及撫恤金等，都作為收入綜合納稅。

　　（2）公司所得稅。加拿大將公司分為三類按比例稅率征收所得稅：小型公司12％、制造與加工業公司21％和一般公司28％，公司所得稅的應稅對象是總收入減去各項扣除后的凈利潤。加拿大的大、中型農場都以“制造與加工公司”形式存在，交納公司所得稅。

　　（3）資本利得稅。資本利得稅來自于資本品的買賣差額。現行稅制將資本利得稅歸為所得稅實行綜合征收，只是在計稅基礎上，資本利得稅有其自己的規定。對于資本利得，按其50％并入其他收入綜合征收所得稅；對于資本損失，其50％也可以從其他收入項目中扣除。涉及到農業來說，資本投資品可以是農場、牧場、債券、出租的財產、個人財產，資本利得就是出售這些資本投資品的收入與取得的經過調整后的資本投資品成本之間的差額。

　　（4）商品與勞務稅。商品與勞務稅是一種具有增值稅性質的稅種，該稅的稅基很寬，幾乎包括了絕大部分商品和勞務。聯邦商品與勞務稅的稅率為7％。商品與勞務稅在農業上的實行，相當于增值稅擴展到農業。在加拿大，為了維持低收入階層的生活標準和需要，對大部分農業和漁業產品實行零稅率，許多農業產品和農業生產投入品也實行零稅率。另外，對于農民個人已交納的商品與勞務稅，可在交納個人所得稅時進行抵免。當消費物價指數超過3％，抵免額將隨物價指數變動而變動。

　　（5）財產稅。在涉及到農業的稅種中，只有財產稅是市級獨享稅種，也是目前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財產稅的稅基主要是不動產，即土地及相應建筑物。一般來說，根據法規規定，農業的機器設備雖屬不動產，但可免交納財產稅。要征收財產稅，就要對財產進行測評估價，農場財產現價的估價是比照農場所在地相似財產進行的，按不動產市場決定財產價值為基礎，對所評估財產所在地相似財產信息進行分析從而得到所評估財產的價值。【3】

　　四、泰國農業稅收政策及其效果

　　在泰國，政治家們為阻止收入不平等而引起的社會暴亂，進而采取支持農民收入的政策。與城市居民所受待遇相比較而言，農村地區教育的普及、通訊設備和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了對農民的不公平待遇，同時也提高了他們爭取公平待遇的意識。因此泰國的政治家被迫把他們的政策目標從通過農業稅來解決食品問題轉向解決農民差距問題。泰國政府改變政策轉而傾向農民主要集中于大米出口稅。在泰國，大米出口的稅收工具主要包括數量限制（出口配額）以及強迫出口商交納以低于市場價格的大米出口限額給政府，所有的這些政策都會降低本地的價格，使其低于國際價格。到目前為止，泰國政府所使用的最重要的工具是大米貨幣貼水。在低收入階段，大米的貨幣貼水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的，重要的來源，同時是以低于世界市場的價格給當地的消費者提供大米的機制。當世界市場價格上升或下降的時候，政府有能力通過增加或減少貨幣貼水保護消費者免受世界市場的反復無常，從而穩定當地價格。因此，大米貨幣貼水是一個高效率的政策工具，同時確保政府財政收入以及給城市消費者提供便宜的食物。【2】

　　泰國政府主要是通過名義保護率（NRP）來影響大米貨幣貼水。名義保護率(NRP)指農產品國內價格與國際間的差額占國際價格的百分數，主要是根據相似的價格來衡量本地價格的分歧。在某種程度上，大米出口要征稅，本地價格在相似的出口價格之下會產生分歧，這些會導致負價值。然而NRP并不是影響大米貨幣貼水的唯一工具，還有其它的稅收工具。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當泰國停留在低收入階段，大米的貼水率仍保持在近似價格的30%的水平上，NRP高達50%，這說明農民銷售的大米幾乎一半的價值都會轉到非農業部門，且還包括政府對大米的出口稅。然而十年之后，泰國農民已經上升到了中等收入階段。自1986年大米貼水的取消，大米貼水已經降低了不少，這種改變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差距問題的擴大。

　　因此除了降低出口稅，還需要阻止城鎮與農村居民差距的進一步擴大，這種新的需要迫使政治家們采取新的可行性辦法支持農民。19世紀7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不穩定所引起的學生暴亂和軍隊政變的壓力促成了1974農民援助基金的建立。基金委員會試圖采取一些規劃來支持農民，如農民貸款、花費補貼以及使用農村勞動力來建設農村的基礎設施，其中一項便是通過政府部門對大米的購買來支持大米的價格。但這個計劃并沒有達到其預期的效果，部分原因是由于沒規劃好，以及政府的機構中缺乏經驗和技術。更重要的是因為基金委員會所能分配的預算太小而沒辦法影響市場價格，這個項目隨后便被終止了。

　　這個由農民援助基金所組織的價格支持的失敗體現了，處理收入差距問題時所面臨的困難。首先，這個項目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它試圖通過農民的稅收所取得的財政收入的基礎上支持農民，這種矛盾是由于中等收入階段的政府農業外的稅基并不能有效的支持農民。其次，即便這個計劃真的成功的提高了當地大米的價格，它也會遭到來自正式部門以外的城市里窮人的反對和抗議。為城市里窮人提供便宜的物品和阻止非農業工人的農民更家貧窮，是解決差距問題時所面臨的兩難境地，而對于政治家們仕途又是非常重要的。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很難避免這種兩難境地。例如，在取消大米貼水以后，泰國試圖對大米進行出口補貼以進一步增大對農民的支持，然后出口補貼非常的少，大額的出口補貼又不可行，因為他違反了WTO規則。

　　五、日本稅收政策及其效果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農業政策焦點就改變了。日本的農業政策主要是增加食品產量，以抵消低收入階級的食品問題，便宜食品的足夠供應，特別是大米，是對勞動密集型的工業發展的重要支持。日本政府大量投資農業研究、農業普及、高產量品種發展和灌溉設施，這種支持農業的方式始于日本，而后擴展到海外，如韓國和臺灣，第二次大戰以前這種方式在克服食品問題上還是比較成功的。

　　諷刺的是，在兩次戰爭期間，這個政策大大的惡化了差距問題。與工業不同的是，現代經濟增長剛開始時，日本農業勞動生產力下降很快，這反映了工業的快速發展。此外，貿易條款并沒有因為農業而改變，以至于農民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對于非農業家庭的收入，下降的非常快。

　　隨著差距問題的解決迫在眉睫，農民集團要求政府給予更多的支持。1913年，一些在政治上有力量的地主成功地游說對大米的進口進行征稅，但這并不包括日本在海外所生產的大米。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大米的價格開始下降，農民集團迫使政府通過對大米的調配和儲蓄手段來支持大米價格。此外，政府還想出各種計劃來支持農民，包括政府為提供工作機會而在農村地區進行基礎設施的建立，以及向農民發放低利率的貸款。

　　在日本現代化的早期階段，農民的稅收負擔的確減少了，扣除的土地稅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在19世紀八十年代，所得稅率由農民收入的15%承擔，而對于非農民收入僅僅需要承擔2%。這種差距在19世紀初期，仍維持著農民承擔11%和非農民承擔5%。但是在19世紀三十年代后期，農民的稅率降低到了6%，從而與非農民的差距進一步縮小了。【2】

　　六、對中國農業稅收政策的啟示

　　中國的農業稅不僅單獨對農產品征稅，且征稅品種繁多。其農業稅收主要有農業稅，牧業稅，農業特產農業稅，耕地占用稅，契稅以及屠宰稅。農業稅主要是對從事農業生產，有農業收入的單位和個人征收的一種稅，其納稅人指從事農業生產，有農業收入的單位和個人，農業稅的課稅對象為農業收入，記稅依據是常年產量；牧業稅是對牧區，半農半牧區從事畜牧業生產，取得畜牧業收入的單位和個人征收的一種稅，其納稅人指從事畜牧業生產區畜牧業收入的單位和個人，征稅對象是從事牧養牲畜所取得的牧業收入，記稅依據是畜牧業的收入和牲畜頭數；農業特產農業稅是對農業特產收入征收的農業稅，農業特產稅的征收對象是農業特產收入，其記稅依據是產品實際收入；耕地占用稅是國家對占用耕地建房或者從事非農業建設的單位和個人征收的一種稅，它以納稅人實際占用耕地面積為記稅依據；契稅是土地，房屋不動產所有權和使用權發生轉移變動時，按當事人雙方所訂契約摻夾一定比例向產權承受人征收的一種稅，契稅的記稅依據是房屋產權轉移時，雙方當事人簽定的契約價格；屠宰稅是對于稅法規定的幾種牲畜，在發生屠宰行為時，向屠宰單位和個人征收的一種稅。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國農民比其他國家的農民承受著更重的負擔，且由于農民負擔有不但加重的趨勢，生活水平低下，農業發展緩慢等多種因素，國家于90年代中期開始了對農業稅的改革試點工作，不僅取消了增值稅，并且從2006年起取消農業稅來減輕農民的負擔，藉以增加農民的收入。【4】那么這些政策的實施是否達到了所期望的效果，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分析。

　　首先，土地問題成為新的矛盾焦點。取消農業稅之后，土地價值上升，圍繞土地所產生矛盾越來越突出。我們知道農業稅免征后，由于各種優惠政策的出臺，土地收益的回升，農民種田的積極性高漲，要求土地的農民增多，可土地的數量并沒有增加。【5】

　　其次，取消農業稅，開征所得稅和增值稅等農業稅收將大幅度增加稅收成本。傳統的農業，對稅務人員，其計量稅基基本上是一個常量，有利于稅務人員的工作。但稅務改革以后，新稅制的成本扣減項目是一個變量，每一個經營者的成本投入可能每年都不一樣，這就需要增加稅務人員，而且稅務人員的稅務量也會隨之增加。

　　再次，新稅制下，地方財政將會陷入困境。中國所實行的是分稅制的財政體系，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是分開的，鄉政的主要財政來源主要依靠農業稅收。而農業稅取消以后，承擔著農村義務教育，基層醫療和基礎設施的建設的鄉政政府的財政將會更加的捉襟見肘，這意味著鄉政政府的工作將會更加的困難。【6】此外，當他們的財政因為農業稅的取消而削減時，他們將會尋找其他的途徑來增加起財政來源，比如征收計劃生育費等，而這些無疑會給農民增加新的負擔。

　　參考文獻：

　　[1]. 國鳳，農村稅賦與農民負擔，農村觀察2003，（4）

　　[2]. Hayami Yujiro. An Emerging Agricultural Problem in High-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7

　　[3]. 王芳，農業稅收國際比較及我國農業稅改革取向，稅務研究，［J］2005，（6）

　　[4]. 李新等，“后農業稅時代”中國農業稅只改革方向研究 2007，稅務研究，（9）

　　[5]. 于靜濤，稅后農村發展中的問題，稅務研究， 2006，（8）

　　[6]. 孫小燕等，財政壓力與體制變遷——后農業稅時代的鄉鎮機構改革，農業經濟問題， 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