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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稅務雜志社和山東大學經濟學院聯合舉辦的“世界稅改趨勢與中國稅制改革”研討會于2002年6月1日至3日在山東省日照市召開。參加此次研討會的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中國稅務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山東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中央財經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東北財經大學、山東省國家稅務局等22個單位從事稅收理論研究和實際工作的財稅專家學者60余人。會議代表就世界稅改趨勢、中國目前的減稅政策、加入WTO后中國的稅制改革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一、 世界性稅制改革趨勢分析
(一)新一輪世界性減稅浪潮基本形成
與會學者指出,近幾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快發展,世界上許多國家尤其是經濟發達國家紛紛采取了減稅政策,推出了減稅計劃和方案,調低總體稅負。這些國家包括美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比利時、澳大利亞、英國、意大利、瑞典、荷蘭、葡萄牙、愛爾蘭、俄羅斯、波蘭、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希臘、捷克、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馬來西亞、哈薩克斯坦、印度尼西亞等。目前這一減稅浪潮洶涌澎湃、勢不可擋,并有逐步擴大和蔓延趨勢,表明新的世界性減稅浪潮已經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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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稅制改革采取的措施雖各有差異,但也有相似的特點和政策意圖。
1.直接降低公司所得稅稅率,并且是公布連續幾年的中期性持續降稅。比如,德國2001~2005年,將把企業所得稅稅率從40%降至25%,企業出售股份所得不再征稅(原稅率為40%~50%)。法國自2000年開始降低公司所得稅實際稅率,主要是降低公司所得稅10%的附加稅率,2001年降到6%,2002年降到3%,2003年全部廢除。由個人控股達75%,且年銷售額低于5000萬法郎的小型公司,其第一個25萬法郎的利潤在2001年適用25%的低稅率(普通稅率為33%),2002年降至15%.加拿大自2001年起,企業所得稅稅率由28%逐步降低,到2004年將降至21%.澳大利亞2000年7月1日起把公司所得稅稅率由36%降至34%,2001年7月1日又降至30%,并對個人持有1年以上的資產減半征收資本利得稅,目的在于擴大企業的盈利空間,減少或避免企業的虧損,緩解企業的經營困難,減弱失業率上升的壓力。連續幾年的中期性持續減稅,會給企業一個樂觀的投資和經營預期,起到刺激投資的作用。
2.降低個人所得稅的實際稅負。各國的做法大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直接降低邊際稅率,二是提高個人所得稅的扣除額(即免征額),縮小稅基。最有代表性的國家是美國。美國國會2001年5月通過了布什總統提出的減稅法案,宣布在未來10年內將減稅1.35萬億美元,全面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并簡化稅率級次。個人所得稅最低稅率當年由15%降低到10%;到2006年,最高稅率將從39.6%降到35%,36%、31%、28%三檔稅率都分別降低3個百分點;未成年子女的稅收抵免額從500美元提高到1000美元;遺產稅的免征額由減稅前的67.5萬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00萬美元及2009年的350萬美元,最高邊際稅率由55%逐年降至45%,2010年取消遺產稅,屆時將只保留贈與稅。德國2001~2005年間,個人所得稅的最低稅率由22.9%降至15%,最高稅率由48.5%降至42%,個人所得稅的基本免稅額由年收入13499馬克提高到15011馬克。法國2000~2003年間,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從54%降至52.5%,6級稅率中的前4級也大幅度降低。法國總統希拉克在競選中許諾,從2002年秋天起,個人所得稅減少5%,在任期內減負30%,減稅150億歐元。各國降低個人所得稅的政策意圖在于增加個人收入,擴大消費需求。另外,減少高中收入階層個人所得稅的實際稅負,也有利于刺激投資。
3.對企業投資給予稅收優惠。比如,美國允許新設備的投資實行加速折舊,并簡化折舊的計算程序,對R&D費用繼續給予20%的稅收抵免等。馬來西亞在2002年預算草案中的稅收政策方面,出臺了一系列所得稅和費用扣除的優惠政策,包括對投資鼓勵、出口服務以及中小企業跨國經營等多項優惠政策。這些國家制定許多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企業投資,或者吸引外商投資,以促進本國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
有的學者特別指出,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大都實行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收制度,因此,近期稅制改革的重點是對所得稅制度進行了調整,而流轉稅(間接稅)改革的動作不大。
(三)世界性稅制改革的主要原因
與會代表指出,世界各國進行稅制改革的具體背景和具體原因不同,但也有一些相同的原因。
1.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日益劇烈的國際競爭。各國的開放政策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國際間人才、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流動越來越頻繁,世界經濟呈現出全球化趨勢。而稅收是影響國家間要素流動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別是發達國家之間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差別不大,稅前回報率差別也不大,因而稅收對要素流動有特別重大的影響。稅收競爭是國際經濟競爭的重要手段,其實質是經濟競爭。但稅收競爭與經濟競爭又有區別:后者的主體是企業家,而前者的主體是各國政府。若政府的決策正確,就可為本國的企業創造有利條件,使本國在國際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一旦一國降低生產要素的稅負,生產要素就會迅速向該國流動,這會造成其他國家生產要素和稅基的流失,使其在競爭中處于劣勢。為了防止“產業空心化”和稅基流失現象的出現,其他國家也會馬上采取類似的減稅措施。
2.應對世界性的經濟增速減緩和滑坡。近年來,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陷入低谷,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后,經濟蕭條的陰云密布全球。如何遏制經濟衰退、刺激經濟回升,是各國政府必須正視的最嚴峻的問題,這使得信奉實用主義的各國政府不得不去檢討自己的政策。20世紀80年代以來,多數西方國家的政府信奉并采納了新經濟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采取減稅、削減或控制社會福利支出、控制貨幣發行量等一系列經濟措施,以抑制通貨膨脹,刺激經濟回升。這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以“降低稅率、擴大稅基、簡化稅制”等為基調的稅制改革。一旦經濟出現滑坡和衰退跡象,許多國家的政府便祭出稅制改革的利器以應對之。因此,在世界性經濟滑坡的形勢下,各國對本國的稅收制度進行適應性調整就不足為奇了。
3.經濟理念發生重要轉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至20世紀70年代,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信奉凱恩斯主義,逐步形成了一套能對經濟實施全面干預的稅收制度,其主要特征是高累進、多優惠。但到20世紀70年代,主要發達國家相繼進入了“滯脹”時期,凱恩斯學派的理論與政策已力不從心,各種反凱恩斯學派的非主流學派如貨幣學派、供應學派等新經濟自由主義乘機而起。這些學派理論的共同特征是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主張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近20年的經濟政策中,都貫穿了新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美國布什政府的經濟理念是,經濟發展的源泉在企業和家庭,而不在政府。美國需要的是小規模政府和更寬松的環境。財富是由勤奮工作、敢冒風險的人創造的,而不是政府。布什認為,20世紀80年代降低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推動了風險資本的產生,現在正是這些風險資本支持著網絡技術和其他技術的增長。新技術正在通過幫助公司取得新效率而提升創造性的經濟增長,“低稅收、有限管制、貿易開放的國家比之更大、更集權的政府和稅負重的國家增長更快,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因此,“政府應當把盡可能多的資源留給那些產生新思想、創造更多就業和更大財富的企業和公司?!保ú际舱Z)
4.原有稅制存在弊端。(1)邊際稅率過高,抑制勞動的積極性,不利于私人儲蓄和投資,不利于經濟的發展。(2)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嚴重脫節。(3)存在明顯的不公平因素。例如,美國原稅制存在對婚姻的懲罰性征稅因素,已婚夫婦聯合申報往往適用更高稅率,比單身要多繳稅。由于補助隨著勞動收入的增加而減少,有2個孩子的處于貧困邊緣的單身母親僅能得到收入增量的一半。在美國,一年收入2.5萬美元、帶兩個孩子的單身母親比年收入25萬美元的律師適用的稅率還高。(4)若干減免、扣除及其他優惠規定使稅收制度復雜化,不僅給納稅人申報、計稅帶來諸多不便,而且給偷逃稅行為以可乘之機,給稅務機關執法帶來了困難,使稅務機關疲于應付稽查征管和防止偷逃稅,難以降低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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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學者指出,近期各國的稅制改革由于時間不長,其效果尚不明顯。但可以預見的是,此次以減稅為主要特征的世界性稅改將產生以下積極效應。
1.經濟增長效應。從短期看,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提高扣除標準,增加抵免項目等稅改措施,都有利于減輕納稅人負擔,增強消費能力,增加財富積累。公司所得稅中增加公司資產的額外扣除,延長到期的抵免或扣除的期限,加之抵免稅收使用方向的限制,有利于刺激公司投資。從長期看,降低稅率,增加優惠,對改善經濟預期,提升私人消費和投資能力有著積極作用。增加對教育、教師的優惠刺激,有利于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和提升人力資本總體水平。接受大公司破產教訓實施有利于雇員利益的稅收政策,有可能減輕公司破產工人失業的社會震蕩。這些都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因素。
2.收入分配效應。各國稅制改革中實行的減稅措施旨在減輕納稅人的負擔,以此刺激經濟回升。這必然引發收入在國家和納稅人之間的再分配,在經濟增長緩慢甚至是負增長的條件下,難免出現財政赤字。由此產生的舉借國債、增加政府還債負擔等效應可以說是刺激經濟的必要代價。由于此次稅制改革各國都采取了比較謹慎的措施和步驟,估計對財政的影響不會太大。另外從稅收公平的角度看,有學者認為,一些國家采取的減稅措施(如美國)有利于增進橫向公平,但并不必然增進縱向公平。從長期效應分析,減稅將會普遍地減負,這將是更有利于中高收入階層積累財富的制度調整。
3.國際間的波及效應。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大環境下,各國為了提高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爭取獲得在資本、技術、人才等資源利用方面的綜合優勢,不僅重視本國經濟政策的調整,而且關注其他國家經濟政策尤其是稅收政策的變化。一旦他國的稅收政策作出變動和調整,便會立即審視本國的稅收制度和政策,并有可能在很短的時期內采取應對性的稅收策略。近期席卷全球的稅制改革潮流足以證明了這個結論。
二、關于我國目前的稅負政策
關于我國當前是否應實行減稅政策,與會代表就以下問題進行了探討。
(一)關于減稅的界定
與會代表普遍認為,稅負應是包括規范的稅收及稅外收費在內的稅費負擔,減稅應是減輕稅費負擔。減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終目的應是減負。
?。ǘ┪覈壳皯駥嵭袦p稅政策
與會代表普遍認為,就長期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尤其是結合我國加入WTO的背景而言,應當適度減稅。代表們認為,目前我國企業居民稅費負擔過重,有的代表估算為27%,有的代表估算為34.4%,均大大高于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稅負水平。應當減稅的理由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1.近年來我國稅收收入大大高于GDP增長速度的超常增長使企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負擔沉重,尤其是對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企業的剩余產品較少,對稅收負擔的承受能力較差,過重的稅收負擔使企業難以承受。
2.進入新世紀,世界性的新一輪減稅浪潮席卷全球,各國紛紛出臺力度較大的減稅方案,各國均將減稅作為刺激本國經濟發展、提高本國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從而導致各國稅制的趨同化。我國已加入WTO,與世界的經濟聯系更加緊密,過高的宏觀稅負不利于我國企業投資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3.過高的名義稅率導致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脫節,為對不同的納稅人實行不同的實際稅率提供了可能,從而導致實際稅負有高有低,妨礙公平競爭環境的形成。
4.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積極財政政策的政策工具應有所轉換,國債投資政策應逐步淡出,有選擇性的減稅政策應成為下一階段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
但就減稅的時機選擇而言,代表們存在不同看法。有的代表明確指出,雖然現在已錯過了減稅的最好時機,但仍然是減稅的較好時機。一方面,就國內經濟形勢而言,近幾年稅收增幅很大,財政有能力拿出一部分收入用來支持稅制改革;同時,1994年稅制改革時遺留的期初存貨稅款抵扣、外商投資企業超稅負返還和大部分過渡性減免稅優惠措施陸續到期,可使財政增收減支一大筆款項,而加強稅收征管、控制減免又為增收提供了相當空間,因此,應抓住當前的有利時機,深化稅制改革。有的代表指出,將財政困難作為反對減稅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改革恰恰應當在困難時改,越困難越應加大改革的力度,因為若沒有困難改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而有的代表則認為,應將短期的政治家的要求與中長期的經濟發展結合起來,兼顧財政收支平衡和減稅,但由于財政支出對收入增長的要求,我國近期內減稅較難實現。
(三)我國是否具有減稅的可能
代表們普遍認為,我國目前存在減稅的空間。
1.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縮小了實際稅率與名義稅率之間的差距,為減稅提供了可能。有代表指出,1994年我國稅制改革前,稅收征收率較低,據測算1993年的稅收流失率為49%,而近年來隨著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稅收流失率迅速下降,現在只有25%左右。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導致稅收收入大幅度增加,在實際上起到了增稅的效果。
2.目前我國已實行的部分稅收措施也說明我國仍存在減稅空間。近年來,雖然財政緊張的呼聲很高,但我國仍實施了停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提高出口退稅率、降低金融業營業稅稅率等減稅舉措,說明對財政緊張、沒有減稅空間的認識存在偏頗之處。
3.在有些行業和地區的稅收收足的同時,部分行業和地區的稅收并未收足,因此可以對稅制進行結構性調整,將應收而未收的稅收足額收上來,增加財政收入,為減稅提供物質基礎。
但是,代表們在認為減稅存在空間的同時,也普遍同意我國當前進行大規模減稅是不可行的,應進行適度的減稅。
另外,代表們還認為,減負不等于減少稅收收入。隨著減稅和稅制的結構性調整,近期內我國的稅收收入可能減少,也可能不減少,但就長遠而言,適當的稅改措施的施行和稅收征管的加強可能會增加稅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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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值稅轉型。代表們普遍認為,我國目前實行的“生產型”增值稅存在以下問題:(1)提高了我國增值稅的實際稅負。我國增值稅的名義稅率為17%,但若換算為大多數實行增值稅國家通行的“消費型”增值稅稅率,則高達23%,較大多數國家的增值稅稅率高,過高的增值稅稅負加重了企業的負擔。(2)“生產型”增值稅存在重復課稅問題。由于固定資產中所含的進項稅額不允許抵扣,使出口退稅不徹底,出口產品無法實現真正的零稅率,出口產品含稅出口必將削弱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競爭力;固定資產中所含的進項稅額不允許抵扣還會降低企業投資的積極性,不利于企業更新固定資產,影響企業的技術進步。因此,降低增值稅實際稅負、推動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轉型是當務之急。
但也有代表認為,從優化稅制的角度考慮,增值稅的轉型確實是必要的,但目前對“生產型”增值稅的指責卻存在言過其實的一面:(1)“生產型”增值稅確實存在重復課稅問題,但重復課稅對企業成本的影響不會超過1個百分點,且多數高科技企業并不是資本密集型企業,“生產型”增值稅對它們的影響更是微乎其微。(2)對企業投資而言,盈利潛力和軟環境比稅負更重要,且資本密集型企業不一定是高科技企業,因此,說“生產型”增值稅打擊了企業的投資積極性、不利于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言過其實。同時,由于目前的征管水平尚不高,增值稅轉型的條件還不成熟,所以,雖然增值稅轉型是必要的,但目前尚不是最佳時機。
2.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代表們在以下方面取得了共識:(1)合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我國現行的企業所得稅對內外資企業實行兩套稅制,由于稅收優惠規定和稅前列支標準不同,使得內外資企業實際稅負差別較大。有的代表指出,經測算,外資企業平均實際稅負為11%,內資企業為22%,國有大中型企業為30%,嚴重影響內外資企業間的公平競爭,因此,現行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應當合并。(2)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企業所得稅名義稅率過高,且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后,由于對稅收優惠的整頓和清理,可能導致外資企業實際稅負上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后,應適當降低稅率。
但代表們在以下方面存在不同意見。(1)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合并時間。有的代表認為,應盡快合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并應將稅收優惠與國家的產業政策相結合,逐步統一內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有的代表則認為,由于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后外商投資一直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將大部分被取消,只要合并后的所得稅稅率高于目前外商享受的優惠稅率,就意味著我國提高了外商投資企業的所得稅稅率,因此,其他國家的減稅和我國的增稅,兩種效應的作用結果可能對我國吸引外資產生不利影響,所以,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短期內無法實現。(2)企業所得稅稅率降低的幅度。雖然代表們普遍認為應當降低現行企業所得稅稅率,但在降低的幅度方面存在分歧。有的代表認為,結合世界性的減稅浪潮,我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應降低到24%~25%左右;而有的代表則認為,出于財政收支平衡的考慮,企業所得稅稅率應向30%而不是25%靠近;還有的代表認為企業所得稅可采用15%和27%兩檔超額累進稅率。
3.實行農業稅改革。代表們普遍認為,當前農民稅費負擔過重,農民除繳納規范的農業稅外,還承受著三提五統、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及數目繁多的吃拿卡要等負擔,農業稅費改革勢在必行。大多數代表認為,農業稅的改革方向為城鄉稅制二元合一,取消農業稅。但在以下方面存在分歧:(1)農業稅的改革步驟。有的代表認為,城鄉稅制二元合一現在就可以進行,而有的代表則認為這只能是遠期目標,近期能做到的是進行農村稅費改革。(2)農業稅的具體改革措施。有的代表認為,加入WTO后我國農業將受到很大的沖擊,而我國農業稅數額相對于我國的稅收總額而言微不足道,為了提高我國農業的競爭力,應在取消單獨對農業開征的稅種基礎上,對農產品只征增值稅,且近幾年內給予免稅照顧;有的代表認為,應取消農業稅,借鑒國外經驗,對農、林、牧、漁者征收所得稅和城鄉社會保障稅;有的代表則認為,應將農業稅逐步并入所得稅、增值稅中。有的代表認為,近期應取消農業特產稅,而有的代表則認為,農業稅不可免征,因為這將大大降低農業地區的財政收入,而且若免稅后再恢復征收納稅人心理上也較難接受,可以收取的農業稅支持“三農”。
還有代表提出,減稅成效的大小取決于減稅環節,鑒于我國目前是有效需求不足,生產環節減稅的效應不大,減稅應選擇消費環節,因此應削減消費稅、車輛購置稅等稅種。
三、加入WTO與我國稅制的改革和完善
?。ㄒ唬┘尤隬TO對我國稅制建設的要求
加入WTO,給我國稅制改革帶來了機遇和挑戰,也要求我們嚴格按照市場經濟法則調整現行許多與WTO原則不相適應的制度、行為和做法,更多地與國際慣例相結合。WTO涉及稅收方面的規則包括最惠國待遇要求、國民待遇要求、公平競爭原則、統一性要求、透明度要求以及發展中國家特殊待遇原則等,在這些方面,我國目前的稅制還存在著許多不符合或不適應的內容,需要進行必要的調整。其中,有些調整涉及的不單單是局部性問題,還需要通過全面的改革來完成。加入WTO后我國稅制的適應性調整和應對策略應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考慮:(1)如何從公平稅負、鼓勵競爭的角度出發調整、改革我國稅制中的不適之處。(2)在稅收上采取何種對策來提高我國商品的競爭力,加強對國內產業特別是幼稚產業的保護。綜合與會代表的意見,我國稅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應包括三方面內容:
1.降低稅費總體負擔,尤其是降低企業和農民的負擔水平。
2.優化稅制結構,一方面要降低流轉稅份額,提升所得稅的地位;另一方面要優化中央稅與地方稅的結構,在規范地方政府行為的同時規范政府收入形式。
3.加快稅收法制建設的進程。
?。ǘ╆P于稅制改革的推進方式問題
有的學者將對稅制的改革和完善區分為外延性建設和內涵性建設,認為,我國歷次稅制改革尤其是1994年之前的改革,一直把稅負的增減作為稅制建設的首要問題,過分偏重稅種的設置和組合,偏重稅制的外延性建設,而忽視了對稅制各要素如稅率、稅目、納稅期限、減免稅等的內含性建設。而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稅制,過分地寄希望于稅制的外延建設,靠增加稅種和提高稅收負擔來聚集財力,效果是極其有限的。因此,要建立一套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稅制,必須走以內涵性建設為主的新路。
有的學者在反思以往稅制改革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認為應對下一步稅制改革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論證和準備,避免倉促推出,急于求成。其思路是:
1.突破性的稅制改革正在逼近,但不會立即展開。就改革形勢而言,可分為突破性改革和漸進性改革,其中后者是常態,是對稅制的局部完善和修正。自1994年我國實施突破性稅制改革以來,漸進性改革一刻也未停止過。我國幾次重大稅制改革實踐表明,我國的突破性稅制改革的周期大致為10年左右,如果按這一規律推算,距離下一次大規模稅制改革或調整還有一段時間,我們還有時間對下一步的稅制改革進行更充分的醞釀、論證和設計,而不必匆忙改革。
2.我國稅制全面改革的最佳時機不是在加入WTO之初,而是在加入WTO并運行了一段時間之后。因為1994年的稅制改革雖然還具有比較明顯的過渡時期的色彩,但它畢竟形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稅制的初步框架,其所產生的積極能量目前仍在釋放過程之中。
3.諸如增值稅轉型等局部性稅制改革方案的設計,必須納入整體性稅制改革的框架之內。
4.要關注改革的法律程序,做好稅法修正與其他法律修正的銜接。稅法只是我國法律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稅法的每一個變動都需要相關法律進行必要的調整。
有的學者在研討會上辯證地闡述了稅制的國際化與本土化、理想稅制與理性稅制的關系問題。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應當借鑒各國稅制改革的先進經驗,堅持國際化、法制化的方向;但我們又必須從我國的具體國情出發,以我國的歷史和現實為出發點,選擇稅收制度,設計稅改方案。理想稅制是建立在純規范分析之上的標準化的東西,是我們不斷追求和靠攏的目標;理性稅制則是考慮了現實約束條件的貼近民眾、貼近現實的稅制,也許是我國稅制改革更務實的選擇。
?。ㄈ╆P于依法治稅和提高稅收透明度
如何利用加入世貿組織的契機提高我國稅收的透明度,實現依法治稅,是許多與會學者關注的焦點。根據世貿組織的透明度原則,稅收透明度應包括以下內容:(1)稅收法律、法規、規章等應在實施前提前公布,并保持相對穩定;(2)稅收法律法規等的制定,應遵循規范、透明的制定程序;(3)稅收執法規范、合理、公開、公正、統一;(4)稅收司法保障措施健全,納稅人能得到有效的司法救助;(5)稅收收入真實。
近年來我國在稅收透明度方面已取得了長足進展。但是,與WTO的要求相比,我國仍存在稅收透明度偏低的問題,主要表現為:(1)稅收法律、法規的立法程序不規范;(2)稅收法律效力偏低;(3)稅收法律條文模糊或相互沖突,使執法的隨意性增大;(4)稅收收入數據失真嚴重。
造成我國稅收透明度偏低的原因可歸結為4個方面:(1)立法機關授權過寬,導致行政部門成為事實上的稅收立法主體;(2)稅收立法程序簡單,缺乏公開性,納稅人無法發表自己的意見;(3)執法者素質偏低;(4)稅收工作將完成稅收收入任務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反而把依法治稅擺在了次要地位。
進一步提高我國稅收透明度,應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規范立法權限,提高稅收法律的效力層次。
其次,強化稅收立法程序,充分調動公民和納稅人在立法中的能動性。
再次,完善稅收執法程序,強化執法監督。
第四,改革稅收工作考核機制,強化依法治稅。
(四)關于關稅的調整
關稅的調整包括5個方面:
1.要在逐步降低關稅總體水平的同時,合理調整關稅稅率結構。按照加入WTO的談判承諾,我國關稅的算術平均水平到2005年要降至10%左右。在這種情況下,要利用WTO規則允許保護國內幼稚產業的例外條款,發揮關稅對民族產業的應有保護作用,并與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政策的要求相結合,不斷合理調整關稅稅率結構,形成“原材料——中間產品——最終制成品”、“比較優勢明顯產品——比較優勢不明顯產品——缺乏比較優勢產品”由低到高的梯級關稅稅率結構,以體現對產業的不同保護。
2.進一步清理和規范關稅減免政策,堅決取消某些不符合國際慣例的做法,防止變相減免稅。
3.整頓和治理保稅區,規范保稅區的功能界限和政策,使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境內關外”,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4.規范對加工貿易的管理??梢越梃b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將加工貿易納入保稅管理的范疇,通過保稅區、保稅工廠和保稅倉庫制度來加強管理。
5.研究建立反傾銷、反補貼稅制,保護我國經濟安全和國內產業,促進進出口貿易的發展。
?。ㄎ澹╆P于增值稅轉型
大多數學者認為,我國現行的增值稅制存在很多問題,應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加以調整。
1.改“生產型”增值稅為“消費型”增值稅。考慮到目前我國財政的承受能力,可選擇在受加入WTO沖擊最大的高科技、電子、汽車等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首先實行,而后再逐步推向其他行業。
2.擴大增值稅的實施范圍,對農業、工業、批發、零售及勞務服務交易領域普遍征收增值稅。
3.降低一般納稅人的認定標準,以降低小規模納稅人所占的比重,減少重復征稅。
但也有一部分學者對增值稅轉型問題持審慎態度,認為理論界對現行增值稅的重復征稅估計過高,同時也夸大了增值稅對企業投資積極性和高新技術企業發展的不利影響。增值稅的轉型是一項好的改革,但目前尚不是最佳的改革時機。究其原因,一是目前的征管水平和征管能力跟不上,因為一旦購進固定資產所含的稅款可以抵扣,則假票真扣、一票多扣的違章違法現象將防不勝防,征管稽核的工作量將成倍增加。二是增值稅轉型涉及到中央和地方財力的再分配,須謹慎從事。
?。╆P于消費稅的改革
我國加入WTO后,關稅的保護功能將日趨弱化,因此消費稅的功能應重新定位,充分發揮其調節消費和生產結構、保護國內產業的作用。
1.調整現有征稅范圍,將不利于環境保護的消費品和某些奢侈消費品、高檔消費品和高檔消費行為納入征稅范圍,而對一般消費品則不再征收消費稅。
2.實行差別稅率,對民族工業提供WTO規則范圍內的保護。對國內供應能力不足且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非生活必需品,以及國內具有開發潛力但沒有形成實際生產能力而且國內市場進口產品占優勢的產品,實行較高稅率;反之,則實行較低稅率。
3.改“價內稅”為“價外稅”。我國目前的消費稅屬于“價內稅”,而增值稅屬于“價外稅”,這種混合使用的方法,既缺乏理論根據,又影響價格和稅負的透明度,不符合WTO的透明度準則。從國際上看,實行“價外稅”是商品課稅的發展趨勢,也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價稅模式,因此,我國也應改變現行消費稅“價內稅”的做法,使其與增值稅一樣實行“價外稅”,其稅基也相應地改為不含稅價。
(七)關于統一企業所得稅制和其他內外稅制的問題
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制的觀點如前所述。
統一內外稅制,還要統一內外資企業及個人適用的其他稅收。目前,我國一些性質相同的內外資企業卻適用不同的稅法,如外商投資企業和外籍人士繳納的是20世紀50年代制定頒布的車船使用牌照稅、城市房地產稅,而內資企業和中國公民則繳納20世紀80年代制定頒布的車船使用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在計算征收和稅負上都有一些差別。再比如現在我國只對內資企業征收城市維護建設稅、耕地占用稅、教育費附加,而外資企業則不需繳納。這些問題既不符合WTO規則的要求,也不利于國家稅法的規范統一,有悖于稅收的公平原則,應盡快改變。
?。ò耍╆P于個人所得稅改革
代表們普遍同意以下觀點:(1)個人所得稅應由分類所得稅向分類綜合所得稅轉化。鑒于現行個人所得稅的分類課征模式存在弱累進性、有失公平及易于逃稅等缺陷,個人所得稅應由分類課征向綜合課征轉化,但鑒于我國目前的稅收征管水平和納稅人較差的納稅意識,可先改分類課征模式為分類綜合模式。(2)拓寬個人所得稅稅基。由于應稅所得采用列舉法及免稅項目過多等原因,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稅基過窄。因此,應將應稅所得的列舉法改為排除法,并清理過濫的免稅規定,以拓寬稅基。(3)簡化個人所得稅稅率。與分類所得稅制度相關聯,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稅率體系過于復雜,應結合分類所得稅制度的改革,簡化稅率。
但代表們在以下方面存在分歧:(1)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標準。多數代表認為,現行個人所得稅800元的費用扣除標準存在數額過低、形式單一等問題,使過多的工薪階層人員進入了納稅人的行列。有的代表認為應把調節個人收入作為個人所得稅的首要政策目標,現階段我國個人所得稅應以調節個人收入、縮小過分懸殊的收入差距為主,而不是以組織財政收入為主;重點調節的對象應是高收入者,而不是一般的工薪階層,因此應提高費用扣除額的標準,同時在確定費用扣除標準時適當考慮婚姻狀況、勞動者贍養人口等情況。由于我國地區之間收入水平差距較大,費用扣除標準不應全國一刀切,應參照各地實際,全國統一規定幅度費用扣除標準(有的代表提出幅度費用扣除標準可定為800~2000元),由各地自行在幅度范圍內確定本地的適用標準。此外,費用扣除標準應隨通貨膨脹情況調整。但是,也有代表認為,出于推進雙主體稅制建設的考慮,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功能應當受到重視,同時費用扣除標準較低可使更多的人進入納稅人行列,有利于增強國民的納稅意識,因此,個人所得稅的扣除額不宜過高。(2)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減少累進稅率級次。有的代表認為,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過高,稅率級次過多,增加了稅收成本,也降低了納稅人的納稅偏好,應當將超額累進稅率的累進級次減少到不超過5級,將最高名義稅率降低到35%或40%.但是,也有代表認為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個人所得稅45%的最高稅率近期可能并不高,特別是在我國沒有開征遺產稅以及財產稅并不完善的情況下,同時由于通貨膨脹率低,9檔稅率雖較發達國家平均值多一些,但負效應并不明顯。(3)分類課征模式的具體選擇。在個人所得稅分類綜合模式的采用上,有的代表認為應當將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等納入綜合課征范圍,其余所得仍分類課征;而有的代表認為應實行分類源泉扣繳、年終綜合申報。
?。ň牛┻m當開征新稅和改革原有地方稅
雖然代表們普遍認為,就總體而言我國應減稅,但許多代表也提到我國應在減稅的同時健全稅制,適當開征新的稅種,同時推進原有地方稅種的完善。代表們提出我國應開征社會保險稅、遺產稅和贈與稅、證券交易稅,并完善財產稅、城市維護建設稅、資源稅等稅種。在進行上述稅制改革的同時,逐步取消稅外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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