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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鐵軍：農村稅費改革與公共服務
我們都知道中國是一個城鄉二元體制結構，在政府財政體制和服務體制上都有明確表現，因此我們談基本公共服務的時候，我們應該注意城鄉二元結構是兩套制度，介紹一下農村的財稅與農村的公共服務。
首先看形成城鄉公共服務結構，首先因為我國經濟連續50多年增長，初期是工業化導向，中期是城市化導向；對內自我剝奪完成原始積累，對“三農”剩余的大量提取造成典型的、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不可能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殖民化向海外獲取資源來完成工業化。要現代化就是工業化城市化，就要積累，積累就是這樣來的。短期是否可能打破這樣的體制呢，可能性不大，但是還是要努力。
接著看，中國的宏觀背景是一種行政指導型的城鄉二元結構社會，政府自上而下單向治理；不同于城市的鄉村治理結構。我們體制的最大優勢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集中的體制本身他們認為是一種體制的好處，是行政主導的體制。其制度收益表現為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另一面還有制度成本，制度成本一般有強勢集團向弱勢集團轉化，在這樣一種社會下，出現了不同于城市的鄉村治理。我們今天要談的公共服務，或者叫做公共品等等。這些東西其實是與鄉村治理結合的，因此我們應該知道鄉村治理和城市治理是兩套體制。
中國50年經濟周期趨勢，中國50年來經濟的積累，成本一定是一個轉移的過程，他的制度收益表現為中國幾乎是依靠內部原始積累來完成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這可以與其他人口發展大國比較，到目前為止，所有人口超過1億人的大國，沒有一個完成工業化，中國靠的是體制優勢，體制優勢的制度收益被工業化收取，工業成本變成三農問題。
2003年以前，整個國家財政叫做“建設性財政”，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的“建設型”國家財政與“吃飯型鄉鎮財稅體制”轉型，1984-2004年完成農村家庭承包制以后的鄉鎮財稅與行政體制變遷。2004-2006年“免賦”導致縣級統一財權。大家都說公共服務，但尤其是改革以來，通過我們的財政和GDP的數據，1992年中國宣布改革，1992年財政占GDP的數據急劇下降，80年代時財政占比84%左右，1993年開始就在10-14%，最低年份不到11%，財政占比下降到11%左右的時候，一般情況下很難再提供公共服務，所以說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的財政，政府是建設型，從兩次改革，1984-2004年的改革是在財政壓力下進行改革的，改革為財政承包體制。這個過程中，有一個農村財政體制的重大變化，就是財政部發文允許縣以下鄉村執行自收自支，以前沒有的，以前的人民公社是生產單位，財政落實到公社，但是伴隨于另外一套體制。總之，1984年我們開始實現撤社建鄉，撤隊建村，允許自收自支，這是第一次改革以來的鄉村財政改革。第二次是1994年實行。2004-2006年，出現的免賦，出現了免除三稅的情況。出現了撤鄉并村，公共負債暴露的問題，村級“一事一議”大多數不可能執行，鄉村公共資源私利化。很多改革都執行不了，大部分不能執行。當大家討論基本公共服務的時候，農村的基本公共服務是另外一回事，與農村的財政是不相關的。
改革前農民事實上承擔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義務，城鄉分割的公共品供給機制，城市基本服務均等化和福利單位化，農村社區化，赤腳醫生加民辦教師，小農經濟可以提取的剩余總量非常有限。 改革后政府失靈、市場失靈，面臨雙重困境。因為2003年財政轉型了，財政轉型重要內容是加大對農村的投入，三農問題成為重中之重。
2003年以后，公共政策大量出現，農村的公共還是需要討論的，于城市不一樣。新農村建設是什么？第一是國家發展戰略調整，政府承擔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二是發展主要向外部發展。如何解決農村公共品均等化呢？先要解決投資不足，再調整結構，增強農民可談判的資源。
最后一點為什么要強調農民主體地位，為什么要強調農民組織化，假如農村基層缺乏載體，新的政治體制是很難銜接的，很多例子教訓證明，基層的行政化體系與新政策的結盟不是一回事。公共服務如果對應的是私立化的行政，對應的是經營結盟，如何公共，首先提高農民組織化的政府，再說政府主動跟農民組織構建伙伴關系，實行良性的互動，公共服務才能到位。
如何使社會資源轉化為社會資本，這是發展中國家解決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領域，我們講提高農民的談判地位等等，是一定要在農民現有的社會資源、人力資源等使之向社會資本轉化，才有可能實現基本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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