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兩會”召開之際，新浪財經聯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獨家推出“兩會專家筆談”欄目，邀請北大的專家教授與各位網友共談兩會熱點。崔小勇在文章中表示，造成石化能源高消耗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利用成本低，造成了煤炭等石化能源配置上的低效率與不公平。解決方法，即加大征收煤炭資源稅的力度，使生產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充分認識和程度能源消耗帶來的社會成本，從而內部化能源消耗的外部性，促進能源消耗的合理化使用。

積極推進煤炭資源稅改革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中國經濟增長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是也付出了沉重的資源環境代價，突出的表現為資源消耗、生態退化、環境污染。

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以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呈逐年遞增的趨勢。其中二氧化碳排排放總量從1971年的8.09億噸上升到2011年的79.54億噸，占到世界排放總量的29%。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從1971年的0.95噸上升到2011年的5.92噸。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美國和歐盟國家的兩倍。

影響我國碳排放總量的主要是煤炭燃燒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按發電煤耗計算法計算的我國能源消費總量1978年為5.71億噸標準煤增加到2012年的36.2億噸標準煤。雖然天然氣，水電、核電、風電這些清潔能源的比重有明顯上升，但是在能源消費總量中的比重還遠遠太小。所有能源消費中，煤炭占了絕對大的比重，約70%左右。而煤炭燃燒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同我國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的總量和變化率都比較接近，特別兩者的變化趨勢幾乎是達到重合的地步。可以說對煤炭等石化能源的過度消耗是造成我國目前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

那么環境污染的社會成本到底有多少？這是當前政策制定亟待需要思考的問題。如果二氧化碳排放是氣候變暖的原因，而氣候變暖會造成生產的損失，那么這一損失無疑可以看成是煤炭等石化能源消耗所帶來的直接社會成本。一些研究表明給定1.5%的利率水平，每噸標準煤消耗的社會成本在30美元左右。如果考慮到部分二氧化碳排放(2007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估計排放的20%)會對氣候產生永久性的影響，那么每噸標準煤消耗的社會成本將會達到60美元。這一損失是驚人的：以2012年全國消耗36.2億噸標準煤、每噸標準煤的社會成本60美元為例，它相當于當年GDP的2.5%左右。這也就是說，我們“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經濟發展模式帶來的經濟快速增長是大打折扣的。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測算還僅僅是只考慮了環境惡化給社會生產帶來的損失，而沒有顧及它對居民福利造成的影響。

造成石化能源高消耗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利用成本低，而且企業在投入過程中并不考慮能源消耗帶來的社會成本。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能源消耗的“負的外部性”。由于這種負外部性的存在，造成了煤炭等石化能源配置上的低效率與不公平。解決外部性的稅收方法，即加大征收煤炭資源稅的力度，使生產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充分認識和程度能源消耗帶來的社會成本，從而內部化能源消耗的外部性，促進能源消耗的合理化使用。

作為調節能源消耗外部性的有效手段，理想狀態的煤炭資源稅應該和煤炭消耗的社會成本相等。如果每噸標準煤消耗的社會成本是30美元，那么每噸煤炭消耗征收30美元的資源稅將會是理想狀態。這相當于對每噸碳征收42美元(每單位煤的碳含量是0.716)的稅收。這看起來似乎不可思議。但2006年歐盟排放交易體系碳價格一度高達每噸32歐元(45美元)，并在2008年時還接近每噸30歐元(42美元)的價格。2013年11月，上海碳市碳排放配額首筆成交價格是每噸二氧化碳27元人民幣(6.1402, 0.0016, 0.03%)，這相當于每噸碳的價格是99元(一單位二氧化碳中碳含量是0.273)。深圳碳市2013年6月交易初期價格約為每噸二氧化碳30元(110元/噸碳)，后攀升至130元高點(475元/噸碳)，到2013年11月價格約為70元(256元/噸碳)。如果以碳市的交易價格作為二氧化碳社會成本的參考，加大煤炭資源稅的征收力度看起來也是合理的。當然，制定科學合理的煤炭資源稅稅率還需要我們對煤炭消耗的社會成本做進一步的研究。

當然，資源消耗高、環境壓力大，突出地表明中國“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難循環、低效率”為特征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還沒有根本轉變。例如，與國際先進水平比，中國大中型鋼鐵企業噸鋼可比能耗高15%，火電供電煤耗高20%，水泥綜合能耗高23.6%。我們已經深刻地認識到，如果不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把過高的資源消耗降下來，中國經濟雖然一時可以增長很快，但走不好，也走不遠。加快轉變增長方式，走科學發展之路，已成為我們內在的迫切要求。

面對資源緊缺和環境惡化的嚴峻形勢，我們需要更好地研究如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提高資源和投資的利用效率，更好地保護和改善環境質量，減少經濟增長過程中產生的損失和代價，積極促進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和諧發展。

(一)提高認識水平，制定低碳經濟發展路線圖。

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必須在注重經濟增長的同時重視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提高各級政府、企業和公眾的資源和環境憂患意識，增強保護資源和環境的自覺性和緊迫感。發展低碳經濟實質上是對經濟發展目標的重大調整，應緊密結合我國經濟發展需求、基礎條件和科技水平，盡早制定出低碳經濟發展路線圖，明確未來低碳經濟的發展方向，不斷提高社會生產和生活活動的碳生產率。必須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改變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目標，改變重發展輕治理的觀念。必須珍惜和合理利用資源，在經濟建設中堅持增產與節約并舉，把節約使用資源放在優先位置，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

(二)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經濟增長所付出的代價過大，主要體現在產業結構不夠合理，沒有完全擺脫高投入、高消耗的路子。高消耗必然帶來高排放和高污染，超過了環境承載能力勢必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因此必須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通過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引導具有較高科技含量的行業發展，取代利潤率較低的勞動密集型或污染較為嚴重的產業。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增加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從根本上減輕環境污染，將經濟社會活動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和生態環境的影響降低到最小程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還必須大力發展服務業。服務業具有資源消耗較低，環境污染較少，就業彈性高等特點，特別是新興服務業的發展能夠有力支持第一、二產業，三次產業和產業內部結構的合理化能夠推進經濟發展走上高效益、低能耗、低污染良性循環的科學發展之路。

(三)積極開發低碳技術，加強環境污染治理。

科學技術是解決日益嚴重的環境和能源問題的根本出路。政府要加大對節能減排和新能源技術領域科技創新的支持，當前要積極支持開發先進低碳技術，推廣應用先進成熟技術，提高能效水平。因此要加快節能技術開發，積極開發推廣資源節約、替代和循環利用技術和產品。同時也要加快節能新工藝、新設備、新材料的推廣應用，促進高耗能行業的節能技術改造，對消耗高、污染重、危及安全生產、技術落后的工藝和產品實施強制淘汰制度。

(四)優化能源結構，大力發展低碳能源。

我國 90%的溫室氣體排放來自化石燃料的燃燒排放，因此優化能源結構、大力發展低碳能源、提高能源轉化效率可以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是節能之外的另一個實現減排的主要途徑。應逐步降低煤炭消費比例，加速發展天然氣，保障石油安全供應，積極發展水電、核電和可再生能源先進利用，到2020年實現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達到15%左右，改變能源結構單一局面，優質能源比例明顯提高。到 2050年新增能源需求主要由清潔能源滿足，同時建立起智能電網等與可再生能源發展相適應的基礎設施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