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采購協議》中政府采購主體概念的外延來得較廣泛，不僅包括政府及其分支機構、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還包括政府控制的國有企業，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企業如供電、供水、通訊等。若用這個概念來衡量我國的政府采購市場的話，我國政府采購市場的潛力將是巨大無比的?！　?　　1996年，我國政府向亞太經合組織提交的單邊行動計劃中承諾，最遲于2020年與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對等開放政府采購市場。根據我國加入WTO的談判進度，我國很快就能加入WTO，這意味著我國政府采購市場的開放有可能大大提前。1996年全國財政會議提出了“借鑒西方發達國家公共支出管理經驗，試行政府采購制度”的要求。為此，1998年以來，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和我國大部分省市都頒布了政府采購法規和規章，試行政府采購制度，1999年8月30日第九屆全國人大還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以下簡稱《招標投標法》）。 　　但是，由于各地規定不盡相同，全國不能在政府采購領域形成統一的標準和操作模式，而且最具有代表性的《招標投標法》也不是為政府采購制度“量身定做”的。根據《招標投標法》第2條的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的招標投標活動，無論是政府組織、社會團體、國有企事業單位、私有組織等，只要其采取招標、投標形式，都要受到該《招標投標法》的規制。這反映了該法適用的采購主體范疇遠遠大于政府采購主體的范疇，說明該法的立法者在立法當初并沒有將其單純作為規制政府采購行為法律的立法思想。為了統一規范政府采購行為，1999年4月以來，全國人大就政府采購進行了立項并開始了一系列的立法活動。 　　由于長期以來沒有統一的政府采購法典和專門的政府采購管理機構或部門，雖然有一些有關政府采購行為的立法規范，但是政府采購的大部分領域都處于無章可循的狀態，我國政府對外沒有統一的政府采購政策，我國沒有開放政府采購市場，但由于國際金融機構的介入，部分政府采購市場事實上已經打開。這一方面使我國的政府采購市場受到外國供應商的沖擊：另一方面，我國企業沒有足夠的能力與外國企業展開競爭，進入國際政府采購市場。同時，因為無章可循，我國的政府采購行為由有關部門進行行政審批，有的采購允許外國供應商參加投標，有的只在本地招標，有的實行自行采購，很不規范，這不僅造成大量政府采購的貨物、工程和服務質次價高，同時也造成了大量的浪費和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