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每有“風吹草動”，關于“是否應該繼續征收利息稅”的討論均會引來舌戰不休，以至于在筆者看來，這已頗有一些“狼來了”的味道。

　　這一次的情況同樣如此。依據最新報道，央行辦公廳有關人士表示，“對于利息稅，李超主任日前的表述是，利息稅是財政、稅收方面的政策，屬于財稅部門的職責范圍。如果有這方面的需要，金融部門包括人民銀行會參與研究。”而并非此前一些媒體轉述成的“目前中國財政、金融部門正在對取消利息稅進行具體研究”。財政部有關人士亦表示，該部目前并沒有作有關利息稅方面的研究。

　　乍看之下，這又是一次媒體炒作下的“議題設置”，一個基本的判斷是，利息稅的開征，是經全國人大通過修改《個人所得稅法》完成的，而如今要取消利息稅，也勢必要經過全國人大修改法律的程序。換言之，不同于一般經濟政策的變更，稅種的設定、調整、取消，有著嚴格而漫長得多的程序要求。更何況，“是否應該取消”利息稅，本身還存在激烈的爭議。

　　但這又確實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壁壘分明的兩大陣營竟然有著同樣的理由要求取消（起碼是改造）或維持利息稅。譬如說，擴大國內需求、刺激居民消費，再譬如說，縮減貧富差距、推進社會公平。因此，在這個問題上，與其在技術細節上爭論不休，不如換用一種更為寬廣的視野來看一看，為什么利息稅這一稅制簡單、征管簡便的小稅種，每每被推到稅制改革的風口浪尖？

　　爭議的焦點在于利息稅有無取得預想中的效果，由此而引出的更本質的問題則是，用于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西方現代財政政策為什么經常在中國面臨著“橘生淮南則為枳”的尷尬。這個問題不解決，幾乎可以認定，就如開征了利息稅并未見得就能刺激消費一樣，取消利息稅也未見得就能刺激消費。更有甚者，整套旨在啟動經濟自主增長的財政政策都有可能因為傳導受阻而被質疑。

　　必須承認，我國目前所遭遇的消費不足、供給過剩、增長乏力并非成熟經濟體周期性發生的短期經濟非均衡。這就決定了任何政策若立足于“立竿見影”往往可能適得其反。具體到利息稅問題上來，無論持何種態度，首先應思考的問題是：為什么我們剛剛告別短缺時代，馬上就遭遇到了產能過剩問題？為什么我們剛剛解決了溫飽問題，馬上就遭遇到“超儲蓄”問題？

　　消費不足在這一兩年來尤為引人關注是正常的，它確實已經成為整個市場機制傳導鏈條上的瓶頸，而中國所面臨的困境則在于：為了實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需要解除舊的福利性契約，如教育、養老等，這在實踐中表現為預防性動機增強導致儲蓄傾向上升；而為了彌合需求/產出間的失衡，政府被迫以擴大財政收入及支出的方式進行總量上的平衡。但這一機制的脆弱性又使得它往往成為下一輪失衡的基礎。很顯然，這種體制性的缺陷并非利息稅所能承受之重。

　　無論如何，關于利息稅的爭論再一次讓我們看到了中國轉軌階段下財政政策傳導受阻的現實，以及以深化改革突破體制約束、完善市場機制的出路所在。如前所述，目前我國經濟運行中突出表現出的消費不足，其實質是因為轉軌過程中傳統體制因素和過渡性因素共同制約著市場效率的發揮，因此，無論利息稅取消與否，最多可能使問題的嚴重程度發生變化，也可能掩蓋問題或延緩對問題的認識和解決，故而不論這一政策本身有無變化，由其而引發的爭論應促使多方面、各層次改革加速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