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外商投資企業A公司，于2002年9月投資安徽省淮北市，擬建立皖北某鋼鐵公司。2003年在進行基本建設時，曾聘請當地稅務師事務所成功進行了一次稅收籌劃，通過注冊B公司辦理了建筑企業營業執照，B公司承包A公司的建設工程，然后發包給當地建筑單位C公司，B公司通過與C公司簽訂合同節稅23萬元。2004年A公司在進行第二期重點工程建設時，如法炮制，沒有想到的是，在2000多萬元的基本建設工程完工后，稅收籌劃卻以失敗告終，反而多繳了稅款。同是基本建設，同是一個單位，為何有時節稅，有時反而白白多繳冤枉稅呢？

　　原來，2002年B公司將工程承包給本市一家工程施工單位C公司進行基建。根據B公司與C公司是否簽訂承包合同，其繳納的營業稅被劃分為兩個不同的稅目，即建筑業和服務業。而建筑業的適用稅率為3％，服務業的適用稅率為5％，這就為B公司進行納稅籌劃提供了契機。

　　稅務師事務所籌劃如下：B公司承攬A公司的建筑工程，工程總造價為3000萬元，施工單位為C單位，承包金額為2600萬元，如果B公司與C公司簽訂了分包合同，則B公司適用3％的營業稅稅率，應納稅額為（3000－2600）×3％=12萬元。如果雙方沒有簽訂分包合同，B公司只負責組織協調業務，收取中介服務費，則400萬元的收入應屬“服務業”稅目，適用5％的稅率，那么，應稅額為：400×5％=20萬元。分包合同的簽訂，為B公司節稅8萬元。

　　據有關規定，納稅人從事安裝工程作業，凡所安裝的設備價值作為安裝工程產值的，其營業額應包括設備的價款。如B公司承包A公司的安裝工程，若由B公司提供設備并負責安裝，其中，安裝費100萬元，設備費500萬元，則應繳營業稅600×3％=18萬元。經稅務師事務所籌劃改為只負責安裝業務，收取安裝費 100萬元，設備由建設單位A公司自行采購提供，則B公司應繳營業稅100×3％=3萬元。這一籌劃為B企業節稅15萬元。因此，工程承包公司B公司在從事安裝工程作業時，應盡量不將設備價值作為安裝工程產值，可由建設單位提供機器設備，工程承包公司B公司只負責安裝，取得的只是安裝費收入，使其營業額中不包括設備的價款，從而達到節稅的目的。

　　2003年通過稅收籌劃，該單位累計節稅23萬元。然而2004年，該單位在自行籌劃時，卻由于盲目模仿，造成多繳稅款。原來，該單位是進行如下籌劃的。

　　2004年3月份，A公司由于擴大再生產的需要，需要進行第二次基本建設，擬蓋鋼材加工車間15間，累計投資2100萬元，工程承包單位B公司在與施工單位C公司進行談判時，考慮到了稅收籌劃，但是他們沒有聘請稅務師事務所的同志進行籌劃，而是按照2002年的方式，自行籌劃，即通過與施工單位C公司簽訂了2000萬元承包合同的形式，B公司按照建筑業繳納了3％的營業稅3萬元〔（2100－2000）×3％〕，從而避免了按照2100萬元的總額和服務業5％的稅率繳納營業稅105萬元，節稅102萬元。

　　2004年10月，該項工程竣工。但B公司卻收到了該市國稅機關稽查部門的檢查通知書，原來國稅機關接到某鋼材銷售公司的舉報，稱B公司在合同外提供給施工單位鋼材7500噸，每噸4000元，累計供應鋼材3000萬元，有偷稅嫌疑。國稅機關按照舉報內容，對B公司與施工單位C公司的工程建設及賬務情況進行了檢查，發現B公司與施工單位C公司在簽訂合同時，明確規定施工單位C公司包工包料，但在后期由于鋼材價格上揚，B公司向A公司匯報情況，A公司研究決定按照略低于市場的價格把A公司庫存的7500噸鋼材通過B公司轉移給施工單位C公司，并辦理調撥手續，其中2500噸直接用于A公司的廠房建設，其余的由施工單位自用。

　　根據稽查人員的分析，A、B、C三家公司均辦理了獨立的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并且獨立核算，因此，從A公司到B公司，由B公司到C公司的貨物轉移行為均構成了貨物銷售行為。A公司把貨物轉移給B公司，B公司把貨物轉移給C公司，均應按照小規模納稅人4％的征收率繳納增值稅。另外，B公司是建筑企業，其銷售鋼材的行為構成兼營行為。所謂兼營是指納稅人既銷售增值稅的應稅貨物或提供增值稅應稅勞務，同時還從事營業稅的應稅勞務，并且這兩項經營活動間并無直接的聯系和從屬關系。

　　稅法規定兼營行為的繳稅辦法是，納稅人若能分開核算的，則分別繳納增值稅和營業稅；不能分開核算的，一并繳納增值稅，不繳納營業稅。這一征稅規定說明，在兼營行為中，屬于增值稅的應稅貨物或勞務不論是否分開核算，都要繳增值稅，沒有籌劃余地；而對營業稅的應稅勞務，納稅人可以選擇是否分開核算，來選擇是繳納增值稅還是營業稅。

　　兼營行為的產生有兩種可能：

　　1.增值稅的納稅人為加強售后服務或擴大自己的經營范圍，涉足營業稅的征稅范圍，提供營業稅的應稅勞務；

　　2.營業稅的納稅人為增強獲利能力轉而也銷售增值稅的應稅商品或提供增值稅的應稅勞務。

　　B公司的行為顯然屬于第二種情況。由于B公司原來是營業稅納稅人，轉而從事增值稅的貨物銷售或勞務提供時，一般是按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方式來納稅，這和小規模納稅人提供營業稅的應稅勞務的籌劃方法一樣。

　　可見，B公司提供鋼材的行為已經構成了增值稅的納稅義務，按照稅法的規定，應該繳納增值稅，3000×4％=120萬元。如果該單位不能分別核算，或者核算不清的，應全部并入增值稅范圍繳納增值稅。

　　需要說明的是，如果B公司在與C公司簽訂承包合同時，明確規定C公司包工不包料，則不能認定B公司轉移到C公司的鋼材構成銷售行為，因為B公司提供材料是用于自身基建，沒有構成產權轉移。同樣，A公司轉移到B公司的材料如果簽訂合同明確規定B公司包工不包料，也不能認定A公司轉移到B公司的鋼材構成銷售行為。但是，上述單位為了管理方便，都明確了包工包料的條款，在稅收籌劃時，沒有考慮到增值稅問題，從而造成了偷稅行為，重復繳納了4％的流轉稅，合計繳納增值稅240萬元（3000×4%×2=240萬元），同時還要承受一定比例的罰款。

　　綜上所述，A公司由于籌劃不當，不僅沒有節稅102萬元，由于籌劃不當多繳稅款232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