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負是聯系稅收與經濟的直接指標，可分為宏觀稅負和微觀稅負。宏觀稅負是指一定時期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稅收總量與經濟總量的比例，一般而言它等于稅收總額/GDP；而微觀稅負則是指一種產品或一個生產經營單位的稅收與其稅基的比例，如企業的增值稅稅負=企業實現的增值稅/增加值。

　　一、目前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已趨于適度以往，我們經常性的提法是要不斷提高“兩個比例”，即稅收收入占GDP的比例和中央稅收收入占稅收收入總額的比例，隨著經濟與稅收形勢的發展，筆者認為“要不斷提高稅收收入占GDP的比例”這一提法已不再適應目前我國宏觀稅負的客觀實際。

　　從表面上看，我國目前的宏觀稅負的確不是很高，2003年為15.1 %、2004年為18.6%.而發達國家進入2000年以后，宏觀稅負基本保持在30%左右（當然，各發達國家之間宏觀稅負水平差別較大，美國的宏觀稅負基本上保持在20%上下）；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稅負則由小幅度上升轉為穩定狀態，進入2000年以后，保持在20.6～20.8%之間，變動幅度很小。單純以阿拉伯數字表示的比較結果看，我國宏觀稅負似乎低于20%的合理水平。

　　然而，科學合理的宏觀稅負應在保證財政收入盡可能滿足政府實現其職能需要的同時，又不至于損害納稅人對依法納稅的普遍尊從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用一個不很恰當的比喻就是“征稅就好比拔鵝毛，既要拔得多，又要使鵝不叫”。但是，從我國近年來的稅收征管實踐看，我們“鵝毛” 拔得不很多，“鵝”卻叫聲不斷，某些地區甚至引發了“鵝”咬人的現象。這是為什么呢？冷靜分析便不難發現，納稅人綜合負擔較重或地區間的倚輕倚重，對  稅收產生了“擠出效應”。

　　（一）名目繁雜的亂收費問題。我國存在名目繁雜的各種收費，導致納稅人綜合負擔較重，并使政府收入出現了多種口徑：口徑（1），包括財政收入、企業虧損補貼、預算外收入和社?；鹗杖?，并將其中的企業虧損補貼調整為財政支出；口徑（2），包括政府收入（1）和制度外收入，其中制度外收入沒有嚴格的定義，通常指在規范的財政體制之外由各級政府征收并支配的具有財政收入性質的資金；口徑（3），包括政府收入（1）、制度外收入和債務收入。三個口徑的政府收入對應著三個口徑的政府收入GDP負擔率，即：政府收入GDP負擔率（1）、政府收入GDP負擔率（2）和政府收入GDP負擔率（3）。2004年，政府收入GDP負擔率（1）達到27%；政府收入GDP負擔率（2）達到31.4%；政府收入GDP負擔率（3）竟然高達36.4%.實際上，目前的“三亂”是我們每個人都有切身感受的，正如社會上流行的“頭稅輕，二稅重，攤派是個水簾洞”、“一毛一毛地掙，一沓一沓地交”等，特別是個體業戶增值稅提高起征點、涉農稅收優惠政策等落實以后，一些收費竟然乘“虛”而入，而令人費解的是，個別收費的計費依據與稅收的計稅依據基本上是同一指標，且費率比稅率低，可費有時竟是稅的好幾倍。同時，稅與費的一個顯著區別就在于稅是無償的，費是有償的，既然一些部門收了繳費者的費，就產生了為繳費者提供經營場所、打擊假冒偽劣之類的義務，但是，一些部門在收了費之后，一旦“有事時”卻寧愿“一動不如一靜”，就這樣讓繳費者白白養著還自以為是、不以為然，令許多人在對收費倍感厭惡之余，對稅收產生了逆反情緒。而造成“三亂”屢禁不止的局面有體制上的原因，比如在一些山區貧困鄉鎮機構臃腫已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時，你讓他財政自收自支，他不搞“三亂”根本就不好過，因此，治理“三亂”不與機構改革配套進行是根本不行的。

　　（二）經濟指標的客觀性問題。我國不同地區GDP指標的客觀性程度不同，甚至差距很大，導致納稅人稅收負擔在不同地區倚輕倚重。目前，國家統計局已在努力提高包括GDP在內的經濟指標的準確性，但是數據還是有較大出入的，如國家統計局2005年首次公布了各省上半年的GDP數字，人們從中可以看出，部分相加又大于了總數，而在增長率上，只有云南和吉林這兩個省低于全國9.5%的增長率，其他所有地區的增長率都是兩位數，最高的達到20%，直到2004年，國家統計局還一直根據各級地方政府提供的數字層層匯總來計算GDP的總量與增長率，此種技術、方法和管理顯然已經落伍了。而一些地方官員為了追求所謂的政績，存在數字造假現象，下一任官員又總想比上一任官員體現出“增長”，導致會計信息失真，假數字年復一年滾動，特別是國有企業相對集中的一些北方地區，與南方某些地區的“藏富”相比，則更愿意“顯富”，南方有些地區往往把幾個GDP并成一個說，在稅收征管上則多采取“定額”、“包稅”等方式，待納入防偽稅控管理時，便彰顯出巨大的稅收增長空間，而北方的一些地區恰恰相反，導致名義上的稅收增長與GDP增長不相協調，特別是稅收占GDP的比重不高，卻又給人造成一種稅收征管不到位或別的地區稅收征管力度更大的錯覺。

　　（三）三大產業的構成比問題。目前，我國經濟領域劃分為三大產業，第一產業：農業、林業、漁業、畜牧業等行業；第二產業：采掘業、制造業、電力煤氣及水生產供應業、建筑業等行業；第三產業：批發零售貿易業、房地產業、交通運輸郵電業、金融保險業等行業。不同產業的平均稅負差距較大，大體表現為：第一產業低稅，第二產業適度但有輕有重，第三產業輕稅，因而平均稅負水平從高到底依次為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一個地區若第二產業占GDP比重較大，則其宏觀稅負相對較高。因此，判斷稅收與經濟的協調性，不僅要比較GDP的規模，還要看三大產業的構成比例，特別是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有多大。 以2003年為例，大連市來自第二產業GDP占GDP總量為47.9%，低于深圳、寧波、青島、廈門四個計劃單列市。

　?。ㄋ模┒愂照鞴艿目杀刃詥栴}。目前，我們一提到組織稅收收入，往往強調要做到“應收盡收”，實際上“應收盡收”是做不到的，不僅我們做不到，而且沒有哪個國家能完全做到，據有關資料公布的數字，美國承認稅收實際征收入庫數僅為實際形成稅收的70%，而我國公布的數字是65%，說明“應收盡收”只能是我們一種不懈的追求。然而，由于我國長期以來，稅收工作實行“以組織收入為中心”，且將稅收任務作為考核、評價稅收工作的重要條件，甚至實行組織收入工作的“一票否決”制，有時還將在完成稅收任務基礎上的超收作為“政治任務”、“重中之重”加以提倡，特別是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確保本級財力，對稅收任務層層加碼，而這種以滿足“量出為入”的財政剛性支出需要為主的稅收任務，較多時候與經濟發展相脫節，造成不同地區稅收征管力度差別較大，比如近兩年來，大連市的一些（市）區稅收任務持緊，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前期征管力度較大，稅收征管作用空間已經不大了，但是，為了完成稅收任務、確保財力指標，仍然要千方百計加大征管力度，更有甚者，由于地方財力緊張，一些（市）區組織收入工作始終難以擺脫虛增因素的困擾，比如巨額應退稅款當年難以及時足額退出去，不僅導致年度稅收收入基數虛增，而且下一年在虛增基數的基礎上再按一定比例加碼（從地方財力指標安排看，鮮有下一年指標比上年實收指標還低的現象），使這些（市）區每年組織收入的弦始終崩得緊緊的，正如有人所講：“如果把收稅看成上山取草，過去帶一把鐮刀，后來帶一把鋤頭，現在得帶一把鎬頭了?！毕喾?，一些稅收潛力較大、稅收任務偏輕的地區，則逐漸彰顯出稅收增幅較大的優勢。

　　二、企業微觀稅負適度性的判斷標準與指標調整僅以增值稅為例，目前企業微觀稅負適度性的一個重要判斷標準：企業的增值稅稅負（企業實現的增值稅/增加值）是否≥行業增值稅稅負預警下限，如果經常性低于行業增值稅稅負預警下限，則應作為納稅評估、稽查選案的重點加以關注。行業增值稅稅負預警下限的計算方法是：行業增值稅平均稅負 =應交增值稅/計稅銷售額*100%標準差（σ）= √∑（企業稅負-行業增值稅平均稅負）2/樣本量離散系數=標準差/行業增值稅平均稅負行業增值稅稅負預警下限的確定：離散系數小于0.6時為行業增值稅平均稅負減標準差；離散系數大于0.6時則用行業增值稅平均稅負乘上0.4與此同時，為了確保企業的增值稅稅負盡量做到不失真，還需要對企業實現的增值稅與增加值加以確認和調整。下面僅以企業的年度稅負為例：（一）對企業實現的增值稅的確認和調整目前，我們用于進行企業的增值稅稅負分析的增值稅指標，往往是增值稅的入庫數，即用一個會計年度（某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內，企業所有繳入國庫的增值稅去除企業的增加值，而在增值稅的入庫數中，包含上一會計年度12月份企業實現的而在本會計年度入庫的增值稅，還可能包含查補入庫以前年度稅款、清繳以前年度欠稅等非即期因素，不包含本會計年度12月份實現的而在下一會計年度入庫的增值稅，但是，企業的增加值中的增值稅卻是本會計年度的實現數，因此，判斷企業的增值稅稅負是否低于行業增值稅稅負預警下限，應以稅收與經濟的同類指標加以衡量，即用本會計年度企業增值稅的實現數去除企業的增加值，同時，對增值稅收入影響較大的非即期因素應予以剔除。

　?。ǘ┢髽I增加值的確認和調整企業增加值核算的方法主要有生產法和收入法：其一、生產法：增加值=總產出-中間投入+應交增值稅。總產出指核算期內企業生產的產成品、半成品和在制品的價值和對外提供勞務的收入；中間投入指在生產過程中消耗的物質產品和服務價值，即政治經濟學中的C2部分；應交增值稅由于是價外稅，單獨循環，不像其他稅金直接統計在總產出中，因此要額外加上。其    二、收入法：增加值=勞動者報酬+固定資產折舊+生產稅凈額+營業利潤。勞動者報酬指勞動者從事生產活動而從生產單位得到的各種形式的報酬，具體包括工資、福利費、工會經費、教育經費、勞動保險費、住房公積金等；生產稅凈額指企業繳納的除了企業所得稅和企業代扣的個人所得稅以外的其他稅金；營業利潤=主營業務利潤+其他業務利潤-銷售費用-管理費用-財務費用。

　　從理論上講，在不考慮減免和低稅率的情況下，從長期來看企業的增值稅稅負應接近17%，增值稅與增加值的彈性系數應≥1，但在實際分析過程中，企業的增值稅稅負總是圍繞17%上下波動，因而，我們在對企業實現的增值稅加以確認和調整的同時，對企業的增加值同樣需要確認和調整，并要重點考慮以下問題：其一、出口退稅問題。出口退稅并不構成企業的稅收負擔，但企業用于出口的貨物卻存在著未計增值稅而計工業增加值的情況，特別是大連市的工業增值稅與工業增加值進行分析時，由于工業對外銷售產值占全部工業銷售產值的40%左右，增值稅收入受出口影響較大，因而需要對工業增加值按照內、外銷比例進行分劈；其二、核算時間問題。企業增值稅的實現以產品是否售出為衡量標準，不論產品是何時生產，而增加值是從生產角度來反映企業的生產經營總成果，它等于當期生產的產成品、半成品和在制品的價值之和，不論產品是否售出，因而，如果企業產成品、半成品和在制品出現期末＞期初的情況，則應按物耗率（中間投入／總成本*100％）進行分劈，反之，如果出現期末＜期初的情況，則小于部分應“視同已售”；其三、價格指數問題。企業增加值計算一般采用不變價，增值稅則為現價，在現行稅制保持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價格對稅收的拉動作用十分明顯，因此在進行稅收與經濟關系分析時要充分考慮價格指數，如在計算工業增加值的增長率時，應剔除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增長率；其四、原料低扣問題。如企業大宗采購原材料，其原材料采購量＞當期原材料生產消耗量，會造成稅負偏低，而延期取得進項發票又會造成稅負偏高，因此，我們應就原材料抵扣做出調整，其一般思路是：只要原材料入賬就要同步測算其應“抵扣”的進項稅額。

　　結束語：鑒于目前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已趨于適度，且納稅人綜合負擔較重，因此提高稅收收入占GDP的比例，已不宜再過多采取政策性提高稅負水平的辦法（當然，在兼顧“保持稅收收入的總體增長”的前提下，進行有升有降、有增有減的調整還是必要的），而重點應以科學化、精細化管理為目標，切實加強稅源分析、預測和監控，努力提高稅收征管對稅收收入增長的貢獻率，讓稅收入庫數不斷“貼近”應征數，以此提高稅收收入占GDP的比例。同時，為了準確掌握具體企業微觀稅負的適度性，應特別注重對企業實現的增值稅與增加值加以確認和調整，使之更加科學而合理，為納稅評估、稽查選案等打下堅實的基礎，以便給稅負擠出上升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