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４年我國新稅制改革沒有采用一步到位的消費型增值稅模式，也沒有采用收入型增值稅模式，而選擇了只有很少國家采用的生產型增值稅模式，可能是基于三 個方面的考慮：不減少財政收入、消除投資膨脹和保持稅賦基本不變。這符合當時的國情和經濟運行模式。當前的經濟形勢相對于１９９４年稅制改革時已發生了巨 大變化：我國近幾年財政狀況不斷好轉；經濟從過熱轉向緊縮，擴大內需和外需成為當前的主要任務之一：“金稅工程”的推廣實施將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增值稅的征 管能力，減少稅收的非法流失。另外，生產型增值稅的缺陷業已在運行中暴露出來，說明其已不能適應我國當前和今后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必須作相應的調整。

　　一、選擇收入型增值稅的缺陷

　　生產型增值稅的實施結果不盡如人意，有觀點認為應該選擇收入型增值稅，或在向消費型增值稅轉換的過程中用收入型增值稅作為一個過渡，這其實是不合適的。因為：

　　１、收入型增值稅的經濟效率比消費型增值稅低。收入型增值稅對重復征稅的消除程度沒有消費型增值稅高，它只對外購固定資產的當期折舊部分所含的稅款進行抵 扣，而對非折舊部分則仍存在重復征稅問題，因而對投資的刺激效應比消費型增值稅低。同時，實施收入型增值稅的固定資產抵扣稅額總量并沒有減少，只是最初年 份可能少一些，以后逐年遞增，財政壓力會越來越大。

　　２、收入型增值稅的操作非常困難，征管成本高。外購固定資產當期應提折舊部分所含的稅款是無法根據發票來抵扣的，收入型增值稅在操作上否定了憑增值稅專用 發票扣稅的鏈條機制，計算繁瑣，稅基的核實難度大。理論上盡管可以通過企業的有關會計核算資料找到當期折舊的數據，但要與銷售的價值相對應，在實踐中是很 難做到的，因為折舊扣稅可能會成為增值稅征管的最大盲點。而且如果用折舊額來抵扣稅款，將會使稅款抵扣分別使用兩種方法：一是按購進扣稅法，扣除外購產品 部分的所含稅款；二是按實耗扣稅法，即根據銷售產品中所含折舊進行抵扣。這就又回到了我國曾經實行過的復雜的扣稅法上去，與增值稅的簡化征收原則背道而 馳，也會加大增值稅的征管難度。

　　３、收入型增值稅不符合國際增值稅的發展趨勢。我國加入ＷＴＯ后，各個方面都在加快與國際融合的步伐，故在稅制上也應與國際一般做法相接近。由于收入型增 值稅的扣稅方法太過繁瑣，征稅成本過高，選擇收入型增值稅既不能有效地緩解經濟緊縮的壓力，還會使稅收征管變得更加復雜和困難。而且采用過渡型轉換則類似 于在增值稅轉型上進行兩次變革，勢必加大改革成本，并招致納稅人的不滿。

　　二、選擇消費型增值稅的思考

　　目前一些學者認為，我國采用消費型增值稅的條件并不充分，容易造成經濟的急劇波動，所以只能采用收入型增值稅。這主要源于三方面的擔心：一是由生產型增值 稅轉換為消費型增值稅，短期內會造成財政收入的急劇減少，這個缺口無法彌補；二是消費型增值稅對投資的刺激作用過于強烈，容易造成經濟過熱，引發新一輪的 通貨膨脹；三是轉型后，在基礎工業和加工工業、資本技術密集型企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中西部內陸企業和東部沿海企業之間會出現稅賦相對不均，資本有機構成 高的企業在計稅時扣除固定資產后稅賦減輕，相對而言資本有機構成低的企業稅賦加重，市場競爭力弱化。對此筆者認為：

　　１、應從長期影響和宏觀均衡的角度來看待和解決增值稅轉型形成的政策性減收。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將會刺激投資增長，鼓勵新技術的使用，促進基礎產業的發展， 有助于從根本上改變我國長期存在的技術落后和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為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技術和產業支持。但在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后，短 期內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財政收入減少，從而不利于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１）關于新增固定資產抵扣造成稅基縮小和財政收入缺口的問題。首先，可借鑒國外的經驗。國外有代表性的做法有兩種：一種是比利時的做法，即允許抵扣外購 固定資產所含的稅款，但在最初若干年內只能按一定比例抵扣，以后逐年提高直至全額抵扣；另一種是前西德的做法，即允許全額抵扣外購固定資產所含的稅款，但 同時對固定資產投資開征特別投資稅，其稅率逐步降低直至過渡期結束。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可以將兩種方式結合一下，在實施消費型增值稅的當期，對新增的外購 固定資產所含稅款擬定一個起始的抵扣率，以后逐年提高直至全額抵扣。其次，可從整個稅制改革和征管效率提高上著手，比如：遺產稅和財產稅的適時開征；費改 稅的真正落實；違反ＷＴＯ原則的財政補貼性稅收優惠政策的清理；加大海關征管力度等等。可以借增值稅轉型的時機把其他的一些稅制改革措施推行下去，這些措 施的實施將在很大程度上彌補增值稅稅收的暫時減少。

　　（２）關于固定資產存量的抵扣問題。如果要真正不違背消費型增值稅的本質，實現新舊投資間的稅賦公平，就必須對固定資產的存量實行全部抵扣制。但我國固定 資產存量相當大，如允許所有已購置固定資產所含稅款進行抵扣，有可能使財政收入缺口過大，從而危及經濟的正常運行。一些學者提出應選擇轉型前若干年的固定 資產存量進行抵扣，但這種方式也同樣無法體現不同時期投資的稅賦公平。所以從我國目前的財力狀況和征管水平來看，可以對固定資產存量一律不予抵扣，以減輕 財政壓力。

　　（３）關于投資推后的問題。為了防止投資推后問題，我們可以延長過渡期（國外一般是５～１０年，我們可以選擇１０～１５年來完成過渡），并將轉型當年的起 始抵扣率定得盡量低點，此后逐年提高，使抵扣率提高的幅度與經濟受投資刺激增長的幅度相適應，經濟的增長將消化掉部分因抵扣率提高而造成的稅收減少。這樣 做的原因是企業在進行投資選擇時要考慮多種因素，如收益的時間價值、外購固定資產的價格波動、公司的財務狀況等，稅收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企業為了享受抵 扣的優惠就必須付出其他方面的代價，比如說投資時機的延誤、固定資產價格的升高等等。在這個問題上也同樣存在成本和收益的配比分析，如果將轉型當年的抵扣 率及其每年提高的幅度降低，則企業因推后投資得到的稅收方面的收益必然減少，發生投資延后的可能性就會變小，同時還可以避免因某些年份投資過大而導致的增 值稅大幅度減少以及由此造成的財政和經濟的太大波動。

　　２、轉型短期內造成的投資擴張有利于緩解通貨緊縮壓力，抑制結構性物價上漲。由于消費型增值稅允許一次性全部扣除外購固定資產所含進項稅額，客觀上會大大 刺激投資，從而引起投資需求過旺，導致需求拉上型通貨膨脹。這是在投資約束機制不健全、存在投資饑餓癥情況下必然產生的一種現象。但如果投資主體具有獨立 的利益約束和風險約束機制，其成本是嚴格按照市場來確定的，則消費型增值稅對投資的刺激效應會大大減弱。

　　從我國投資領域的實際情況來看，長期以來我國投資規模過大主要是由投資體制造成的，即對投資者尤其是國有投資者并沒有過硬的投資約束。理論上生產型增值稅 會抑制資本的投資，但舊體制下的盲目建設、重復建設等頑癥在我國經濟生活中還大量存在的事實說明，如果不加強投資約束，即使不改變增值稅類型也會存在大量 投資規模膨脹的情況。因此投資規模過大問題的解決要依賴于其他領域的改革，與增值稅類型并沒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初步培育了一批具有投資約束機制的市場主體，轉型之后，客觀上將極大地刺激投資需求，可能會造成短期物價上漲，但對我國目前的經濟態勢反而有良好的刺激效應。新型投資主體在投資約束機制下，投資方向將會更加審慎。

　　３、轉型所導致的稅賦結構重新調整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采用消費型增值稅后，在生產型增值稅下稅賦相對較低的行業其稅賦優勢也就消失了，而對基礎產業和 資本密集型企業來說，由于其固定資產的比重大，相對于加工工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而言，轉型對它們更有利。這就使稅賦結構在不同行業和企業間發生一定程度的 變化，這種變化將促進基礎產業和資本密集型企業的發展，客觀上有利于緩解原材料、基礎產業的瓶頸效應，有利于技術進步和設備更新，有利于提高我國產品的國 際競爭能力。稅賦結構的重新調整將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基礎產業的發展，這完全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方向。此外，這種稅賦結構的調整還對刺激西部投資環境， 縮小地區間經濟差異，支持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等都有重要的作用。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對傳統的加工工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也是有利的。在允許外購固定資產一次 性全部扣除所含進項稅額的條件下，只要不提高增值稅的稅率，傳統行業的實際稅賦仍會有一定程度的減輕，對這些行業的技術改造、設備更新將起到很好的促進作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