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稅費改革能否避免反彈，個人所得稅難題能否破解，企業稅收結構如何調整？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之外的第三個公共財政杠桿－－稅收政策，成為“兩會”上又一“熱點”。

　　農村稅費改革，走出“黃宗羲定律”怪圈

　　作為公共財政政治經濟學核心之一，賦稅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幫助相對貧困階層。

　　這個問題當前主要表現為農村稅費改革。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在農業，難點在農村，焦點在農民。這里最受關注的是農村稅費改革，特別是改革試點全面推開可能出現的反彈問題。劉德春代表說：“去年村里稅費改革，一畝地只交100多元，比過去少幾十元，農民得了實惠。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稅費改革在全國推廣，是對這項政策的充分肯定，讓農民吃了‘定心丸’。”

　　中國歷史上的稅費改革，從唐朝“兩稅法”、明朝“一條鞭法”到清代“攤丁入畝”等，都以農民減負開始，以更重的農民負擔告終。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此即“黃宗羲定律”。

　　走出怪圈，關鍵是鄉鎮機構改革。因此，這一稅收改革，將牽涉到中國村級民主制度和基層組織建設，也就是能否做到農民自己能管的事自己管，市場能管的事市場管，從而裁減臃腫空前的鄉鎮政府冗員。

　　貢獻再大，不納個稅也犯法

　　賦稅的另一方面是合理地累進征收富人的個人所得稅。

　　目前，中國面臨的偷稅漏稅逃稅難題，由于一些“富翁富婆”曝光而引起國內外的關注，從而成為今年“兩會”熱門話題。

　　葉建農委員說：“從1996年到1998年間，我國個體私營經濟占工業產值的比重增長速度，超過其占納稅比重增長速度的10％。扣除合理的減稅減負，納稅缺失至少50％。大量偷稅漏稅和逃稅，成為某些人暴富的主要手段一。”因此，他提出《關于完善個人所得稅征收的建議》。

　　確實，非公有制經濟目前已成為中國國民經濟和財政收入的新增長點。特別是中國稅制結構以企業性稅收為主，占稅收總額的93％，個人所得稅不足7％。衡量私營業主的納稅貢獻，當然不能不考慮企業稅。但另一方面，中國個人所得稅中40％來源于工薪階層。由于中國個人所得稅征收方式是代扣代繳，對工薪階層約束十分有力，但對于非工薪收入和非工薪階層則無力得多。

　　劉仲藜委員言簡意賅：“貢獻再大，不納個稅也犯法。關鍵是立法、普法、執法。”

　　企業性稅收：拿捏分寸很重要

　　中國目前的稅收，企業是個“大頭”。農業稅可以逐步減免，個人所得稅必須加強，而企業性稅收要防止成為企業成長的“緊身衣”。

　　厲以寧委員說，稅收政策應當主要從結構調整方面著手調整，制止“地下經濟”的稅收流失，加強稅收征管，并及早把生產型的增值稅改為消費型的增值稅。這一改革將促進企業發展和國民經濟增長，并有利于長期培植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