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務院的決策部署，著眼新世紀、新階段注冊會計師行業改革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中國財政部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組織開展了“四大”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本土化轉制工作。從研究論證、制定方案到平穩實施、初見成效，順利實現了轉制工作的目標任務，成功解決了這一在國際會計行業較為罕見、在我國會計行業無先例可循的歷史性難題，展示了中國會計行業開放自信的胸襟氣度。這段歷史值得總結。

任何一個行業的發展歷史總是由一系列帶有濃厚時代印記的重大事件組成。在中國注冊會計師行業自1980年恢復重建后短短三十四載的發展歷程中，整個行業經歷了兩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洗禮：一次是以1998年“脫鉤改制”為標志的產權明晰改革，一次是以2009年國辦56號文件頒布實施為起點、以大中型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轉制為主要內容、一直持續至今并不斷向縱深發展的組織形式變革。自此，中國注冊會計師行業全面進入以市場為導向、以人合為特征、以服務國家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為己任的健康規范可持續發展階段。“四大”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本土化轉制作為中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第二次變革中的重大事件之一，必將在這個年輕而充滿朝氣的專業行業的發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一、百年四大，落戶中國

“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簡稱“四大”國際）是目前全球公認的規模最大、雇員最多、實力最強、影響最廣的四家國際會計公司，包括普華永道（PWC）、德勤（DTT）、畢馬威（KPMG）和安永（EY）。“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前身均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歐美等國成立的地區性會計公司，經過上百年的重組合并和全球拓展，于二十世紀末形成了較為穩定的組織架構并延續至今。其中：EY于1989年由Arthur Young和Ernst & Whinney合并成立；KPMG于1987年由PMI 和 KMG 的成員機構進行整合并于1995年正式更名；PWC于1998年由Price Waterhouse和Coopers&Lybrand合并成立；DTT于1999年由Deloitte &Touche和Tohmatsu合并成立。2013年，“四大”國際實現年度業務收入1137億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長3%，其中審計業務收入490億美元；在全球擁有雇員約72萬人，年增長約3%.

“四大”國際早于二十世紀初即開始涉足中國業務，比如，德勤早在1917年即在中國上海設立了首家辦事處。但“四大”國際全面進入中國市場則是改革開放以后之事。為滿足深化經濟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的迫切需要，自1992年起我國開始批準外國會計師事務所與中國會計師事務所根據《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設立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當時的國際“六大”（即安永、德勤、畢馬威、普華、永道和安達信）成為第一批準入者，合作期限為二十年。經過近二十年的整合發展，截至中外合作所合作到期前的2011年底，全國共有中外合作所4家（簡稱“四大”中外合作所，分別為普華永道中天、德勤華永、畢馬威華振和安永華明），分所達到25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大連、蘇州等經濟發達城市。“四大”中外合作所2011年度實現業務收入102億元人民幣，占全國會計師事務所業務收入的比重由1992年成立之初的0.05%迅猛上升至23%，擁有中國注冊會計師近3000人，員工約2萬人。

二、合作到期，面臨抉擇

中外合作所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時代產物，是我國經濟改革“摸著石頭過河”的智慧結晶，同時也是全球絕無僅有的會計師事務所組織形式的特殊安排，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和相關部門的開放胸襟與遠見卓識。

（一）成績與挑戰并存。“四大”中外合作所自1992年陸續成立以來，為中國經濟發展和資本市場改革、會計審計準則建設與國際趨同、中國企業境外上市、會計人才培養等作出了重要貢獻，其自身也伴隨著中國經濟社會進步取得了長足發展。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這一組織形式也暴露出一些弊端和不足，主要表現在合作中方空殼化、外方人員權責利不平衡等方面。從其他國家立法及實踐情況看，會計師事務所需由在會計師事務所專職執業的注冊會計師發起設立，而不能由機構設立。財政部作為中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主管部門和中外合作所的審批部門，在充分肯定中外合作所歷史貢獻的同時，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早于21世紀初即著手研究中外合作所組織形式的利弊得失，在立足國情和借鑒國際的基礎上，初步形成了“中外合作所這一組織形式必將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逐步退出歷史舞臺”的基本判斷。

（二）目標與方法同行。形成基本判斷之后，隨之而來的問題則集中于取消中外合作所組織形式的時機和步驟。“十一五”時期，財政部組織開展了若干課題研究，充分論證取消中外合作所組織形式的必要性，并多次與國務院法制辦、商務部等有關部門座談研討取消中外合作所組織形式的可行性和路徑安排。國家“十二五”規劃時期特別是2011年前夕，隨著“四大”中外合作所的合作期限即將屆滿（其中安永華明、畢馬威華振、德勤華永于2012年合作到期，普華永道中天于2017年合作期滿），取消中外合作所組織形式的時機日趨成熟。自2010年10月開始，“四大”中外合作所主要負責人頻頻致電財政部會計司，希望就中外合作所合作到期后的制度安排進行溝通?！而P凰網》等有關媒體于同年底在對“四大”中外合作所員工的采訪中也披露到，“員工對合作到期后的前途和去向產生了疑惑”，期待行業主管部門予以明確。

（三）監管與開放共舉。根據《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確立的原則，“四大”中外合作所在合作到期后可以解散，可以清盤，也可以通過特殊的制度安排繼續經營、規范發展。財政部作為中國注冊會計師行業主管部門，一直認真履行中國政府的入世承諾，堅決維護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一方面從國際慣例和國情實際出發，在“四大”中外合作所的合作外方和合作中方均未正式提出延續合作期的情況下，計劃順勢取消中外合作所組織形式，另一方面本著包容兼蓄和擴大開放的態度，支持中外合作所的合作雙方通過本土化轉制的形式實現在華持續發展，以“四大”國際中國獨立成員所的方式繼續保留在中國的商業存在。

三、統一平臺，公平競爭

按照財政部多次論證后的制度設計，本土化轉制是指中外合作所根據合作設立時所作承諾實現本土化，并在合作到期日之后（或自愿在合作到期日之前）采用符合中國法律法規規定的組織形式。本土化的本質，是將合作到期后的中外合作事務所轉型為由具備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的合伙人管理和控制、以人合為特征、符合行業發展規律和國際慣例的特殊普通合伙事務所。

（一）實現本土化是“四大”國際進入中國市場時作出的鄭重承諾。“四大”國際以中外合作組織形式形式進入中國市場之時，鄭重承諾要在較短時間內實現內部管理團隊的本土化。財政部于2011年正式作出推動“四大”中外合作所本土化轉制的決策部署之前，對“四大”中外合作所截至2010年12月31日時的本土化進展情況作了摸底調查。從合伙人基本構成看，“四大”中外合作所中方合伙人占合伙人總數的比例為42%，數量明顯低于外方合伙人，其中：德勤華永的中方和外方合伙人數基本持平，而畢馬威華振、普華永道中天和安永華明的外方合伙人比例均偏高，分別為70%、61%和55%.對于進入決策層的高級合伙人（即管理委員會成員）而言，中方占比為42%，低于外方的58%，其中：安永華明和畢馬威華振的中方和外方管理委員會成員數量相當，各占50%，而德勤華永和普華永道中天的外方管理委員會成員所占比例較高，分別為67%和60%.對合伙人年齡結構的進一步分析顯示，30-40歲（含40歲，下同）合伙人中，中方合伙人比例為66%，數量多于外方合伙人（占34%）；而在40-50歲的合伙人中，外方合伙人的比例則明顯高于中方合伙人，達74%；在50-60歲的合伙人中，外方合伙人的比例更是達到82%.由于合伙人的資歷、經驗與其決策管理權密切相關，因此中方合伙人的實際管理權限總體較小。數據分析表明，“四大”中外合作所在培養中青年本土合伙人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成績值得肯定，但本土人才培養的整體速度仍然較為緩慢，與“四大”國際進入中國時所做承諾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二）實現本土化是“四大”國際在華開展業務的歷史趨勢和必然要求。進入新世紀以來，“四大”中外合作所在華服務對象逐步由外資企業向中資企業轉變，本土業務所占比重逐年上升，合作初期主要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審計和鑒證服務的局面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相較于合作外方，本土人才對中國國情和財稅、會計規則更為熟悉，對本土上市公司、國有企業和民營資本的運作環境和商業流程更加了解。“四大”中外合作所要在中國內地開展業務并與本土會計師事務所競爭，必須更加倚重本土人才，更加注重本土合伙人的培養和選拔。這既是“四大”國際在華持續發展的必然趨勢，也與“四大”國際在其他國家的成員所主要由當地專業人才管理的通行做法保持一致。

（三）實現本土化有利于維護中國會計服務市場的公平有序競爭。2009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財政部《關于加快發展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若干意見》（國辦發【2009】56號，以下簡稱國辦56號文件），提出要“加快現有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本土化進程，在我國法律框架和統一市場規則下公平競爭”。2010-2013年間，根據國辦56號文件要求，我國本土大型事務所和證券資格事務所有序地由有限責任公司組織形式向特殊普通合伙組織形式轉型，在加大執業責任約束的同時也進一步提高了內部治理和質量控制能力。在此背景下，“四大”中外合作所的管理層通過對客觀形勢的冷靜判斷，清醒地認識到要想獲得中國市場和客戶的認可，就必須與其他本土大中型事務所一樣，依法轉制為特殊普通合伙組織形式，與其他本土事務所在統一的平臺下公平有序競爭。

四、統籌協調，整體推進

“四大”中外合作所本土化轉制工作政策性強，涉及面廣，強有力的組織保障和制度規范必不可少。財政部黨組、部領導高度重視“四大”中外合作所本土化轉制工作，作出本土化轉制“要兼顧質量，不要為本土化而本土化”等重要批示，強調轉制工作必須“合法、合規、依程序”。2010年12月，財政部領導批準會計司上報的《關于成立“四大”中外合作所本土化轉制工作領導小組的請示》，“四大”中外合作所本土化轉制工作由此拉開序幕。

（一）加強領導。“四大”中外合作所擁有上千戶跨國公司、金融企業、中央企業和上市公司客戶，擁有約2萬名來自世界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境內外員工，轉制工作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加強領導，夯實保障。2011年1月，經財政部領導批準，“四大”中外合作所本土化轉制工作領導小組正式成立。領導小組由財政部會計司、條法司、稅政司、監督檢查局、中注協和工商總局、商務部、外匯局、證監會、高法院、保監會等部門的相關司局共10多家成員單位組成，秘書處設在財政部會計司。領導小組下設法規制度組、設立審批組和工商稅務組等3個工作小組，由會計司注冊會計師處統籌協調。領導小組負責組織協調中外合作所本土化轉制工作，就本土化轉制過程中的所有重大問題進行研究會商并提出意見，報財政部領導審定后抓好貫徹落實。

（二）統一思想。領導小組成立之后面臨的第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全面準確地了解“四大”中外合作所內部對本土化轉制工作的認識，進而統一思想，為下一步開展具體程序性工作奠定基礎。受部領導委托，2011年1月10日-13日，財政部會計司負責同志分批約見“四大”中外合作所中方和外方主要負責人，聽取“四大”在華發展情況匯報，并重點就“四大”本土化轉制問題初步征求意見。會談過程中，“四大”中外合作所對本土化轉制均持積極態度。時任德勤華永中國首席執行官盧伯卿先生表示，財政部由持續推動本土所的國際化，到研究啟動國際所的本土化，方向完全正確，時機把握得也很恰當。時任畢馬威華振中國區副主席姚建華先生指出，“四大”本土化轉制是中國經濟社會和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必然選擇，本土化程度越高，“四大”在中國乃至全球發展的潛力就越大。時任安永華明董事長葛明先生認為，合作所續期不可取，本土化轉制是必然，安永華明內部已著手研究討論本土化轉制的路徑和方案。時任普華永道中天中國主管合伙人林怡仲先生提出，普華永道中天合作期至2017年，在穩妥處理合作協議中與外方有關約定的基礎上，越早轉制越有利，越早轉制越受益。“四大”中外合作所主要負責人對本土化轉制工作的認可和支持，更加堅定了財政部牽頭推動四大本土化轉制工作的決心和信心。

（三）明確目標。2011年4月6日，“四大”中外合作所轉制工作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在財政部召開。會議討論了領導小組秘書處起草擬訂的工作大綱和年度工作要點，明確本土化轉制工作的目標為：認真貫徹落實國辦56號文件“加快現有中外合作所本土化進程，在我國法律框架和統一市場規則下公平競爭”的要求，統籌推進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本土化轉制和特殊普通合伙轉制，通過轉制，著力改進和優化“四大”治理結構和管理體系，實現由具有中國注冊會計師資格的人員主導和管理內地“四大”的目標，同時充分、合理地考慮原境外管理人員的出路問題，促進本土化后的“四大”與其他會計師事務所公平競爭、和諧發展。同年5月-6月，領導小組陸續走訪“四大”中外合作所，并向“四大”中外方主要負責人通報了本土化轉制的目標，得到了“四大”中外合作所的一致支持。在統一思想和明確目標之后，“四大”中外合作所本土化轉制工作正式進入實質操作階段。

五、充分調研，準確把脈

根據部領導的指示，2011年7月-10月，轉制工作領導小組開展了本土化轉制問卷調查和實地訪談工作。問卷調查階段收到“四大”中外合作所對本土化轉制的意見建議等共100多條，基本理清了“四大”本土化轉制過程中迫切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實地訪談階段，“四大”中外雙方主要負責人再次聲明本土化轉制符合“四大”自身的發展戰略，有利于加快推進中國注冊會計師人才的培養，進一步提升中國注冊會計師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話語權，促進“四大”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與此同時，“四大”也建議財政部采取循序漸進的平穩過渡方式予以推進。根據問卷調查和實地訪談掌握的情況，財政部會計司基本摸清了本土化轉制過程中可能面臨的主要問題，主要包括三類。

（一）法律法規類問題。一是中外合作所合作到期后，外資退出在法律上是否需要履行解散、清算和注銷程序。二是外資退出后，“四大”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組織形式，在法律關系上是屬于原法律實體的變更和延續，還是設立新的法律實體。三是“四大”本土化轉制后，轉制前的法律責任特別是民事責任應當由誰承擔。

（二）政策程序類問題。一是轉制后是否允許一定比例的非中國注冊會計師擔任“四大”合伙人，合伙人的任職條件應當如何確定。這是“四大”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二是是否可以明確本土化轉制中的工商登記程序、財政審批程序、稅務過渡安排、合同主體變更、人事政策調整、外幣交易審批等事項的處理方式。三是原有的執業資質（如H股資格、證券期貨資格以及境外執業資格）是否可以延續。

（三）內部管理類問題。主要是轉制后的事務所需要重新申請成為“四大”全球網絡的成員所，需要理順與“四大”國際、“四大”大中華區、“四大”亞太區的關系，特別是需要保證轉制后的“四大”中國成員所能夠成為 “四大”國際的重要成員，成為其他國家審計監管部門認可的、高質量的中國會計師事務所。

六、明確原則，起草方案

針對調研過程中掌握的三大類問題和“四大”中外合作所提出的意見建議，轉制工作領導小組于2011年11月召開工作組會議，就每一類問題在工作層面進行技術磋商并提出初步解決方案，為下一步正式起草《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本土化轉制方案》（以下簡稱《轉制方案》）奠定了基礎。工作組會議研究提出了起草《轉制方案》和推進轉制工作的三項基本原則。

（一）尊重歷史原則?！掇D制方案》應當肯定境外人士特別是境外高管人員為中外合作所的發展所作出的歷史貢獻；轉制過程中，可以考慮給予符合一定資格條件的境外人士繼續擔任事務所合伙人的空間；對于不符合資格條件的境外人士，應當有過渡性安排，并做好相關解釋工作。

（二）平穩過渡原則?！掇D制方案》應當充分考慮國家法律法規、行政審批程序和事務所內部管理等方面的內在聯系和相互銜接，應當體現政府主管部門、行業協會和其他相關管理部門之間的政策協調。本土化轉制工作宜穩步推進，要給事務所留有一定的過渡期，避免國內外資本市場的不良反應，避免境外媒體借機炒作負面新聞。

（三）放眼未來原則?！掇D制方案》應當具有前瞻性，要充分考慮整個注冊會計師行業未來5-10年的發展格局和本土大所今后一個時期加快發展也可能面臨的某些類似問題（比如，本土大所也需要逐步吸收一些境外合伙人以加快國際化進程）；轉制方案應當明確本土化的階段性目標和最終目標，便于“四大”理解并據此合理安排具體工作，盡量減少轉制可能給“四大”帶來的業務風險和不確定性。

根據上述基本原則，財政部會計司著手起草《轉制方案》。2012年1月，會計司就《轉制方案（征求意見稿）》征求領導小組各成員單位、地方財政部門會計管理機構、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和“四大”的意見。在2011年12月-2012年2月三個月的時間里，會計司根據各方面反饋意見，對《轉制方案》作了20多次修訂完善，并最終于2012年2月底形成了《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本土化轉制方案（送審稿）》，提交領導小組全體會議討論審議。2012年3月2日，領導小組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對送審稿進行集體審議，并就聯合印發《轉制方案》達成共識。經各相關部門部領導審定，2012年5月2日，財政部、工商總局、商務部、外匯局、證監會正式聯合發布了《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本土化轉制方案》（財會[2012]8號）。

七、突出重點，周密安排

《轉制方案》是“四大”中外合作所本土化轉制的依據和指南。《轉制方案》共五章三十條，主要內容包括規范合伙人的資格條件、明確轉制的一般程序和有關執業資格延續、外匯登記手續、稅收政策銜接等?！掇D制方案》解決的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妥善安置事務所外方合伙人的問題。根據中國現行法律法規要求，“四大”中外合作所轉制為特殊普通合伙組織形式后，不具有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的境外人士不能繼續擔任合伙人，而這部分合伙人占事務所現任合伙人的約60%之多，如何在轉制過程中充分考慮外方合伙人的合理利益，避免因轉制工作影響事務所的人才需求和正常發展，成為本土化轉制工作的重中之重。對此，財政部和有關部門經過慎重考量，在《轉制方案》中提出了三項過渡性的制度安排。

（一）明確本土化的初級目標和終極目標。《轉制方案》將“四大”合作到期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組織形式后的5年內，作為本土化轉制的過渡期。本土化轉制的初級目標是自財政部核發“四大”新的特殊普通合伙事務所執業證書之日起，具備其他國家或地區注冊會計師專業資格的境外合伙人占事務所合伙人總數的比例及其在合伙人管理委員會中的比例不得超過40%；終極目標是至5年過渡期結束，上述比例不得超過20%.換言之，對“四大”合伙人，財政部確定的做法是做“加法”而不是“減法”，即在過渡期內允許大部分境外人士繼續擔任合伙人，但要達到《轉制方案》設定的合伙人結構比例，“四大”必須加快提升本土合伙人。這樣處理，既維護了外方的利益，又有助于確保本土化目標扎實順利推進。

（二）限定過渡期內境外合伙人的年齡結構。《轉制方案》要求具備其他國家或地區注冊會計師專業資格的境外合伙人的年齡不得低于40周歲。對于低于40周歲的境外人士，《轉制方案》鼓勵其通過考試取得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證書，進而符合在境內執業和擔任事務所合伙人的要求。據測算，轉制前“四大”內部40周歲以下的境外合伙人占合伙人總數的比例僅為5%-9%（平均約為7%左右），《轉制方案》對年齡的限定要求不會對事務所產生較大沖擊，“四大”對上述與年齡相關的要求也明確表示理解和支持。

（三）規定首席合伙人的資格條件。首席合伙人是“四大”內部履行最高管理決策職權的合伙人，首席合伙人本土化是“四大”事務所真正實現本土化的核心標志之一?！掇D制方案》規定，“四大”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組織形式后，其首席合伙人必須具備中國國籍（含港澳臺但不得擁有其他國家國籍）且具備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由于“四大”時任首席合伙人均不符合上述要求，為確保本土化轉制工作順利開展，避免“硬著陸”，《轉制方案》再次作出一項過渡安排，即：“四大”時任首席合伙人不符合規定條件的，可以在未來最長3年內繼續擔任首席合伙人，3年之后，其本人或繼任者必須滿足《轉制方案》規定的資格條件。這一制度安排有利于事務所內部新老管理層的平穩交接，有利于穩步實現本土合伙人的決策管理權。

八、輿論引導，營造氛圍

“四大”本土化轉制涉及組織形式轉型、管理團隊調整、境外合伙人去留等一系列問題，政策性強，影響面廣，國內外關注度高。在《轉制方案》出臺前后，個別境外媒體由于對本土化轉制工作的背景和《轉制方案》的內容不甚了解，作出了一些主觀猜測，出現了一些不實報道。對此，財政部會計司在財政部辦公廳、國際司、外經辦等司局的大力支持下，利用報刊、網絡等媒體就外媒普遍關注的問題及時作了正面回應，引導境內外輿情輿論朝著客觀、公正、積極的方向發展。

（一）本土化轉制不是要迫使境外合伙人退出。針對個別境外媒體有關“中國推進安永華明、畢馬威華振、德勤華永和普華永道中天四家會計師事務所本土化轉制，有迫使境外合伙人退出之嫌”的報道，財政部會計司負責同志在2012年5月中旬通過新華社、人民日報作出澄清。第一，中國政府不僅沒有“迫使”境外合伙人退出，而且一直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周全、穩妥地考慮“四大”合作所合作期滿后的出路問題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轉制方案起草過程中，財政部和有關部門認真聽取和采納了中外雙方合伙人的意見建議，“四大”合作所中外雙方最高負責人及其授權代表均對最終的轉制方案簽字確認，對中國政府以實事求是、開放包容的態度推進本土化轉制工作予以支持、歡迎和感謝。第二，正如多數境外財經媒體所言，合伙人具備所在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是國際慣例，“四大”在絕大多數國家的成員所均由本土合伙人管理和控制。盡管如此，此次中國政府推進本土化轉制工作并沒有“一刀切”，而是采取“老人老辦法”的原則對現有不具備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的境外合伙人給予5年過渡期安排，體現了中國政府最大的誠意和善意。

（二）本土化轉制不會降低“四大”的審計質量。針對個別境外媒體有關“本土化轉制可能降低事務所審計質量、引發信譽風險”的報道，“四大”中外雙方主要負責人均通過媒體作出了回應，指出本土化符合“四大”在華發展戰略，有利于“四大”事務所更好地為境內外客戶提供優質服務。與此同時，人民網于2012年5月23日發表題為《本土化轉制符合國際慣例》的專題文章，指出：第一，財政部高度重視轉制后“四大”事務所的質量控制。《轉制方案》要求“四大”事務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組織形式，進一步強化了事務所的執業責任，有助于增強事務所風險防范意識；同時，轉制后的事務所必須與國內其他大型事務所一樣在人事、財務、業務、技術標準和信息管理等方面做到實質性統一，有助于提高事務所質量控制水平。第二，轉制后事務所作為“四大”國際在中國的成員所，遵照中國法律法規、執業準則和“四大”國際專業標準執業，不僅接受中國政府及行業協會的監督管理，同時也受“四大”國際的指導和監督。第三，轉制后事務所的合伙人結構會有所變化，但其核心管理層的調整是漸進式的，不會對事務所經營管理大格局造成劇烈影響。從員工隊伍看，“四大”90%以上的一線員工均為本地員工，且多數為中國著名大學的優秀畢業生，在實踐中樹立了良好的職業道德，積累了豐富的執業經驗。本土化轉制為本土員工提供了更大更高的職業發展空間，必將進一步激發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不斷提高執業質量。

（三）本土化轉制得到了“四大”國際主要負責人的認可支持。財政部分管會計工作的部領導從2012年下半年起陸續會見了“四大”國際主要負責人，并借機闡釋了中國政府在本土化轉制問題上的立場、態度和誠意，得到了“四大”國際的高度評價和認可支持。時任德勤全球首席執行官邵思博強調，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均規定只有獲得本國注冊會計師資格的專業人士才能執行審計業務，中國財政部作出的本土化轉制決策符合國際慣例。時任畢馬威全球主席安茂德表示，本土化是國際慣例，是畢馬威國際一貫的理念，畢馬威國際完全支持和贊成中國政府的本土化轉制部署和方案。時任安永全球主席溫伯格指出，本土化是安永華明的最佳選擇，安永國際將繼續加大對華投資，加速本土人才培養，為中國企業和中國市場提供高質量的服務。時任普華永道全球主席戴瑞禮，時任普華永道全球副主席理查德，時任普華永道高級顧問、前匯豐銀行主席艾爾頓等人表示，普華永道國際理解、支持、配合中國財政部對中外合作所合作到期依法轉制的制度安排，承諾推動普華永道中國成員所提前啟動本土化轉制工作。

財政部面向境外媒體、境外市場和“四大”國際所做的解釋和宣傳工作及時、公開、透明、坦誠，收到了積極成效。許多境外媒體迅速作了跟進報道，反響正面而熱烈。美國《華爾街日報》指出，“在大多數國家，只有在本國注冊的會計師才能成為合伙人，所以新規（轉制方案）代表了中國政府的一種讓步”（因為在過渡期內仍允許符合一定條件的外籍人士繼續擔任合伙人）。美國《洛杉磯時報》指出，“本土化符合四大國際進入中國時所作承諾”。英國路透社指出，“新加坡會計師行業在1980年代經歷過類似的轉變（本土化），香港在1990年代后期也發生了類似情況”，“此類情況也將按部就班在中國內地發生”。英國《金融時報》指出，轉制方案“旨在推動外資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內地業務實現本土化”，“該規定提供了相當長的過渡期和回旋余地，以減少新規帶來的爭議”?？傊?，財政部高度重視與本土化轉制相關的宣傳工作，有針對性地作了一系列的宣傳預案并得到有效落實，取得了令人滿意的宣傳效果，為本土化轉制工作順利推進營造了良好的輿論氛圍。

九、平穩轉制，成效初顯

在制度層面出臺《轉制方案》和在宣傳層面取得社會共識后，“四大”本土化轉制進入實質性操作程序。根據《轉制方案》，本土化轉制工作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四大”中外合作所在合作到期后轉制為特殊普通合伙組織形式，解決“四大”在華持續經營問題。第二階段是轉制后的“四大”在過渡期內逐步實現本土化目標，即：至特殊普通合伙事務所設立批準日，不具有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的合伙人占合伙人總數的比例及其在合伙人管理委員會中的比例不超過40%；截至2014年12月31日，該比例不超過35%；截至2016年12月31日，該比例不超過25%；截至2017年12月31日，該比例不超過20%.

2012年7月5日，經財政部批復同意，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成立；7月27日，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成立；9月14日，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成立；12月24日，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成立。至此，“四大”全部完成組織形式的轉變，原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進入清算程序。2013年5月28日，財政部領導在會計司上報的關于“四大”本土化轉制有關情況的報告上作出批示，要求“繼續跟蹤進展”，確保轉制后的“四大”平穩運行。隨后，財政部會計司與國家工商總局、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外匯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部門的相關單位繼續保持密切合作，共同推進解決四大所轉制后面臨的工商、稅收、外匯、人事等政策的銜接問題。

2014年3月18-19日，會計司對“四大”轉制一年多來的運營管理情況進行實地調研評估。“四大”管理層一致表示，轉制后事務所客戶和業務保持穩定，具備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的優秀人才穩步加入合伙人團隊，事務所執業質量和核心競爭力進一步提升。

（一）本土合伙人穩中有升。截至2013年12月31日，“四大”合伙人總數為506人，比轉制初期增加101人，增幅達25%；境內合伙人（具有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比例上升至62%左右。“四大”事務所表示，根據其制定的人才培養計劃，具備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的合伙人比例預期至2014年底將達到65%以上，2016年底超過75%，2017年底上升至80%，確保符合《轉制方案》的規定。

（二）管理團隊日趨本土化。轉制前，“四大”最高決策管理機構為董事會，董事會成員共27人，其中中方董事12人，占比44%；轉制后，“四大”最高決策管理機構為合伙人管理委員會（或承擔類似職責的其他機構），管委會成員共49人，其中取得中國注冊會計師資格的人員35人，占比71%.“四大”表示，未來一段時期將有更多具備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熟悉中國市場和境內外商業規則的合伙人成為管委會成員，這些本土合伙人已經或有望在國際四大全球網絡中擔任領導職務或承擔重要職責，必將為四大所在華持續經營和參與國際事務發揮更大的作用和影響。

（三）業務運行平穩有序。轉制前，“四大”2011年度業務收入合計約人民幣100億元，占行業總收入的25%；轉制后，“四大”2012年度實現業務收入106億元，比上一年度增長6%，占行業總收入的比重保持不變，2013年度實現業務收入110億元，仍呈平穩增長態勢。調研過程中，“四大”反映，過去一年多來事務所的業務承接和客戶關系維系并未因為轉制而受到影響，市場對四大所特殊普通合伙轉制后承擔更大的法律責任表示認可，對四大所持續提升執業質量、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充滿信心。

調研評估過程中，財政部會計司隨機訪談了20名“四大”員工，涵蓋新晉合伙人、高級經理、經理、審計員等不同層級。“四大”員工坦率闡述了對轉制的看法和意見，并客觀評價了轉制對員工個人的影響。第一，“四大”員工普遍認為本所的轉制工作平穩有序，轉制之后在承做業務和與客戶溝通方面沒有感受到不適應。員工認為，事務所轉制后能夠保持穩定發展，一方面得益于事務所管理層在轉制過程中通過郵件、定期會議、個別談話等形式向員工宣傳政策，消除員工顧慮，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轉制方案》對過渡期的制度性安排，有利于事務所內部管理團隊和人才隊伍的穩定。第二，“四大”員工認為事務所轉制后更加注重執業質量控制。“四大”轉制后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組織形式，一個合伙人執業失敗既需承擔個人無限責任，也可能導致其他合伙人承擔連帶責任。“四大”員工反映，轉制后事務所的合伙人在項目上明顯投入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同時也時常對其他合伙人的執業行為予以關注和提醒，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事務所整體審計質量。第三，“四大”境外員工特別是香港員工認為特殊普通合伙轉制給予四大所境外員工真正法律意義上的合伙人地位，實現了境外合伙人的權責對等，堅定了他們在事務所長期工作和在中國內地長期發展的信心；與此同時，《轉制方案》給予境外員工考取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證書和擔任非中國注冊會計師合伙人兩種選擇，指明了境外員工在華發展路徑和發展方向，有利于事務所吸引和留住優秀境外人才。第四，本土員工認為轉制工作對于長期在“四大”工作、有著豐富執業經驗的優秀本土人才是重大利好，特別是轉制方案要求“四大”根據國際慣例逐步提高具備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的合伙人比例，使得“四大”在提拔合伙人時優先考慮同等優秀的本土人才，本土人才的上升通道更加順暢。

十、面向未來，再創輝煌

回首往事集百感，廿載耕耘再出發。合作經營二十年間，“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借助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快速發展的東風在華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四大”的品牌日益彰顯，“四大”的貢獻值得肯定。以“四大”中外合作所二十年合作期滿為契機，財政部黨組、部領導堅定貫徹落實國務院的決策部署，領導和推動“四大”中外合作所本土化轉制，取得了令全球會計職業界刮目相看的改革成就；財政部會計司會同部內有關司局和商務部、工商總局、稅務總局、外匯局、證監會等部門的有關單位，具體落實本土化轉制工作的操作程序和各項細節，確保轉制工作朝著預期目標穩步推進：“四大”國際及其中國成員所的高層管理者以敏銳的戰略眼光和開闊的國際視野，切實配合中國政府迅速完成自身組織形式脫胎換骨般的轉型，為在華持續健康發展奠定了扎實的根基。如今，展現在世人面前的是踐行本土戰略、立足本土市場、依托本土人才、參與國際競爭的全新的“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中國成員所。“四大”本土化轉制并非一蹴而就，組織形式的轉變僅僅是萬里長征走完的第一步，要真正實現人才本土化、業務市場化、標準國際化、客戶全球化的目標，任務仍十分艱巨。展望未來，我們堅信，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關懷支持下，在財政部黨組、部領導的正確領導下，在全國注冊會計師行業30萬從業人員的拼搏奮斗下，包括“四大”國際中國成員所在內的約8000家中國會計師事務所必將迎來新一輪的戰略機遇期和發展黃金期，必將為中國經濟改革、財稅改革和對外開放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注冊會計師行業一直在行動，從來敢擔當，永遠不懈怠，定當更奮發，立志創輝煌！

財政部會計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
（執筆人：楊敏、劉光忠、王宏、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